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痼疾：一位历史学家对疫情的反思》

[美]蒂莫西·斯奈德 著

陈 博 译

商务印书馆2022年3月出版

《美国的痼疾》一书中，斯奈德将触动人心的个体经历与敏锐的历史和政治分析相结合，对美国利润至上、效率低下，专业意见被轻视，科学逻辑不断被政治左右的医疗体系，写下犀利而沉痛的呼吁。

>>内文选读：

序 言：孤独与团结

当我在午夜被送入急诊室，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状况时，我用到了“萎靡不振”（malaise） 这个词。我的头很疼，手脚刺痛，一直咳嗽，几乎不能动。每隔一小会儿，我就止不住地颤栗。2019年12月29日，那一天才刚刚开始，却可能是我的终结之日。我的肝脏上有棒球大小的脓肿，感染已经破溃到血液。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但知道情况一定很严重。萎靡不振，自然意味着虚弱和疲惫，一种周身无法运转却无能为力之感。

患病时，我们往往会觉得萎靡不振。萎靡（malaise）和痼疾（malady）都是古老的词汇，来自法语和拉丁语，在英语中也使用了几百年；在美国大革命时期，它们既表示疾病，也有暴政的意思。波士顿大屠杀后，有些波士顿名流写信呼吁结束“国家和殖民地的痼疾”。开国元勋在讨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建立的共和国的健康时，也曾用到“萎靡”和“痼疾/弊病”。

本书的主题便是某种疾患，这并非指我自身的病痛，尽管是病痛使我观察到了这一美国人共同面对的——借用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说法——“我们的公患”。我们的病是身体上的疾患，更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政治之恶 （political evil）。生病，使我们某种程度地失去自由（freedom）；不自由（unfree），又不免有损我们的健康。美国政治中有太多痛苦的诅咒，太少自由（liberty）的护佑。

去年年底我生病时，脑子里总是想着自由。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20年来都在围绕20世纪的各种暴行来写作，如种族清洗、纳粹大屠杀等。我近年来所思考和演讲的主题是，历史如何抵御当下的暴政并保障未来的自由。我最近一次站在听众面前，是就“美国如何成为一个自由国家”做演讲。那天晚上我已觉得不适，但还是完成了工作，随后便去了医院。接下来的情况则让我对自由、对美国有了更深的思考。

2019年9月3日，当我站在慕尼黑的演讲台前，我的阑尾就在发炎。德国医生忽视了这一点。后来我的阑尾穿孔，肝脏被感染。对此，美国医生也未能发现。这最终导致12月29日我躺在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纽黑文市的急诊室里。当病菌在血液中奔走，我脑海中仍思考着自由。2019年12月到2020年3月，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辗转过五家医院，做了些笔记，画了些草图。当意志无法移动身体，或者当身体被束缚于各种袋子和管子当中时，自由与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很容易理解了。

当我翻看自己浸染着生理盐水、酒精和鲜血的医院日志，纽黑文医院的部分书写于那年的最后几天； 正是充溢于笔端的强烈情感，曾在我濒临死亡时拯救了我。是某种强烈的愤怒和某种温柔的共情支撑着我，也促使我重新思考自由。我在纽黑文写下的第一句话是“只有愤怒，孤独的愤怒”。我从未感受过比致死疾病中的愤怒更加纯粹、强烈的情绪。它在医院的夜晚向我走来，递给我一支火把，燃亮我此生的至暗时刻。

12月29日，在急诊室待了17个小时后，我接受了肝脏手术。12月30日清晨，我躺在病床上，手臂和胸口都插着管子；我无法握拳，但我想象自己正在握拳。我没办法用前臂在床上撑起身子，但我想象自己正在这么做。我只是又一间病房里的又一个病人，又一组衰竭的器官，又一条受感染的血管。但我的感受并非如此。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动弹不得、怒火中烧的自我。

这种愤怒有种美妙的纯洁，没有被任何客体玷污。我并非对上帝生气，这不是他的错。我没有对医生和护士生气，他们也不过是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不完美的人。我插着蜿蜒的管子，躺在病房里皱巴巴的床单上，病房外城市行人来去自由，送货员把门摔得巨响，卡车司机狂按喇叭，我也并非因这种种而愤然。我血液中的细菌正在庆祝丰收，对此我也并不愤怒。我的愤怒没有对象。令我愤怒的，是那个我并未置身其中的世界。

我怒故我在。愤怒的火把映照出我的轮廓。“孤独者的影子是独一无二的。”我在日记中晦涩地写道。我的神经元刚开始燃烧。第二天，12月31日，我的大脑开始从败血症和镇静剂中恢复。我终于能进行超过几秒钟的思考。第一段的延伸思考就与“独特性”有关。没有人曾经历我所经历的生活，做出和我同样的选择。没有人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以相同的情绪度过新年夜。

