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法国经典文学，不少人脑海中首先跳出的往往是雨果、福楼拜等19世纪作家，他们笔下的《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在纸上构建出怎样的“文学城市”？相较人们对这些作品的耳熟能详，新一代法语小说在翻译转码中的吸引力是否流失？抑或，翻译小说的“黄金时代”消失了吗？

昨天，这些问号在朵云书院旗舰店的主题讲座上抛出后，王安忆、孙甘露、刘擎、袁筱一、毛尖、宫宝荣、袁莉等多位作家翻译家评论家围绕“上海：中法文学在这座大都市交汇”和“创作与翻译的共生与共融”展开交流。

作家孙甘露发现，以前小说家写故事见闻多是“全知”视角，如今身处互联网时代，资讯传播发达，无论写什么题材似乎读者都知道，小说家“社会书记员”的担当几乎消失了，这也深刻影响到小说的写法，虚构叙事的前途在哪？他和刘擎都谈到，小说的确面临文体的挑战，但一个好的作家犹如本民族语言的“陌生人”，需善于从母语中、传统中发掘异质性的活跃因子，突破已经形成或某种意义上凝固的经验，如此才能让一个国家的语言愈发鲜活，让文学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文学书写在多大程度上塑造着人们对城市的想象？

作为汇聚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自20世纪初便是中法文学交流的重地，长期以来，中法间密切的文学互动持续至今。前不久，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在傅雷的故乡上海揭晓，恰如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所说，文学书写与翻译，潜移默化改变塑造着读者对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理解，以及对当地女性男性形象的建构等。

“文艺青年很容易从艺术作品中拼凑出对一个地标或群体的想象。”小时候曾跟母亲住进淮海中路一条新式里弄的王安忆还记得，年轻时翻看小说《简爱》，读到罗切斯特从法国带回的养女是个“法式”女孩，让人把“礼物”“华服”和“法国女孩”连接在一起；《战争与和平》里写到法国军官在异乡碰到老乡讲起风流轶事，“那种暧昧的隐秘，边界感的迷糊，在我们脑子里对法国人的印象慢慢增添了材料。”有一年王安忆到法国，“对方要给我拍照，他们让我做的动作姿势也是从小在淮海路照相馆里看到的那种，透着风情，稍显造作。”

孙甘露透露，法国文化对他的启蒙更接近于喜剧的角度——无论是莫里哀的戏剧作品，还是电影《郁金香芳芳》，都具有戏谑幽默的风格。而与老一辈法国文学翻译家的交往则“深深影响了精神生活”。孙甘露追忆道，风趣的马振骋先生教给他的第一句法语居然是法国时尚品牌香奈儿包包的名称，王道乾的爱人特地遵丈夫生前嘱托赠予译著，“他们的待人接物、治学风范，令我大受触动，耳濡目染中上了法国文学的第一堂课。”

毛尖有个观点——表面上，在狂悖的青春期，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法国文学，也许事情的本质是，一半的法国文学天然地适合青春期，并镶嵌到生活图景中。她半开玩笑道，高考前看电视剧《上海滩》，许文强身中数枪离世前说了句“我要去巴黎”，让她觉得这个地名意味绵绵。不过她也提到一个现象，“信达雅”里，“雅”在法语文学翻译中“发育得格外有优势”，造成不懂法语的读者认为法国文学天然很浪漫。

毛尖形容，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把“原著《茶花女》里的10斤眼泪，膨胀出了100斤的哀伤”，这种“想象的偏差”也是翻译界常讨论的话题。比如，纪德翻译莎士比亚“这个地方静得连老鼠都没有”时改成了“连只猫都没有”，那到了中国是不是要意译为“鸦雀无声”？一句话背后透露出翻译理念理论的差异分歧。

王安忆举例道，有评论家认为杜拉斯《情人》一些中译本“笔法过浅、语气缠绵”，并没有准确传递当时七十多岁杜拉斯回忆往事的心态。翻译家袁莉坦言，她曾尝试把王安忆《长恨歌》翻译成法语，“几万字后放弃作罢，的确很难译，那种语言特有的细腻色彩很难转换。如果很忠实的直译，反过来会不会也影响法国作家的母语表达？”

