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有魅力的魏晋读本”。提起《世说新语》和其中以魏晋名士为代表的魏晋风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由、个性、反抗等标签。《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一反老生常谈，认为魏晋名士的风流洒脱、放荡不羁并不是真性情，也不是所谓“个性的觉醒”，而更像是一场场经过精心谋划的“表演”，需要“观众”看到并广为传播，借助这条路径，以获得更佳的社会性利益，如声誉、地位、官阶等，所谓“风流”，只不过是一种精心且刻意的营造。这种基奠于《世说新语》文本的别样解读，令人耳目一新，鞭辟入里而又逻辑自洽，读来引人入胜。

读本书如同看剧，酣畅淋漓的同时而又别有会心。作者师从著名汉学家魏斐德，秉承西方历史写作传统，重叙事，以通俗悦读为目的，这样来聊《世说新语》和魏晋名士，除了讲述种种有趣、颇富韵致的故事外，更深一层，浑化故事背后蕴含的社会学动因于全书之中，并且加之以出色的心理分析。这样，专业读者能看到对经典的不同解读，而普通读者就仿佛看戏一般，看着这些魏晋之际的大名士上演一幕幕活剧，评判哪个的演技更为高超。

《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

董铁柱 著

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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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为什么要讲道理——清谈：聚会时的游戏

新婚后，女婿到了丈人家应该做什么？《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西晋裴遐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答案。《文学》篇第19则说：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裴遐与王太尉王衍的女儿成亲，婚后三日，王衍的几位女婿在王家聚会。王衍的女婿几乎各个都非常有地位，他的大女儿嫁的是贾皇后的亲戚贾谧，小女儿则嫁给了太子司马遹，当然裴遐也是出身名门，当时王、裴两家可谓望族，这一场婚姻也属于门当户对。这一天王、裴两家都来齐了人，在这样的场合大家要做的就是——清谈。

恰好当时在座的还有著名的哲学家郭象。郭象以善清谈而闻名，“口若悬河”这一成语，最初就是用来描绘他侃侃而谈的场面。郭象主动和裴遐展开辩论，郭象讲得气势磅礴，而裴遐则应对自如。在座的各位都极为佩服，王衍颇为得意地对大家说，你们就不要再挑战了，否则就要被我的女婿搞得狼狈不堪了。

这则故事可供玩味之处甚多。首先，在这样喜庆热闹的场合，大家不是玩樗蒲围棋，也不是比骑马射箭，而是喜欢看“主角”和人捉对清谈，然后众人旁观；其次，这样的清谈如果展现出高水平的话，可以获得他人的尊敬，浅白地来说就是可以让人有面子，故事中很显然王衍对自己女婿裴遐的表现很满意；再次，郭象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也颇为有趣：到底他的故意挑衅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让裴遐难堪，抑或是配合裴遐，为了凸显裴遐对玄学的理解和辩论之才从而获得老丈人的欢心，还是为给王衍做托，让大家知道他女婿的厉害……

《文学》篇中的另一则故事同样表明，清谈是名士们在一起时的不二选择。第55则说：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有一次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一起聚在王濛家。谢安说，今天这样群贤毕至的集会机会难得，应当一起清谈。许询就问主人有没有《庄子》。刚好主人家有《庄子》的《渔父》篇。于是谢安就根据《渔父》选择了谈论的主题，让大家来谈论。支道林第一个谈，讲了七百多个字，词藻华丽，论述精致，大家都说好。然后大家一个一个接着谈论，最后是谢安出场，讲了一万多字，精妙绝伦，众人无不佩服。这则故事和上一则的相同之处，在于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在名士集会的时候大家喜欢清谈；不同之处则在于聚会的众人都参与了讨论。如果说上一则故事裴、郭二人是表演者而其他人是观众的话，那么在这里大家都是表演者而互为观众。当然，主角是很明确的，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是突出了谢安高人一等的才华。

其最值得注意之处则在于一个细节：许询问主人家里有没有《庄子》。通常人们以为，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而玄学主要的探讨内容就是《老子》和《庄子》，那么当时的名士应该对《庄子》非常熟悉。但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即使是支道林、谢安这样的清谈大家，对《庄子》似乎也不是全然熟稔的，至少不能烂熟于心；要找个大家都可以讨论的话题，还需要现找《庄子》的文本。在对《庄子》的文本并不非常熟悉的情况下，名士们对《庄子》哲学的阐发也许更多的是对自己固有思想的即兴表达。与其说这是对庄子哲学思想的探讨，不如说是一种文字游戏和表演。同时，许询问身为主人的王濛家里有没有《庄子》，而不是直接要王濛拿《庄子》出来，说明《庄子》并不是名士们家家必备的读物，而王濛家里只有《渔父》一篇，并没有《逍遥游》或是《齐物论》这样的核心篇章，也进一步让人思考：在那个号称对庄子思想非常推崇的年代，对《庄子》的重视程度究竟是怎样的，《庄子》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在魏晋时期传播的？

如果说这些名士对庄子哲学本身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和了解，那么，他们又为何动辄在聚会的场合以庄子哲学为主题作清谈呢？庄子哲学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抑或我们也可以问，哲学——或者说是中国哲学——有着什么样的特质，可以成为他们在公共聚会时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