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贝的《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花城出版社）是以中国红军长征中的军委二局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这是关于这部小说的介绍语，这样的介绍很规范，小说家往往会从现实中存在的真人真事受到启发，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以想象、虚构从而写成了小说，我们通常都把作家参照的真人真事称其为“原型”。

过去小说家尽量要让自己虚构的形象与原型拉开距离，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现在却有一个趋势，小说家故意模糊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让自己虚构的人物明显留下原型的影子。庞贝在这部小说中直言他写的就是历史中存在的军委二局，他不仅列出了军委二局的名录，而且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是这些名录里的人物。因此说他这部小说是以军委二局为原型，说得很专业，也很正确。但我隐隐觉得这样的概括并不是很准确，它遮掩掉了作者庞贝写这部小说的独具匠心。对于庞贝来说，他岂止是只想把军委二局作为原型从而生发出一个不一样的文学形象，他是恨不得将军委二局的点点滴滴都能完整地还原出来，把军委二局最真实的形象呈现给读者。因为他知道，当我们讲述军委二局这样一段历史时，真实是多么地重要！

军委二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大概很多读者都不清楚。军委二局的全称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它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我军建立起来的技术侦察情报部门。它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显然更是人们所不了解的。它的作用和贡献有多大？听一听毛泽东的评价就知道了，毛泽东说：“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就是说，因为有了军委二局的艰辛努力，才有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才使得中国革命的火种没有被熄灭，才有了后来的星火燎原之势。但是在那艰险的环境下，军委二局的战士们所进行的战斗仿佛是在进行一场人类极限状态的身心实验，他们的英雄传奇具有一种超越性的普遍意义，因此他们被誉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按说，应该对他们的英雄业绩大加褒扬，但是，军委二局所从事的情报工作具有高度的保密性，他们的贡献一直不被外人所知，他们完全是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这样我们就理解庞贝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真实性了。因为军委二局在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在保密的状态下不为人知，在时间之河的不断冲洗下，这些“无名英雄”的传奇和壮举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军委二局这个曾经获得毛泽东如此高评价的机构也成为了革命历史书上一个令人陌生的名词。当然，我们在革命历史著作里还能找到军委二局的痕迹，这些“无名英雄”的贡献也被记录在书中。但这一切只是历史的轮廓和框架了，至于他们的那些传奇和壮举的生动细节，也就永远地销声匿迹了。庞贝希望用自己的写作让他们的传奇和壮举永远被人们看到和记住。于是他要做一件还原历史细节的工作。他做的工作有点像是一位古生物复原绘师所做的工作。古代的生物被埋藏在地下，历经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被今人发掘出来，仅仅剩下一把散落的骨架，古生物复原绘师却可以根据器官相关律，在一副骨架的基础上还原出古生物的完整形体，使我们能够看到几千甚至上万年前的逼真场景。庞贝则要做一名革命历史还原绘师，重现军委二局无名英雄们的魁梧身姿。

庞贝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他做了非常仔细的历史勘查，从各种历史档案、史料中寻觅军委二局留下的蛛丝马迹，从而梳理出一个军委二局完整的行动轨迹图，这个行动轨迹图便构成了小说的叙述主线索。但这个主线索就像是一副古生物的骨架，庞贝必须在这副骨架上还原出有血有肉的身体和有喜有怒的表情。庞贝凭借着一名小说家的文学想象做到了这一点。

庞贝能以想象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就在于他首先对革命历史的发展脉络有着准确的把握，还在于他对革命的本质有着深刻的认识。就像他想象着军委二局有一名战士叫阿根，“所有重活苦活都是他先抢着干”，他帮老百姓挑水，看到有害怕的少妇，便告诉她：“不要怕！我们队伍和穷人是一家人！”这样的战士在局长要让战马驮最沉重的充电机时还敢表示反对，他说“这是好马，可不是牲口。”正是像这样的细节便让我们的革命本质丰满了起来。但这样的细节又分明是与历史的骨骼紧密相连的血肉，并不是作者凭空虚构的。比如曾局长回到二局向大家宣布中央决定红军西进了时，他所说的那一番话不仅告诉人们二局的情报为中央作出决定起了关键作用，而且还非常生动地描述了“通道会议”中各种思想的激烈交锋。当然，也正是这些细节的想象，才让长征途中决定生死存亡的、惊心动魄的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等战役变得更加真实感人。这些生动的描述令我马上联想起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这未尝不是庞贝能以想象还原历史人物真实形象的又一条理由，因为在他前面存在一个强大的文史叙述的传统。他发扬光大了《史记》的叙述传统，贴着每一个人物的思想性格，以细节的想象去填满历史中的空白，让每一个人物都复活了起来。“真实，质朴，也不乏生动之笔。经得起考证细究，只能是亲历者亲为，别人也无法瞎编。”这是书中的一位红军战史专家对一本文稿的评价，但我更愿意将这段话看成是庞贝对这部小说的自许，他是力图要让自己的想象达到“亲历者亲为”的真实度，这是一名作家要赋予小说叙述更特殊的职能，难得的是，他做到了！

我还要提到一点，庞贝在这部小说中的想象是怀着对革命神圣性的景仰而展开的。正是这种景仰便将现实与历史勾连了起来，为了充分表达这种景仰之情，庞贝为小说设计了第二部：“侧影”。在第二部里写一位革命者的后代，读到了一份当年红军长征亲历者留下的“速写”文稿，她想求证这份文稿的作者是否就是自己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外公。在她的求证过程中，她越来越感到自己走进了岁月深处，那里活跃着革命者的青春和激情，尽管她只是抚摸到外公的“侧影”，但她看到了一个革命者的“群像”，他们长期战斗的隐蔽战线，“比特殊材料还更特殊”，这位革命者的后代一步一步走近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叹于他们因长期沉潜在密码技术里而铸就的“特种性格”，于是她便有了感应，也有了信念。这位革命者后代的行踪似乎就与庞贝为写这部小说而一路探访和查寻的行踪相重合，毫无疑问，革命者后代的心情便代表了庞贝的心情。这使他对历史的文学想象具有了一种神圣性，也许只有神圣的想象才能写出这些特殊英雄的精神品格。

《乌江引》带来有益的启示。当代小说的写作有一种明显的趋势，即在文体上模糊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如王旭烽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望江南》就直接写到了大量的历史真实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的活动片断，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吴觉农、陈仪、竺可桢、陈布雷等则被贯穿在情节发展之中。贾平凹在他的长篇小说《暂坐》里，干脆让自己改了一个名字叫“羿光”充当起小说中的主要角色。这种趋势很值得研究。当然，有些作家只是出于在文体上有所变化而已，但我更看重像庞贝这样真正从内容要求出发而在小说叙述中引入非虚构的。这样做首先获得了一个富有创新性的文体，这种创新虽然是以形式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其形式完全是为内容服务的。我读《乌江引》时，一开始还有点接受不了这种直白、干巴巴的叙述，慢慢地，就被这种叙述带入到一个紧张、急促的战争环境中，我也就明白了，这是庞贝有意识地要以军委二局的历史真实为线索，尽量还原当时的叙述语言，于是我们阅读这样的文字便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当我们探讨《乌江引》的叙述时，也许就没有必要纠缠于纪实和虚构的概念来进行定位了。庞贝模糊了纪实和虚构的界限，从而达到了一种还原历史细节真实的效果，让我们看到了文体突破的积极意义。

作者：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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