翻译对原著的“信息损耗”难以避免？当下虚构的出路在哪

翻译过程中的“转码偏差”“信息损耗”，是否会削弱外语文学对读者的吸引力？

“上一个百年里，小说的黄金时代恐怕已经走完；接下来一个百年里，我很少能看到打动自己的引进版小说。”王安忆坦言，受个人阅读经验局限，当代法语文学作品几乎很少读，201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莫迪亚诺的书“也看不进去”，“一方面是当下翻译吞吐量太大、速度太快，有些未经打磨的译作比较粗糙；另一方面也是翻译过程本身对原著风貌的损耗，能传递出三分之一就不错了。”

她认为，法国当代写作“对写实自觉脱离关系，更多是浪漫情怀、形而上的，充斥了碎片式、模糊感，很少有鲜明的形象与叙事”。

而回溯至巴尔扎克的时代，作家动笔前要做社会调查，要实地勘查，小说家作为时代这个历史证人的秘书，经常事无巨细不厌其烦地在小说里展开描写，从衣服样式到屋子里的摆设。

不过，在孙甘露看来，法国文学对精神质地的揣摩、非写实的笔法，恰恰也呼应了当代人的新处境。比如莫迪亚诺早年的中篇《暗店街》，典型运用了处理回忆的手法，跟普鲁斯特笔下记忆渐渐消失的微妙感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些认识的人、去过的地方、说过的话，一边在寻找，一边也在慢慢逝去……换个角度来说，对于现实的描摹，已经不再是文学虚构唯一的任务。

相较读者阅读19世纪小说时，通常能清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立场、主张，当代小说更多出现了所谓“零度写作”——作者在作品里有意客观化了存在，清晰的立场和情感是不允许被代入的。

“我与法国文化结缘，从卢梭《忏悔录》开始，柳鸣九翻译，读后震撼很大。法国文学并不仅仅是浪漫爱情，也具有革命性拓新一面。”刘擎谈到，法国人坚信“正因我们是人类的，我们是法兰西的”；这与鲁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一样。个中微妙差别也提醒我们——当作家将传统陌生化，重新对象化，读者能借助“他者视角”的翻译文学作品重新打量这个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翻译家袁筱一聊起近期策划播出的纪录片《丽娃河畔的翻译家》，梳理了一代代优秀的文化“摆渡者”，而傅雷翻译出版奖对新人译者的挖掘奖掖，在一定程度上接续壮大了翻译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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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获奖者在沪揭晓：章文凭借译作《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安托瓦纳·贝尔曼 著）获得社科类奖项，黄雅琴凭借译作《男孩》（马库斯·马尔特 著）摘得文学类奖项，新人奖则颁给了90后王献，她的译作是迪迪埃·埃里蓬《回归故里》。

本届傅雷奖共收到参评作品47部，其中社科类35部，文学类12部。十多年来该奖项收到600多部参赛作品，涌现出近30名优秀译者，都成为了译界优秀骨干。

颁奖词：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是一部关于翻译的考古丰碑，有着普世的价值。它深入发掘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文化，也探讨了译者们遇到的难题。作品如同邀请读者进行冥思，也试图就人与故乡和异域的关系等根本的问题给出答案。章文非常精准地呈现了复杂的思考，给出了精彩的译本。

颁奖词：《男孩》以一种独特的叙述，即个人小故事与人类大历史的并行叙述，讲述了一个无名的小男孩在二十世纪的成长历史，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与批评。黄雅琴的译文忠实地体现了《男孩》的风格：强烈而鲜明的人物情感，简洁的文字，鲜明的节奏，诗的意蕴，散文的随意，另外还有音乐的旋律与节奏。

原作《回归故里》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迪迪耶·埃里蓬结合自身背景和成长经历创作的一部反思性著作。在这场极为内在又具有颠覆性的心灵之旅中，作者思考了社会阶层、学校教育和身份建构等主题。译者王献凭借自身良好的语言基础和对法国哲学的热爱，在译作中很好地呈现了原作的自传体文风及学理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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