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照耀中国”是永恒的命题，也是时代的需要。

清明慎终追远时，SMG纪实人文频道播出大型文献人物传记纪录片《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4月2日至5日，播出《恽代英》《刘志丹》《许包野》《刘伯坚》，每集用50分钟的篇幅为视死如归的革命先烈写传，以真实史料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着重展现他们人格的魅力、人性的光辉和至今仍鲜活而宝贵的思想，尤其看他们用短暂一生所诠释的“中国青年”的样子。

纪录片总导演徐冠群说，从前期考证、采访、调研到后期剪辑，整个创作经历了近十年，“其间，每一次阅读先烈的事迹，对我们都是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洗礼”。他相信，重温革命先烈感人至深的故事，同样能为所有观众带来正能量。这堂记载着信念之坚、激荡着英雄之气的荧屏党史课，也将成为党史学习教育中生动的影像素材。在当下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先烈们的文章、诗文、家书等，就是引领观众学史崇德的生动教材。

“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恽代英当年的话代表了一个民族的呼声。而他自己，做老师、办学校、编杂志、写文章，立志“毕自己的一生，伺候国家，伺候社会”。大革命前后的青年人，无不受他的影响。

这位青年的导师，直到牺牲时，也还是一个青年人。

1913年，18岁的恽代英考进“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预科。进校第二年，19岁的青年写了《义务论》。这是今天能见到的他最早的文字——“若夫大同之世，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然其所以发达者，即由于人类之利他心，亦即义务论之效力所致，决不由竞争中来也。”

1918年夏，怀着“立志终身教育事业” 的意愿，恽代英从中华大学毕业了。校长陈时聘他任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

恽代英对学生们说，两千年来中国学校培养出的只从书本上学知识的白面书生，名为“万能者”，实“是无用的代名词”。他强调知识为社会服务才是真知识，鼓励学生到社会中学习独立做事的本领。

就是这样，恽代英以一个教育家的风采登上历史舞台。

1919年10月，恽代英加入由李大钊等人参与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翻译并发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

后来，他又受《新青年》杂志委托，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译成中文。这是本十万字的小书，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这本小书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一批党的领导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同年底，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要介绍一些切实可供研究的参考资料。要帮助青年去得一些切近合用，然而在学校中不容易得着的知识。虚骄的浮夸，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青年，必须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

——恽代英《中国青年》发刊词

这时的恽代英依然认为救国的希望在于青年。恽代英认为帮助青年人，莫过于帮他们确立进步文明的思想。受恽代英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有博古、赵一曼、阳翰笙、孙冶方等，无以计数。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恽代英受到通缉，他撤离武汉抵达南昌，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他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

恽代英以他敏锐的观察力，从敌人报纸中找出他们内部黑暗、冲突、矛盾以及剥削的罪恶，以深刻的分析能力、犀利的笔锋、通俗的语言写成一篇篇宣传鼓动的文章。

恽代英被捕后，周恩来提出“不惜任何代价，将恽代英营救出狱”。不料，就在1931年4月，中央科特负责人，具体执行营救恽代英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他供出了恽代英化名在南京狱中的情报。

牢房中，他写下了《时代的囚徒》——

铁壁和铜墙，手铐和脚镣，

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

“我身上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副近视眼镜，值几个钱。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他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恽代英狱中诗《我》

恽代英拒绝劝降，当即被戴上重镣。接着，蒋介石下令：就地枪决。

第二天，恽代英告别狱友，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在刑场，他则对行刑者说：“我遗憾的是为我们党工作得太少了”。这是1931年4月29日的中午。枪声传来，狱友们都哭了。

这一年，他36岁。

刘志丹酷爱读书。19岁时，他考上榆林中学。就是在这个学校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在疾苦中长大；在阅读《新青年》《向导》中成长；学生运动中，他写下“救我中华万万年”的《爱国歌》。

1926年10月，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即被党组织派往在西北响应北伐的冯玉祥部队，在国民军联军第4路军任党代表兼政治处处长，后又被聘为中山军事学校军事教官。

但不到半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刘志丹拒绝脱离共产党，被装进闷罐车，“礼送出境”。

