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要有广阔的宏观视野，又要有必要的细心考证，要对事物的复杂性有足够的估计，并且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明白‘探索’是党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

金冲及教授是我崇敬的恩师。我于1960年入复旦大学历史系。那时学制五年，前三年主要学习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基础课，后两年主要学习专业课。四年级开始，分设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和历史地理四个专门化课程。当时金冲及老师任学校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他兼职给我们上中国近现代史课程。凭着扎实深厚的史学根基，上课几乎不看讲稿，滔滔不绝，有声有色，条理清晰，分析精当，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学们聚会谈起金师上课，总会竖起大拇指赞扬。后来分专门化，我选中国近现代史，与金师开设的中国近代史基础课对我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

金冲及老师1965年随石西民副市长调往国家文化部，此后与金师的接触与交往就少了，有时去北京出差总忘不了去拜访金师。改革开放后，金师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后被复旦聘为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来复旦给研究生上课、指导或评审论文，我总会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向老师请教。在我拜读金师的多部大作与金师多次切磋学术研究中，给我印象最深、可说是刻骨铭心的是：金师做人治学，一以贯之，坚守求真务实。这里记述的是几则故事。

一．坦言详谈加入中共地下党

文革初期，金冲及老师被复旦大学造反派招回复旦受审。金冲及老师因其能言善写，在复旦期间曾为校长及党委书记杨西光等领导起草过多份总结、报告以及内参，是了解复旦内情的重要人物。其时把金老师招回来复旦的目的，一是让他揭发党委，二是怀疑金老师是假党员，要严格审查，因金老师关系不在复旦，因此将金老师安置在学生宿舍六号楼，与六三级学生住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批判，行动上自由。

当时，我任六五级学生政治指导员，住在学生宿舍六号楼203室。一天，晚饭后工军宣队通知我，今晚借用你的房间让金冲及交代加入地下党事宜，你可以旁听，房间不准闲人进来。

记得当时，金老师镇定、详实、坦言作答：

我是1947年9月进入复旦的。这年5、6月间，上海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摧残。但是学生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2月下旬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募捐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募捐寒衣及其合法活动之机，发动和团结校内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我作为学生骨干，常和同学一起到市区四处劝募寒衣，又将寒衣发放到流浪街头难民的手中；我还发起和参加了各种社团和读书会活动，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1948年1月29日，我参加了复旦同学支援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出同学进京请愿的活动，被军警武装押回学校，校方给记了一次大过。这一年，经历了残酷激烈的斗争风雨的考验，我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骨干。1948年4、5月间，我经人介绍秘密地参加了梦寐以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准备到解放区去，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学校。当时入党是单线联系，我被两位地下党领导看中，履行过两次入党手续。最后他向工军宣队领导表示，我交待的入党事实真真切切，没有一点假话，请领导严格审查。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造反派解除了对金师假党员的怀疑。旁听金老师的入党衷言，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革命斗争教育，增强了作为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立党为公，立党为民的信念，就是在逆境中也要求真务实，坚持真理不动摇。

说来也巧，两年之后的1970年，因反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倒行逆施，我和五位做过学生政治指导员的党员教师被关押隔离。每晚专案人员来隔离室，先叫我们学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然后要我们谈感想。当时，我就想起金老师在高压下的镇静自若，真实、坦荡、直言，决不能在高压下，编造谎言，投石下井，做墙倒众人推、伤天害理之事。

二.直言不讳坦诚低调做人

在京期间，一天由近代史所朱宗震老同学陪同去中央文献研究室拜访金冲及老师。

记不得乘什么车、经过什么路，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是当年的毛家湾。走进一处都是平房的深宅大院，再进入一处坐北朝南的房间，经过曲曲弯弯的走廊，到了金师的办公室。金老师异常高兴，拿出好茶热情招待我们。落座后，他问我们来北京有何贵干，我将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合作编写中华民国史等事宜作了说明，接着金师谈了编写民国史的难与易。

师生相聚，无所拘束，无话不谈，有同学问金师来北京多年的感受，有同学问金师作为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的体会。

金冲及老师是追求真理、原则性极强的求真务实者，但他又是团结同志、热情谦虚、低调做人的楷模。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俄罗斯科学院是俄罗斯联邦最高学术机构，该院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研究实力雄厚，长期来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取得了众多世界一流成果。金师当选俄罗斯外籍院士之时，正是他《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初稿完成之时，将满78岁，他谦虚欣慰地说：“这两件事对我都是一种勉励。”他当选外籍院士一事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但知道的人甚少。我的老同学施宣圆时任《文汇报》学林版主编，他们常通电话，金师从来没有透露过此事，复旦历史系他的同事、好友和学生均不知道此事。他是一个极其低调、从不张扬的人。

三．治学要勤奋率真，反对浮躁趋时

2005年1月，我的老师蔡尚思教授百岁华诞，当时老同学施宣圆在蔡老的家乡筹资30余万元，为其出版400余万字的《蔡尚思全集》，特邀金冲及老师为顾问，并请为文集作序。序言说：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知识的渊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来自先生过人的勤奋。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我同先生接触中感受最深的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先生治学“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

