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作为社会学家，还是作为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都是应该持续研究的对象。但是，我不专攻社会学，只能凭我研究学者散文的印象，谈他的三件小事。

第一件事，是王力先生讲的。王先生在记他为什么写《龙虫并雕斋琐语》时说，他正卧病在床，费孝通来看他，希望他为《生活导报》写点文章。战时生活困难，教授不能按时足额领到薪水，我读书，看到一些大中小学教师回忆说 ，某某朋友把他在某校的几个“钟点”让给他，常常嘘唏不已。在生活困顿时，朋友之间相濡以沫，正是交友之道。费给王介绍供稿的报刊，是给朋友找一条生财之道。王自己坦白：“我开始写小品的时候，完全是为了几文稿费。”

第二件，是他在吴文藻先生95周年诞辰的即席讲话。当时，他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国家领导人”，但他在老师的纪念会上，回归社会学的本行，说的话全是老师教给他的那一套，没有一句官话。他说：“以前的师生关系同现在有所不同，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从亲属关系延伸出来的。中国社会基本关系是亲属关系，亲属关系从血缘上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亲属关系延伸出去就成为师生关系。过去很多地方的汉族农家都保存着一个牌位，叫‘天地君亲师’……我今天回来是给吴先生过阴寿的……吴青叫我费哥儿，这就是亲属关系延伸到师生关系。我们过去把老师看作同父亲一样的人，故在‘师’字后面加了个‘父’字，叫师父，吴先生的爱人冰心我们叫师娘。”听他的这番讲话，我就想到他在《乡土中国》里写的“差序格局”。他在纪念老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吴文藻先生时，好像是向老师的灵位禀告，表示他这个学生没有变。

费先生身居高位时，经常到外地视察。因为他本来是个学者，我就注意他的行踪，看他在视察时说了些什么话。我的印象是，他对城镇化有自己的一套思路，源头还是从《乡土中国》来的。

第三件事，是他对朋友浦熙修的关心。1949年前，浦还在《新民报》当记者时，他就读这位名记者写的报道，特别注意阅读浦给《观察》写的“南京通讯”，这也是知识分子对国事、政局的关注。后来他和浦同在政协，浦在编文史资料，他们常常一起下去参观学习，他叫浦熙修“浦二姐”。为鼓励浦练字，他送给浦一个铜砚盒。1970年代初，京津沪召回一些在干校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让他们用其所长，翻译外文书籍资料。他和吴文藻、冰心应召从干校回京，师父师娘弟子共同翻译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这部书的旧版，老师和学生的排名，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貌。在《费孝通散文》里，有一篇《纪念文汇报的女将》，写到他去看望病中的浦熙修——

1970年我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动已不便， 但没有半点愁容。她说她很想吃我老伴煮的红烧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骑自行车把肉送去。我们分手时 ，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我骑来的自行车，就说，你好好养，养好了，我教你骑车，一同去沙洋的长堤上比赛。这是一个多好的美景。我们就在这想象的美景中永别了。她去世时，我还在干校。

那一年，费老60岁，按那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衡量，他也是老年人了。一个老年人去探望正生病的老年朋友，这位朋友既病且贫，形单影只，只想在临死前吃一口费家的红烧肉。费家赶紧做好，骑自行车送到病床边，让多年的朋友感到了人间温暖。这一年，浦熙修去世。

从这三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费老是个重感情、始终维护朋友之道的大学者。他虽然留过洋，做过官，但还保持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没褪色，没变。

>>作者简介: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审，著有散文随笔集《寻找丹枫阁》《陈谷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