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了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多少也会影响到文学生态。在素描“心灵生活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时，作家已无法回避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

《四合如意》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小说，也是我个人第十三部小说集，我是一个老作者了。编辑将宣传方案定位为“社交媒体一代的新世情小说”，可能是因为在这十二篇故事中，我提到了不少互联网世界的元素，包括电商直播、弹幕、表情包等，正是不少都市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情感劳动的工具媒介。

又因为提到了“社交媒体一代”，很多读者自然而然想到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的三部小说和影视剧，一方面是她也运用了类似的元素，另一方面“千禧一代”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可能是当代读者感到亲近的生活外观。其实萨莉·鲁尼小说中充当重要叙事功能的青年交友软件，恰恰是我的故事中没有包括的部分。

2019年，我在《文艺争鸣》杂志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机器与世情》，那是在疫情之前，经由“机器”所生发的伦理问题引起了我的写作兴趣。我当时就这个话题写作了几篇小说，尝试联系各种机器与我们生活的关系，不只是呼吸机、鼻胃管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还可以是手机、乐器（合成器）、VR、SIRI（手机语音机器人）、人造娃娃等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形成的情感故事。作家可以无视机器，只谈感情，但机器仍会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创造新的矛盾冲突、新的痛苦抉择、新的心灵体验。

这些故事也在我近期创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例如早几年的《樱桃青衣》和《蕉鹿记》写到了鼻胃管插拔的伦理问题，新书中《端正好》写到了与SIRI的对话（SIRI可能是女主人公孤独生活的情感陪伴）。更多的尝试体现在离散主题的故事构思，如《醉太平》写的是“手机女友”和“相亲女友”，《缕缕金》写到了年轻人因工作繁忙只在手机中完成孝亲义务，《四合如意》写到由手机通讯艰难维持的跨国恋情等等。

虽说重点不在“社交软件”本身，但我们的情感生活时而依赖社交软件，时而又对机器的可靠性产生深重的怀疑，因为手机中的情感生活所建立的分类分组，有时会遗落我们真实的情感历程。如《缕缕金》中，偶遇失联十多年的前男友终于加上微信后，不知把他分在哪个组，最后分到了“家人”组以方便屏蔽等……技术在重新规范我们的情感生活时，逼迫我们交出本来没有必要交出的答案，通过残酷的分类分别，来厘清社会关系远近亲疏，有时这种厘清是会照亮创伤的。有些界限，则是故事的来源。

另一个反馈较多的小说《字字双》，可能也在无意中触及了女性写作的话题，还曾入选一些女性写作的年选。故事说的是留英女博士安栗，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老年残疾人的情欲互助及手机使用，回上海之后，这个研究变得难以向家人和朋友启齿。一方面承受着高校“非升即走”的科研重压，一方面承受着同行讥讽她女性身份获得的研究便利，在传统家族的庇护之下，不断承受着研究生活和现实生活撕扯的压力。我想也许是因为当代读者大多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女性研究者增多，会在一些细节中感受到相似的尴尬，这在我创作之初，其实并没有想到。同样涉及女性题材的，还有女主人公们走上人生岔道又悬崖勒马的故事，如《寄生草》与《白观音》，《步步娇》则提到了女性生育困境。

我是个宅女，虽然受到了教育教学的刻意训练，较快适应了疫情期间线上办公的模式，一边“社恐”又一边在社交媒体曝光的矛盾经验，有时会令我感到无奈和尴尬。我将这部分想法，写成了小说《冉冉云》，这个故事可能也是唯一一个涉及到基于数字媒介的社交——一个电台听众与一个电台主播的情愫，他们友谊建立的基石，是那一位听众，其实是四川支内的后代，她会说一口上海话，却没有上海户口。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识，是来自于数字媒介那位夸夸其谈的主播所构建的。她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基于复杂坎坷的出身，其实也把在虚空中拾人牙慧，在弹幕里自得其乐的主播，从虚拟世界拉回了现实生活，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乱麻一般的亲情关系。

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没有人能逃避生活的苦恼。我们的苦恼来自我们的来历、我们的创伤经验，现实生活是如此沉重，使得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才能获得片刻愉悦。但唯有迎向矛盾、纠结、狼狈、痛苦，才是情感质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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