我希望我的愤怒能带我离开病床，迈进新年。在脑海中，我看到自己的尸体，它正腐烂。腐烂的恐怖，可以预见。对每一个真正生活过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而我想要的，是不可预见，我自己的不可预见，以及我与他人的不可预见之间的联结。

有几个晚上，我的怒火就是我的生命。就在此地，就在此刻，而我渴望着更多的此地，更久的此刻。我躺在床上，渴望再活几个星期，然后再多几个星期，我不知道那时自己的身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那时自己会想些什么；但我至少知道，那个在感觉、在思考的人是我。死亡将终结我对世间万物“可能如何”和 “应该如何”的感受，终结我对可能性和美的感受。正如我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令我愤怒的是那种虚无，“那种特别的虚无”（that particular nothing）。

愤怒每次只出现几分钟，给我带来温暖和光明。尽管在发烧，我却一直都觉得冷。跨年夜的病床上，我渴望太阳升起，渴望阳光停驻在房间，洒在我的皮肤上。打了三天寒颤之后，我需要更多的温暖，单薄的铺盖却因胸口和手臂的插管而四面漏风。新英格兰的冬日晨曦透过厚厚的窗户已暖意无多；我活在象征和渴望里。

我不想自己心中的火把成为一盏孤灯。事实也并未如此。人们来探望我。妻子拉开窗帘，那一抹新年的气息也随之涌入。其他访客陆续到来，我会猜想他们在床边面对无助的我会作何反应，但我无法确知。我记得，一些来探望的老朋友相信，有人探望的病人会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们当然是对的：归根到底，健康总是一件与“在一起”（being together） 有关的事，无论以何种方式。

探访有助于独处。团结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在宁静中回归孤独。朋友们哪怕只是出现，也会唤起记忆，令人回想起我们的过往。我想起有一次，有位朋友分享了“为什么要探望病人”的务实观点：多年前，是我在她的病床边探视，当时她生着病，又在孕中；而她当时就住在我正置身其中的这家医院。我想到了她的孩子，然后想到了我的孩子。另一种情绪正在凝聚：温柔的共情。

那愤怒纯然就是我自己：我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非作为世界的回声；我想要创作，而非腐烂。除了整个宇宙和它的非生命法则，这愤怒不针对任何对象。有那么一两个晚上，我在自己的光芒中闪耀。

然而，第二种情绪慢慢地、轻柔地袭来，以另一种方式支撑着我：我感受到，只有当生命不仅仅与自己有关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生活。在我深陷孤独，对自己无能为力，甚至全部的动感都只能来自脑际想象时，这种情绪与愤怒一样，造访了我。在这种情绪中，我体味到自己和其他人簇拥着，滚过时间之流。我试图在日记中画出这种感觉，想到的是一个摆荡的、漂浮的载体。它看起来有点像一只木筏。

木筏可以由点滴材料逐渐搭造。我是木筏的一部分，其他人也是；我们在同一水面上漂浮、推搡，有时毫不费力，有时则可能撞到岩石。如果我那一条木板掉进深海，木筏可能会倾斜或覆没。筏子上的其他木板，有的离我的木板远些，有的则近些。我提醒自己，我的孩子们的生活如何与我的生活紧密相连。要紧的不是我的独一无二，而是我属于他们，是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期待着我的在场。他们从未与我切割。他们的木板一直与我的木板绑在一起。

我想象着，如果没有我，他们生活中那些让父母刻骨铭心的日常细节——足球训练，应对数学作业，高声朗读——会有怎样的不同。我痛苦地发现，想象中儿子、女儿没有我参与的生活的场景，竟然与我们过往共度的生活同样真实。我在脑海里看着他们的未来如何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展开，随即抽离这样的思绪。

我的生命不只属于我自己，这种漂浮的思绪、温柔的共情，护佑我远离死亡。这种“生命被共享”的感觉从我的孩子开始，也向外延伸，参差的木材集合在一起组成木筏。我和我认识的、我爱的每一个人都在奋力踏浪前进，如果我现在倒下，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绪下，我不再愤怒，而是在浮想、回 忆、沉思、共情。

愤怒帮助我看清了自己，帮助我的身体和心灵在受到冲击后重新振作。而共情将我置于他人之中。在这种情绪中，我是否特殊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其他人之中，在他们的记忆和期望中，为他们的生活形态提供支持，在困难时期充当浮标。既然我的生活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那么我的死亡也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当我理解到这一点，我又开始愤怒。一切，不能任其如此。

共情尽管与愤怒截然不同，却一起发挥作用。每种情绪都揭示了一个与我有关的真相和面向。二者缺一不可，皆为我所必需。我需要火把和木筏，需要火种和水源，需要孤独和团结，才能赢得健康，获得自由。这些对我而言确凿无疑，我猜想，对其他人也应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