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丁最早出版的小说，20岁动笔，一开始是书信体，书名叫做《埃丽诺和玛丽安》，典型的双女主设计，后来改写为《理智与情感》，演绎出爱情策略的路线之争。在李安执导的电影版中，男主即埃丽诺的意中人爱德华由休·格兰特扮演，充分满足了少女心的期待，但小说中的爱德华其实是个平凡之人，无论相貌、才华和财产，乃至个性的闪亮与生动，配埃丽诺都只能说勉强合格，与《傲慢与偏见》中的“霸道总裁”达西相去甚远。走出情伤的玛丽安最后嫁给了年龄相差近20岁的布兰登上校，这一结果很难像《爱玛》中的女主发觉自己深爱着大16岁的奈特利先生那样叫人惊喜。我们能够理解对有德有产之人的感激与信任如何一点点抬高了情感的水位，也确信婚后的玛丽安会忠于丈夫，却不免怀疑她是否拿婚姻的忠诚取代了爱情的热烈。沃尔波尔的名言是，“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情感来领会是个悲剧”，此言虽然经典，用在埃丽诺和玛丽安身上却让人心有不甘，我们未必不可以说，本该凭理智来领会的却诉诸情感是个喜剧，本该凭情感来领会的却诉诸理智是个悲剧。婚姻终将代替爱情，正如理智终将胜过情感，这或许不错，但是年方20的奥斯丁，不必如此老成。

虽为爱情小说，但男女之爱比姐妹之爱逊色不少

奥斯丁当然不是故作老成之辈。善于设身处地的读者能够明白，小说中的团圆绝非潦草将就。无论埃丽诺还是玛丽安都称得上苦尽甘来，她们各依性情画出一条完整的爱情曲线，彼此又多有交集。玛丽安并非总是缺乏理智，必须懂得其用情之深，才懂得她的克制。至于埃丽诺，果真能做到彻底理智，又怎会如此痛苦？忠于批判的读者或许觉得结尾的和解只是作者在和稀泥，工于心计的露西·斯蒂尔先是横刀夺爱，凭借草率的口头婚约抢走了爱德华，后来又及时止损，嫁给了更有“钱途”的罗伯特，竟然让这样的人与埃丽诺喜结妯娌，奥斯丁何必如此一团和气？但是细细品味，又觉得奥斯丁婉而多讽，语藏玄机。露西既然“弃暗投明”，就不得不与比她更贪吝狡诈之人比邻而居。

“如果撇开范妮和露西之间持续不断的嫉妒和仇视（当然她们的丈夫也有份），撇开罗伯特与露西之间经常出现的家庭纠纷不谈，他们大家相处得倒是再和睦不过了”。这话说得风轻云淡，实则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整部小说最后一句：“在埃丽诺和玛丽安的众多美德和诸般幸福之中，可不要小看这样一点：她们虽说是姐妹俩，而且近在咫尺，她们之间却能和睦相处，她们丈夫之间的关系也没冷漠下来。”姐妹情谊并不必然发展为两个家庭的亲密关系，后者需要额外的运气，正因为有这运气，幸福才叫幸福。奥斯丁就此搁笔，喜怒不形于色，却是赏罚分明。倘若不能以直报怨，理智何有于我哉？

伦敦大学哲学系教授苏珊·詹姆斯认为，欧洲文化一度拒绝在知觉与激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人类的日常体验被认为是由情感所引导的，激情成为严肃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整个早期现代欧洲文化又专注于知识与控制力——无论是控制自我还是控制他人——之间的关系。奥斯丁可谓此文化的传人。对奥斯丁而言，与其说理智与情感截然对立，不如说激情的汹涌与控制本是理性生活的两元。这两元的人格化，便是埃丽诺与玛丽安姐妹。既是姐妹，就绝非只是对照或者对立而已。这部小说虽名为爱情小说，男女之爱却远不如姐妹之爱耀眼。两人脾性相去天壤，必须是足够深挚的爱才能让她们始终携手并行。玛丽安并不喜欢爱德华，但是出于对姐姐的爱，她会主动让自己去感受对爱德华的爱。而对埃丽诺来说，爱德华固然重要，却从来没有超过玛丽安。玛丽安大病一场，九死一生，埃丽诺在病床边感受到的绝望以及见到妹妹病情好转时的狂喜，是这部小说情节上的最高点。埃丽诺参与了妹妹恋情的全过程，从不横加干预，而就是共情与分担。她有着小说家善于观察的秉性，在妹妹面前却首先是一个倾听者，既听对方汪洋恣肆的言语，更听自己内心或远或近的声音。她处处敬人一尺，行为上不越雷池一步，却始终在为妹妹也为自己守护着一颗诗人之心。玛丽安视激情为理智的源泉，而她本人也正是埃丽诺的激情之所系。

