（图源：视觉中国）

历史，作为过去的人类社会的行为和现象，是经济学的应用场景之一。经济学说得清楚，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局限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而合约安排又决定着人们的行为选择。因此，欲了解历史，从合约安排的角度入手，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

《经济学看历史——封建·钱荒·小农经济》一书，便是循着这一理论路径，观照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有趣和重大事件：上古社会为什么贵肉贱鱼、春秋霸主为什么崛起于边陲、统一中国的为什么是秦国、“王莽改制”为什么失败、宋朝为什么鼓励人们喝酒、宋代何以站上古代中国的经济高峰、明代漕运为什么没有选择海运、古代中国为什么轻贱商人、“小农经济”缘何延续了两千多年等等。

举例以明。传统中国往往将酒视为不祥之物，小则败事，大则亡国，所以对人们的饮酒行为屡加约束，甚至百计遏抑，出台各色的“禁酒令”。但宋朝却是一个例外。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朝廷不但不禁止人们喝酒，反而想方设法地竭力诱惑百姓喝酒。譬如，王安石推行新法时期，开设在城楼的官办酒肆，当街以歌女招徕顾客，刚从官府借到“青苗钱”（政府经营的小额贷款，乡村户和坊郭户皆可借贷）的百姓，不敌诱惑，入肆饮酒，一顿喝下来，便花掉了贷款的十分之二三。在政府的倡导之下，两宋的酒类消费市场格外繁荣。北宋首都汴京城内酒楼林立，“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东京梦华录》）；南宋行在临安，酒肆遍布，“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也”（《武林旧事》）。作者在《“若要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宋朝为什么鼓励人们喝酒？》一文中对此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酒课收入在宋朝财政收入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分析了宋朝酒类专卖的三种制度安排，解释了垄断之下为什么依然有效率，从而为宋廷从酒业中敛取了庞大的财富。

又譬如，传统中国把人分为四类：士农工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且不论，即便在农、工、商三者中，商也排在前两者之后，敬陪末座。传统中国为什么将商业贬为末业，把从商的人置于四民之末，施以鄙视的眼光，轻之贱之？作者指出，其实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商业及商人并未为当时的社会和人们所歧视，商人的形象是积极正面的，及至战国才风向突变，商业和商人成了各国打压的目标。那么，这变化因何而起？战国之后的历朝历代为什么要抑商轻商？传统社会的主流答案，或曰商人唯利是图，或曰农人辛劳商人安逸，或曰百姓弃农经商会动摇国本。其实皆言不成理。作者深入分析指出，战国之后历朝历代“抑商”之真正原因，是缘起于商人“流动”的职业特性。因为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流动性越强，治理成本越高。要降低整体的社会治理费用，减少从商的人口而提升务农人口是当然的选择。“重农抑商”，理有固然矣。

自然，作者也在序言中指出，以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历史，只是解读历史的一种角度或者说一个维度。但倘若要深入地了解历史的来龙去脉，这个角度和维度是不可或缺的。

《经济学看历史——封建·钱荒·小农经济》

华 说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