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故中的中国》

鲍鹏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本书讲诸子，讲人性，更讲美丽伟大的心灵；有史论，有洞见，更有真挚热烈的感情。通过本书所选的九则典故，鲍鹏山从源头上为我们揭示了中国人如何认识人与宇宙的关系，如何理解人与我的关系，如何开始个体的自觉，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存在等。从这些典故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过去，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内文选读：

中国人的人性与道德（节选）

为什么“人性本善”是一个“好的”信念呢？因为，这种信念，可以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学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前道德问题”。

什么叫“前道德问题”？我来简化一下，道德问题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这样一个命题：我要做一个好人。那么，“前道德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人。也就是说，社会必须回答人们为什么要做好人的问题，然后才能够让人们心服口服地去做一个好人，你只有先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的人，然后才能要求我们道德。这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就是“前道德问题”，“前道德问题”就是“为什么道德”的问题。

但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理性的人是自私的人，自私的人会问：实行道德对我有好处吗？我做一个好人，对他人有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对自己有好处，却是充满问题的。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好人不仅在当下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牺牲，并且也没有可预期的“好报”。

孔子的学生子路就曾经对好人有好报产生过非常严重的怀疑并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子路跟着孔子40多年，可以说是忠心耿耿，非常坚定，孔子对于子路的坚定也曾经是毫不怀疑。孔子曾经有一次很感慨的说，假如哪一天，我的大道行不通了，我一个人乘着一个小木筏到大海上去的时候，可能只有一个人跟着我，那就是子路。孔子对于子路道德上的坚定，以及子路对他本人的忠诚，是毫不置疑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后来周游列国的过程里面，在碰到了很多困难的时候，给孔子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问题：“君子亦有穷乎？”（《论语·卫灵公》）子路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做好人难道没有好报吗？

当子路把这个问题抛给孔子的时候，孔子内心一定受到很大的震撼。他突然发现，原来子路的道德信念是建立在好人有好报的基础上的，这样的基础是不牢靠的。这种不牢靠，还不仅是“好报”不牢靠，而且，一个人，冲着“好报”去做好人，这是真的有信念么？

此刻，孔子可以选择告诉他：好人有好报，别着急，等着吧。如果孔子选择这样告诉他，最后孔子必须创立一个宗教——因为，把“好报”后置后推的最后结果，就是把它推到死后，于是就必须建立一个死后的世界：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的价值，就是纠正此岸世界的偏差，给人们的道德状况一个最终的、公平的果报。但孔子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直接戳破道德的真相，打破子路的迷，然后重新建立子路信仰的基础。他直接给子路当头一棒：“君子固穷”——做好人本来就没有好报。问题是没有好报你也要做好人。

东西方文化的最大的分野，走向不同的方向，就在这一瞬间决定了。

但是我们发现这地方有个问题，孔子可以跟子路讲这样的话，因为子路毕竟跟随孔子这么多年，算是圣贤之人。对圣贤之人，按照孔子的话，“君子喻于义”，你可以给他讲道理，他服从于道理，他可以不要那个利。但是普通的老百姓是“小人喻于利”，你给子路说君子固穷，好人没好报，子路可能还仍然做好人。但普通人呢？

道德问题包含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第一，道德行为不能有利益的追求，并且实际上道德行为也并没有一个预设的好报。第二，当道德行为没有利益回报的时候，大多数人就不会选择做道德的行为。

既不能有利益，又不能没有利益，这就是悖论。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是伦理学的困境。如果不解决这个困境，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建立人类自身的道德基础。

悖论本来是不能并存之论，但是一条鸿沟划开，一个论在此岸，一个论在彼岸，就可以同在：在不同的时空，它们可以相安无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彻底的解决方法，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解决方法。

但是，中国是一个没有全民宗教信仰的民族，那么，我们中国人靠什么来解决前道德问题？

孟子特别推崇的孔子，没有创立宗教，他只是述而不作，依靠传统文化，建立一套世俗的价值系统。简言之，孔子创立的不是教派，而是学派。那么，孟子如何解决这个历史交给他的问题呢？

孟子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人性善。我们为什么要做好人？孟子答：因为你是人。人为什么必须做好人呢？孟子答：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善的，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所以做好人就是做你自己，做好人才是做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这里暗含着孟子对我们的反问：你是人吗？

所以孟子的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他把做好人和做人合二为一了，因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所以要做人就必须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

孟子确立“人性善”，就是为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确立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道德基石。从人性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与尊严，一样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人性善”，可以使我们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对人类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信心。

所以，孟子对于人性善的终极证明，不是在证明有没有，而是在反问我们信不信。这个世界有没有善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善。人性善否，不是一个事实问题，人性善否，是一个信念问题。假如我们有了这个信念，这个善就是在的，假如我们没有这个信念，这个善就会消失了。所以人性善不善不是一个问题，我们信不信才是一个问题。

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伦理学概念，大概就该是“仁义”了。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但孔子没有对此作出论证。在他看来，这是信仰问题，当然无需论证。但是，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道德基础问题，却是必须论证的。这个任务由孟子完成了。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简言之，孟子证明“舍生取义”，不是证明这是“必然”的，而是说明它是“必须”的。他告诉我们，假如在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人类不确立“舍生取义”这样的原则，则人类必然堕落无下限。孟子用两个假设，两个反问，证明了这么伟大的伦理学命题。中华民族，不靠上帝，不靠神仙皇帝，仍然是一个体面的民族，一个道德的民族，一个受人尊敬的民族，靠什么？夸张一点说，就是靠孟子的这一段话。这是中华民族道德体系最核心深处的一段文字，它也是人类最伟大的有关自我尊严的文字。这段文字，在我看来，古今中外，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