埃丽诺、玛丽安与母亲和年幼的妹妹被兄嫂赶出高宅大院，寄身于乡舍之中，周围是一群庸俗、土气甚至蠢笨的亲戚。她们必须依靠这些亲戚才能与社会保持联系，但与他们绑在一起却不能给自己增光添彩。那些亲戚永远兴高采烈，早已习惯于在生活的泥沼里快乐打滚，与之相比，埃丽诺和玛丽安显得过于出众，但这与其说带来高傲，不如说带来窘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本应私密的痛苦与快乐每每化作飞短流长。对试图超出这种环境的年轻人来说，被压抑的激情往往升华为趣味的挑剔。雷蒙德·威廉斯指出，sensibility（情感）是个复杂的中性词，既有sentimental（多愁善感）的一面，亦有彰显艺术感受力的一面。玛丽安雅好文学、音乐、绘画与风景，她无视那些附庸风雅却土里土气的亲戚，却不时被爱德华惹恼，后者嫡长子的继承权朝不保夕，却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不精致。他们一个争取自己配得上也配得上自己的东西，一个放弃自己可以放弃也有理由放弃的东西。玛丽安质问爱德华道：说自己没有鉴赏力，这又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不妨说，她与爱德华都有一种反讽主义者的激情，戏谑的，自尊的，好斗的，对装腔作势不留情面，试图在乏味的交际应酬中保持自我，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终究无可奈何。

当玛丽安和爱德华发生争执时，埃丽诺暗地里为爱德华辩护，当面却拉偏架，嘲笑爱德华是为了避免一种形式的装模作样，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装模作样。我们不太看得出埃丽诺的审美趣味，却看得出她的道德趣味，比方她一眼看穿露西样子虽然俊俏机灵，却缺少真正的风雅，还有失纯朴。埃丽诺难得之处在于，她决不允许自己仅仅因为趣味的高下，便粗暴地对待他人。她并非乡愿，玛丽安对他人的愚蠢、乏味与懦弱有犀利的直觉，埃丽诺尊重甚至乐于遵从她的直觉，只是不照搬她的态度。没有玛丽安，埃丽诺的克制或许会变得陈腐；反过来，若非埃丽诺时时在侧，玛丽安的犀利也有可能落入残酷。埃丽诺可以接受感伤主义，却不能接受这种残酷，奥斯丁也不能。

奥斯丁的写作提示了一种讨论人性的经典思路

倘若这种对残酷的警惕让我们有所共鸣，则不难发现埃丽诺的理智其实就是她的激情。她没有轻视任何可以懂得他人的机会，而她的懂就是同情。她始终相信，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世界中，没有彻底坏的人，所有人都以人的方式冷漠，又以人的方式与人交好，每个人都比她的外表更多，剖开看却没有什么不可理喻的黑暗。甚至埃丽诺那讨人厌的兄长，“这位年轻人心眼并不坏，除非你把冷漠无情和自私自利视为坏心眼。总的来说，他很受人尊敬，因为他平常办起事来，总是十分得体。”在这些地方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奥斯丁的讽刺才能，也是她作为小说家的悲悯心。奥斯丁的写作从一开始就是要祛除人们内心的幽暗，不是让人心成为光明的，而是让它成为可理解的。这种理解的艺术提示了一种讨论人性的经典思路：所有朝向幽暗内心的窥探，不是走向对神秘世界的阴郁想象，而是对现实世界中人与人关系持续不断、不知疲倦的掂量。这常常意味着自省，即便是玛丽安，“也天生有个特殊的命运”，即“天生注定要发现她的看法是错误的。”她最后接受了布兰顿上校，这被认为是众人“共谋”的结果：“在这样的共谋之下——她如此了解上校的美德——上校对她的一片深情早为大家有目共睹，最后终于也被她认识到了——她能怎么办呢？”此处并非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所听到的话，见到的人，经历的事，都在一点点地修补着生活的网，使一颗善良而开放的心形成自我更新的可能性。

小说家不是生活在幻想的国度，而是立身于众人中间。她当然能够区别旁观与介入，却不必强分理智与情感。分析与共情本该水乳交融，批判与牵挂何妨相互造就。奥斯丁乐见喜剧，于她而言，悲剧固然可以展示人世的广度与深度，喜剧却更能容纳人性的丰富与生动，说到底，人的喜剧来自于人固有的宜于生活的韧性以及由此达到的宽容。今天这个时代已不再那么笃信小说，却仍可留意一位20岁小说家的激情与智慧：倘若没有对人之为人不竭的兴趣以及使自己成为更好的人的勇气，无论理智多一些还是情感多一些，终究无关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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