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霄之上》这个充满抒情意味的片名，拍的却是一部你死我活的战争片。它讲述了革命浪潮里的一片琐屑，发生在1935年浙南山区红军挺进师里与大部队失散的一群游兵散勇们的一段经历。1935年意味着什么？那是共产党的事业发展最困顿的时期，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在南方的挺进师则异常艰难地坚持与当地白匪部队周旋着，那应该是一段看不清大方向的时期。但在晦暗不明中，有那么数位散落的挺进师战士，坚持完成了一个口头下达的军令：在限定时间内炸毁弹药库，为挺进师大部队分担军事压力。为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刘智海导演把这么一个类似《赵氏孤儿》《八女投江》这样赞颂孤勇和信念的故事，投置到浙南湿气缭绕的密林、高山、溪涧里，用黑白影像去发酵，就使它凭生了多义性，人们称许这是一部中国影坛没有出现过的战争片。

刘智海在采访中着重提到这是一部“诗性电影”。这诗性首先肯定来自于抒情的力量，影片中亚热带山林的自然景观，正是带给唐宋士人们诗词的地域所在。李白奇幻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吟咏的山峦距拍摄地并不算远，或许就是同一山系，都是浙江沿海地壳运动带来的典型地貌特征。导演特意采用长镜头来拍摄，想最大限度为物质世界和人在物质世界的运作留痕。他的确做到了，影像始终隐含着一种深层的紧张感。缭绕雾气里行来一位少年，却是残酷血战后的幸存者，他走过遍地尸身的山地；温郁潮湿的山林里行来一辆蓑衣牛车，却绝不是耕乐图的景象。车上装着发臭的尸身，农人打算去埋葬；牛车挪旖过大树，那上头倒挂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死亡，到处是死亡，曾经的死和将要到来的死，充塞在南方并不泠冽的山河图景里，在山民的日常劳作里，告诉我们那些我们用于吟咏的山水，也是杀戮的现场。导演这样解释：“残酷和诗意看上去是两个极端，却在这样的影像世界里并存，以此来表达由战争毁灭而生命重生的内在动力——一种具有超越性诗意的生命力量。”是的，那些明山秀水此刻正在经历着人类不同力量的搏杀，几个青壮汉子，在孤悬一线的状态下，以小博大坚持做着“战士”。周遭的人们则在照常生活，渔樵耕读，战争以外，那个古老的山水中国在乡音里运转着，在这深且复杂的空间纹理里运转着。

诗性包孕在短短72小时炸毁敌人弹药库的任务过程中，包孕在经由这几位残兵弱将奔突逃命的脚步踩踏出来的足音里。我们跟着战士洪启辰突围的微观镜头，看到毒蛇和百草，也看到奇石和流瀑。追捕的慌乱中他跳下了悬崖，顺飞瀑坠落，这肯定算得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完美的坠崖镜头了，足可与玉娇龙的纵跃媲美。正是因为这样的运镜和长镜头的贴身追拍，革命的意义隐匿而又意味深长。更多时候我们只感受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因为对出路的选择，在山林间腾挪跳转。并不是自然在不在他的生命范畴里的问题，而经常是只能通过自然，他躲过了枪击、追捕，找到一条命。稳固的一切开始漂浮，物与人的分野在漂浮，语言在漂移。山林里的时间是属于万物的，镜头里它们具足地存在着，人反而变得边缘，他徘徊在自然的时间边缘。这是一部战争片，这也是一部野外生存片，它展现的不是叙事的历史，而是生活的故事，毒蛇和白匪一样是危及主人公生命的所在。直接的触觉感知令我们悚然惊觉这个22岁战士生命的质感，如果没有枪，没有组织，他就是像那片土地上的作物一样，贫寒、矫健，有着出色的“状绘大地的技术”（geography之意译），是山林里年轻的神。此时影像最教人着迷的地方——意义的暂定性就显露出来。导演认为他拍的是“主线上掉落下来的细小段落”，那几个历史缝隙里微小的人物，被编剧周佳鹂搜寻出来，诠释宏大革命叙事下鲜活的个体能量。诗性电影之诗性，恰恰就在这里，它没有一定之规，是对一种更深刻精神层面的探索，由此突破单一形式美学的藩篱。

影片的高潮戏是几位士兵集合，领受军令，为炸毁弹药库做最后一次动员仪式。领头的青年洪队长讲话，“弟兄们”，他清清嗓子，开始交代任务。结束时他喊道：“同志们”，于是11个士兵一一郑重报出番号宣誓。此处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称谓之变，从一种血亲关系过渡到组织关系，从个人性过渡到社会性，江湖游民不再。接下来还有一个伏笔，就在紧随其后的下一组镜头里。领头炸毁弹药库的另一位沈队长马上就要牺牲了，临死前坦白，他一样收到了这个要命的军令，但是他迟疑不去执行。因为兄弟们快死光了，在带他们逃命和送命之间，他犹豫了。洪队长的坚持和沈队长的犹疑，是另一组迷人的叙事技术处理，它指向戏剧最古老的那个命题——信念和道义的两难，我应该做和我想做的之间的撕扯。鉴于1935年的局势和山林的场域气氛，洪队长坚持的力量就更加可贵和神秘。而革命起事似乎就是这样，从我想做开始，走到应该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成长起来。这诱人的张力场一直维持到剧终，洪队长与敌军搏杀获胜，瞄准的枪口却在与他操着一样乡音的俘虏那一声紧似一声的求饶声里滑移着，滑移着……突然对面响起弹药库的巨响，他知道他的同志完成了任务。

影片结束在此刻，天空下起红色的雨，似乎在呼应戈达尔的话——这不是红色，是血液，或者反之，这不是血，是红色。这个画面冲击力巨大，鉴于主创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得益于当代艺术的浸淫。把最具观念形式感的当代艺术表达方式结合在电影中，这在欧洲电影中并不新鲜，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则相当有创新性。并且这种嫁接更赋予当代艺术的形式语言以新意，它使当代图像艺术透过美学修辞建立的高度隐喻性失温而亡。与此同时，电影下潜到历史最私密的角落去打捞，种种被中断、被忽视、乃至无法辨识的遗忘，有了被还原的可能。另一种图像政治学则拔地而起，它不需要修辞的助力，它跨越了破碎句法和私人意义的障碍，展现给观众强烈且特别的观点：生命的内在展现，人的，或者自然的，彼此互成为他者，再回返照见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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