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金师借写序言之机将“一些不能己于言的话借此说说”。他尖锐地指出“浮躁和趋时，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金师特别强调指出：“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很值得人们学习。由于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渊博知识，对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读者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得到许多教益。”也许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复旦校训使然，这种优良的校风在复旦代代相传。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同灿烂。金冲及老师不仅高度赞扬蔡尚思教授的勤奋与率真，他还赞颂过谭其骧教授的耿直与坦率。1990年谭其骧教授80寿辰时，他致信祝贺：“先生待人接物耿直坦率，总是有话直说，心口如一，不敷衍，不苟同，不说假话。”说到治学，谭先生更突出强调一个“真”字。他给学生题字：“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治史者之责，端在考究史实，如实记述。”金冲及老师是尊师重学的模范，他在传承师长优良学风时，总是虚心向长者学习并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给谭师的贺信中，还有一段沁人心脾的描述：“自己在治学时即便是小处也不敢掉以轻心，宁可把自己当笨人对待，多下点笨功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当然’就信口胡说”。如果说周谷城、周予园、谭其骧、蔡尚思等前辈名师是开启复旦校训、树立师道的大师硕儒，那么金冲及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传承复旦校训校风基因的典范。

多年来，在金冲及老师言传身教下，坚守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像粒粒鲜活的种子，扎根在我的脑海里，萌生在我的血液中。就在金师为蔡尚思教授写序的当年11月7日，《报刊文摘》刊载王元化先生给朋友一封信谈及和朋友策划在美术馆举行了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其目的想显示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展览半个月，参展的多半是来看热闹的。不少人在留言簿上写下和女友到此一游，大量留言是无知、低级、庸俗、啼笑皆非。王元化先生感慨地说：“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与心难堪此劫”“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

其时，凡是关注学术研究的同志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在学术研究领域确实存在着浮躁、趋时两大弊端。如有的学者抄袭、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出书扬名；有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将搜集的资料不下功夫筛选、提炼、考订，统统塞到文章之中，少则10万，多则20、30万，质量堪忧；还有不少属于精神污染的劣质产品。

我所在的地方志领域，浮躁和趋时流行病也存在。众所周知“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可是某些论著公然否定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说什么“汉文化圈的日本、韩国也有修志传统。”所有否定中国修志“特有性”的论者，其根据是说中国的方志“在世界各国都有”。是这样么？我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和历史地理大家谭其骧教授以及台湾著名史学家陈捷先教授的论著，都肯定我国的地方志是“特有的宝库”、“特有的瑰宝”。至于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国，由于千百年来深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一度编修过地方志，但未有连绵不绝，形成制度，其后都走上了编修地方史的道路。为此，我曾撰写过一篇长文《编修地方志应注意的问题》——兼对《中国现代方志学》若干问题的批评，在《学术界》2007年第3期和《史林》2007年第4期发表。

在地方志任职的十年，无论是指导和参加编修各类志书、评审志稿，我都坚守求真务实的原则不动摇。针对方志界存在学术研究随风跟雨，我撰文《编修地方志要讲政治但不能政治化》；多年来关于出版的地方志书指导思想的记述，我撰文《志书凡例指导思想如何表述之我见》，着重从理论上论证了我们党从武装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生生不息，发展不止，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本源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资料文献的地方志，如果在凡例中载明指导思想，可以这样表述：本志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记述某地域或某行业、专业的历史和现状。这样表述既简洁、科学，又准确、妥当，已经出版的《上海通志》指导思想就是这样表述的。

从复旦到地方志办，在我近60年的工作经历中，不管是环境如何变化，顺境或逆境，做人治学我始终坚守求真务实这条底线，这与金冲及老师的教诲与影响是分不开的。

四．学术研究要科学精准严谨

金冲及老师兼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期间，多次来复旦为研究生上课、指导论文写作以及主持博士生论文评审答辩。一次他来复旦住在国权路五星级饭店。我和余子道教授登门拜访，老朋友相见，倍感亲切。当时金师主编的《毛泽东传》刚刚出版，话题就转到这本传上来。《毛泽东传》分为两大部分：解放前1893-1949，一大册共75万字，主编署金冲及；解放后1949-1976，分上、下两大册共130万字，主编署逄先知、金冲及。这样规模宏大的皇皇巨著，跨度83年，总字数205万字，收资和撰稿可见难度之大。金老师说，本书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文稿、电报、书信、谈话、会议记录，以及报刊资料、有关书籍、有关访问记、回忆录等。中央档案馆涉密级高的档案资料，要经特批并办理有关手续，才能查阅。金师除了主编过《毛泽东传》，还主编过《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邓小平传略》、《陈云传》、《李富春传》等名人传记。他很自信地对我们说：“公开出版这些名人传记，内容表述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我敢保证入传资料都有据可查，每条资料都在页下脚注编序说明。”金师严格把守入传资料有据可查，这和他从事学术研究，始终一以贯之，坚守求真务实的治学信念不动摇有直接的关系。

2018年9月25日的《人民日报》曾发表了金冲及老师题为“大家读书”的短文。文章披露三联书店将金师学习中共党史的论文冠以“金冲及文丛”分集出版。其中《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一书发行了11万多册。文中有一段对当时研究的提要，诏示学术同仁：“真实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要有广阔的宏观视野，又要有必要的细心考证，要对事物的复杂性有足够的估计，并且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明白‘探索’是党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文中对史学研究又特别着重强调：“为了弄清历史的真相，首先要有‘上穷碧落下黄泉’那股劲，尽力搜集并挖掘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缜密的比较研究，力求弄清事实是怎样的，这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决不轻信那些并无可靠根据的道听途说以至别有用心的胡编乱造，那只能把人引入歧途。”简单说来，一切学术研究既要有唯物主义的态度，也要应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

金冲及恩师耄耋之年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在学术研究中，仍身体力行坚守求真务实，还一再谆谆告诫后人要努力传承和实践。多年来，在金师的教诲下，我一直坚守复旦校训。在我从事地方志编撰和方志学术研究中，我将求真务实理念概括为树立“三气”：“求真务实追求真理的志气；不媚俗、不趋时、不降志的骨气”；不唯书、不唯上，敢讲真话的勇气。”写入我已出版的《静真斋史志文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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