1928年，刘志丹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回到陕西，发展革命力量，择机起义。当时这样的斗争遍及各地，史称“兵运”。

春天，刘志丹带领一万多人举行渭华起义。组织领导渭华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

1932年，在陕北甘肃开展“兵运”的谢子长、习仲勋与刘志丹相聚照金，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燃起了中国西北的星星之火。

习仲勋曾这样描述他对刘志丹的印象：“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

1933年11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率部连续打了5场战斗，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百余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他们决定向南巩固照金苏区，向东建立陕北苏区，形成三个相对独立，互相支援的“品”字形战略区。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如烈火燎原之势在陕甘高原迅速蔓延。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针对陕甘边地区经济落后的面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农民不征粮，不派款，进行土地改革，开展商业贸易活动等十大政策。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陕甘根据地，中央决定东征山西。

1936年2月，刘志丹率领红28军，东渡黄河。

出发前，习仲勋特意去看他。离别的时候，刘志丹一直把习仲勋送到窑洞前的山坡上。走出很远，习仲勋还看见刘志丹向他挥手。

刘志丹与同桂荣1921年结婚，自他参加革命之后，两人很少在一起，家里老人说“他是个不知有家的人”。

仿佛是一种预感，离别前，不知有家的刘志丹与妻子夜夜长谈，似乎要把他的心思全讲出来。

他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的道路。……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心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

部队挺进中，沿途群众夹道欢迎，甚至专程跑几十里赶来看望刘志丹。大家都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为了老百姓干革命的老刘。

1936年4月14日，红军攻打中阳县三交镇，刘志丹到前线侦察敌情，不料左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牺牲的第二个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人们在他的家乡修建了烈士陵园。

毛泽东赞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很少有人知道，在雨花台祭奠的2406名先烈中有一个学历最高的烈士，他是留欧的哲学博士，牺牲的时候只有35岁，他的真实姓名叫许包野。

1900年许包野在泰国出生，长到7岁时，许父带他回到家乡。

1915年，15岁的许包野成了澄海第一所中学的第一批新生。学校为辛亥革命后，先进人士因了“强学即所以强国”的宗旨创办。这使许包野不但有古典诗书基本功，也打开了“新学、新思想”的天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许包野中学毕业。那是1919年，他19岁。这一年的冬天，他考取了“华法教育会”的赴法勤工俭学。第二年四月，许包野辞别故乡，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

又一年，许包野转入德国哥廷根大学。在那里，他与朱德成为同学，后者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25年6月，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德国。许包野与朱德，还有中共旅欧支部其他党员，组织旅欧华人，反对帝国主义镇压中国革命，声援国内五卅运动。

纪录片中披露了许包野的数封家书。虽然家书中，没有他波澜起伏的留学生活，但仍然能读到当年一个中国青年的风采。这是他妻子保存了一生的纪念。

他的家书涉猎广泛，有夫妻情分，有寻常小知识，也会谈到他和同学如何辩论哲学，甚至涉及到时间、空间这样的概念。

因为世界上如果实实在在没有真理，则这“宇宙间没有真理这句话”，便还成为唯一的真理……如果w君又说宇宙间确确实实没有真理，但这“宇宙间没有真理这句话”也不是真理。那我就要问，“宇宙间没有真理这句话”既不是真理，则反转过来说，“宇宙间有真理”这句话才是真理啦！结果评判员把我判胜了，但虽然如此，我到底还怀疑，因为照我自己的意见，宇宙间有没有真理还说不定。

——许包野《家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震动了中国。这时许包野从苏联西伯利亚经黑龙江秘密回国。许包野只和生母、妻子团聚了10天就离家去厦门。他得悉二弟许泽藻，化名许依华，在厦门做党的地下工作。

1932年3月的一天，许包野找到了厦门中心市委和他的弟弟许依华。经上报中央，确认了他身份。

许包野没有再去中央苏区而是留在了闽南，他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听从组织安排，在闽南的山区做调查研究，虽然他留洋11年，但与社会大众没有任何隔阂。

不久，厦门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这个留洋的博士在极度危险的境地里，担负起了闽南地区党的领导工作。艰难的环境中，他从建设党的组织开始。

