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

熊秉真 著

周慧梅 译

上海贝贝特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熊秉真教授是中国儿童史研究的开拓者，《慈航——近世中国的儿童与童年》概括性地评述了宋代以降中国传统社会对儿童和童年的观察、体认和规范。作者广览各种类型的史料，为读者呈现了一幅镶嵌在传统社会里的儿童和童年的全景图，为中国儿童史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内文选读：

传统中国的儿童与童年

迄今为止，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儿童和童年的研究关注，远不如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心理史作为首次激发童年史的领域，尚未引起中国历史学家足够的重视。儿童和童年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主要力量都是以完全不同的问题为中心的。任何对中国历史上的儿童和童年的初步考察，都会呈现出与西方类似的研究工作不同的结果。

在这种普遍被遗忘的情况下，最近有两部作品详细论述了中国的情况。一部是乔恩·萨里对成长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学童的生活过渡性的研究，即《童年遗绪：成长于危机年代里的中国人1890—1920》（1990）；另一部是司马安主编的《中国人的童年观》（1995）。乔恩·萨里的研究是唯一一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童年经历的专著。正如书的标题和许多章节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乔恩·萨里重点考察了“成长为中国人”的问题，特别是放在“危机时期”的近代社会中的这种经历的特殊性上。这是一项内容丰富、细致入微的研究，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它肩负着许多任务，回答和提出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然而，它的主要目的是展示特定一代的精英学童如何在社会和政治动荡中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自我管理，运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关于性格形成和人格发展的论点。作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在对清朝末年（1644—1911）和近代以来（1912 年至今）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精英群体的研究中，乔恩·萨里揭示了关于社会化、身份形成和个人危机的社会心理学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有用，但作为知识工具终究是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乔恩·萨里的资料对象是七至十四岁少年，甚至是十五至二十岁早期青年，而不是儿童。因此，他只是部分解决了所提出的关于中国人“学做人”的方式的问题。婴幼儿、儿童和年轻人之间在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差异几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处理。即使如此，这部作品仍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开拓之作。

《麟趾图》，作者不详。这幅画是后来的画家模仿周昉的《麟趾图》而作。画中展现了宫女温柔地照顾皇室儿童沐浴更衣、坐爬玩耍的情景，虽然这幅画描绘的不是普通家庭的儿童，但表达了人们的共同希望与愿望。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如其书的标题所示，司马安的专题讨论集，是对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童年观点”的一个概述。它从中国19—20世纪的各个角度（文学、艺术史、历史、医学、哲学等）探讨了童年问题。虽然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童年史”，但正如约翰·萨默维尔简洁明了地指出的那样，该书关注的是“文化和精神层面”，呈现了一个很好的关于“儿童社会史”的早期阶段。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优点。司马安对与儿童相关的思想哲学、民间神话和圣徒传记起源的回顾，以及巫鸿关于中国早期艺术中的儿童形象雕刻的研究，都是有益的探索，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吴百益对近世中国亲子关系演变的精彩介绍，带来了丰富的信息。文章从中国家庭关系和情感生活的内心世界出发，论述了有关幼儿状况的问题。文章利用大量的丧葬文化文献（悼亡诗词和墓葬铭文）来获取童年的经历层面和成人、儿童关系形成过程中情感纽带的构建。吴百益还指出，从宋以前（大约10世纪）到18世纪，出现了关注儿童的总趋势，特别是受到王阳明（1472—1528）学派哲学的影响，并开始了“儿童崇拜”。吴百益对父女之情的描写以及在受过教育的中国家庭中对年轻女孩的潜在的偏爱，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该专题讨论集中的其他几篇文章讨论了与近世中国婴儿和儿童生活相关的问题。费侠莉对生命之初的概念及其在生物医学资料中的起源进行了分析，使读者熟悉了关于出生、生长和发育的基本术语和概念。安·沃特纳对明代社会中杀女婴、嫁妆制度和竞争激烈的婚姻市场之间可能存在的性别联系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并结合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对“儿童的性别地位”的世界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梁其姿将19 世纪中国儿童救济机构的新特点与早期的同类机构以及西方的儿童救济机构进行了对比。她认为，当时的新观念是将儿童视为一种属于社区的社会存在的观点，但与此形成冲突关系的是，儿童从国家获得的保护性待遇将越来越少。

《街边小儿科》。这幅画是（清代）沈源所绘《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细节。这是一幅清代仿宋画的局部，画的是一家专门治疗小儿疾病的诊所，招牌底部的四个字表明，营利并非是唯一的追求目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整体而言，司马安主编的专题讨论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为中国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话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部分结论是该领域的初步尝试，尚待进一步的澄清和更系统的研究。尽管有这些优点，但作为第一次全面审视中国童年研究的尝试，在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是不足的。首先，对儿童和童年概念的概念化和处理不严谨。作为此类作品中的第一部，它将关于妊娠以及《红楼梦》中的青少年或当代的“叛逆青年”的文章纳入其中，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为了避免得出过于模糊的结论，需要做大量工作来区分传统中国与现代生命阶段的概念差异，包括婴儿期、儿童期（早期儿童期、后期儿童期）、青少年期和青年期。其次，学者需要建立一个更清晰的知识框架，以便从这些有时是稀疏的、随机的、看似轶事的、跨越长时段和不同地区的观察中得出更系统、更平衡的分析。

这些案例的“中国性”以及它们在时间上的变化，需要进一步解释。纵观中国历史上关于儿童和童年的各种观点，会让读者对“普遍性”与“特殊性”或理论概念与日常实践相对立的熟悉问题，产生一种无解的好奇心。读者无法确定围绕这些观点了解所发生的历史变化的基本特征，更无法确定中国人的童年观念在过去的比较意义。有人可能会问，这项调查是否吊起了学者对中国儿童观的胃口？它是否诱使我们去发现中国儿童的经历本身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几千年里，是好是坏？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代表了谁的童年观或哪些儿童的童年观，在什么时期，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情况下，经过什么过程，出于什么原因发生的变化？在这些基本问题得到正视之前，我们对与儿童和童年有关的事物的观察和关注，对于智识构成研究来说将仍然是肤浅的，甚至是无用的。

其他相关研究也部分探讨了这些问题。安·沃特纳对收养习俗的调查，以及王刘慧辰和费侠莉对族规和家训的分析，解决了中国家族史的关键问题。梁其姿对孤儿救助机构的研究，揭示了幼童生活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她对清朝早期教育的研究，揭示了影响“抚育”儿童的家庭以外的力量。此外，刘翠溶、李中清和康文林·坎贝尔及其同事在中国历史人口统计学方面的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统计数据，并回答了有关婴儿出生、死亡和治疗的关键问题。即使是植根于对新生儿生命伦理文化的特殊态度的思想史和道德哲学著作，也能对历史上“儿童”的态度或管理方面有很大启示。韩德林对16世纪士绅学者吕坤（1536—1618）的关注和考察，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所有这些都要求对儿童的生活有一个更有条理的理解，一个植根于经过证实的概念框架。

在这种背景下，本研究作为在不同情况下准备的论文和讲座的集合，它不是一个预先设想和全面执行的专题研究。因此，这些文章很难满足或有条理地介绍近世中国历史上的儿童与童年的要求。然而，当与中国学界的其他知识分子一起考察时，这项研究确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和系统的探究。尽管这不是对这一主题的全面讨论，但这是对中国历史上与儿童和童年主题相关的几个话题进行的多角度、广范围的叙述。它提出了广泛的历史问题，虽然答案可能并不容易得到。

（本文节选自《慈航》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