1934年8月，许包野经中央局调遣到上海，担负起重组江苏省委的重任。

1933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特务一旦发现嫌疑对象，便将其逮捕，威逼利诱。一些人由此秘密自首，随后被放回去，成为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癌细胞”。为除掉叛徒，党组织遭受损失，多人被捕。许包野暴露了。

1935年农历正月，许包野在旅馆被捕的，许包野被捕直到牺牲，特务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此后世人也只知道一个叫“老刘”的共产党员在南京遇害。

1985年，福建、江苏、广东、河南等地的研究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终于弄清楚1935年在南京牺牲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老刘”就是许包野。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带镣行》是刘伯坚短暂一生的绝唱，写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1895年1月9日，刘伯坚生于四川平昌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巴中山高水险，匪患严重。刘伯坚是家中长子，他看到的是人民生活贫苦，官绅欺压百姓，妇孺饿死街头。天性中的正义感使他立下救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在这样的乱世中，刘伯坚17岁了。父母希望他留下振兴家业。刘伯坚则说：“国家受难，民族遭危，大众疾苦，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古人都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况乎我辈热血青年。”

少年刘伯坚在入学作文里写道：“人生在世，务必有志，志者，志向之谓也。国之君，邦之民，又何独不然乎？若国之君无志，则何以治国？邦之民无志，则何以兴邦？吾尝终日而思之，忧心如焚也。由思而推之，人之无志，则无以立身。”

他辞别父母家人，走出了大巴山，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补习外语，这是1919年1月。四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

月光黯黯移去，一个院子快变成乌的；天上明晶晶的星子也稀少了，地下轰烈烈的人声也沉寂了，这个世界立地黑暗了，无一丝儿光线了。猛想起西半球的人……素月的光明将死，太阳的光明未现！

——刘伯坚 《秋月》

这首诗发表在赵世炎主编的《工读》半月刊上，充溢着刘伯坚对光明新世界的渴望和追求。

1920年6月25日，刘伯坚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他扛过麻袋，推过小车，做过苦力。在那段时间，刘伯坚读到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寻找救国，追求真知的道路上，他看到新的方向。他说：“欲使祖国富强，当从世界改革中求之。”

在欧洲的三年半，刘伯坚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他主持印刷共青团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少年》《赤光》。1922年8月，刘伯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说：“我的信仰一定不变了，为她奔走，为她奋斗，为她牺牲一切！”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此时，冯玉祥对西北军中的共产党人则采取“礼送出境”的方式处理。刘伯坚也被礼送出境，但他撒下的革命火种在西北军中持久地影响着。

1928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再次前往苏联学习军事，先后进入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并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1930年下半年，刘伯坚回国，来到赣南闽西根据地，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刘伯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

从1930年冬到1931年秋，红一方面军连续三次反“围剿”胜利。1931年11月底，第26路军中共秘密特别支部在南昌的接头关系被国民党破坏，蒋介石急电缉拿共产党人，但电文被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截获。他与中共秘密特别支部商讨应急办法，并向中央苏区军事委员会报告准备发动起义。

中央批准了第26路军的起义计划，刘伯坚参与领导指挥宁都起义。第26路军起义后，改编成红军第五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他起草了红五军团的宣言。

“起来！不为地主资产阶级打仗，不替军阀争地盘作帝国主义的走狗打仗，而为中国真正独立与和平统一打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集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宣言》

1934年10月，红五军团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铁流后卫”，而刘伯坚按照党的安排部署，已调离红五军团，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义无反顾地负担起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撤退的重任。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江西塘村附近的鸭婆坑率部突围时，左腿中弹，弹尽被俘。在人生最后的17天里，他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诗作，为中国革命史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刘伯坚《移狱》

这些诗作不是写在充溢着阳光的书斋里，而是写在黑暗的牢房里，写在腥风血雨的旧中国。

“弟被俘时就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刘伯坚狱中家书

最后的日子，刘伯坚每天被国民党宪兵押着，带着沉重的镣铐，绕道繁华街市去审讯地，如游街示众，刘伯坚从容缓步唱着《国际歌》，他当街告诉乡亲，红军已北上抗日！

1935年3月21日，他惨遭枪杀，年仅4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