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

他曾是国民党少将，周旋于汪精卫、胨公博、周佛海、戴笠等人身边，为中共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情报，刘少奇赞他“一个人顶三个师”。1949年，穿上解放军军装的他，回首在龙潭虎穴战斗的岁月，挥笔写下“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诗句。他就是中共秘密战线上的英勇战士——李时雨。

送电台，救同志

李时雨，1908年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打入东北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他打入伪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1939年，李时雨接到其直接领导人何松亭交代的两项任务：一是将党组织获得的一批电台机件运出租界至指定转运站；二是营救共产党员冯骥出狱。

任务很艰巨，李时雨首先想方设法弄到一张日本特务机关发的“派司”（即通行证）。然后经过审慎考虑，确定了行动方案：电台机件分装三个箱子，分两次运到李时雨家里。几天后，李时雨从伪法院借了一辆汽车，把箱子先送进自己的办公室，后再送指定的转运站。

在执行营救冯骥任务时，李时雨首先烧毁了冯骥的卷宗，在接到负责案宗的书记官汇报后，他先佯装责备，后顺势“指点”书记官称卷宗在法院被炸时毁掉了，书记官怕担罪责，依此说法照办。之后，李时雨以检査监所的名义到看守所和犯人交谈，趁机告诉冯骥翻案，咬定自己不是共产党，而是被仇人陷害入狱。李时雨最终帮助冯骥无罪释放。

汪伪政府的一颗钉子

1939年8月，汪精卫计划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汪精卫派人到各地网罗代表，其中国民党改组派的朱晶华负责到北方召集代表。中共党组织希望李时雨能够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出席“六全代会”。

通过关系，李时雨和朱晶华见面，朱直言自己是打入汪伪政权为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捜集情报的，并保证能带着李时雨打进去。他们商定了李时雨的履历，即李时雨在北方上大学时由朱晶华介绍加入国民党，并跟随他参加了改组派，但一直专心于读书学习。

1939年8月下旬，李时雨跟伪国民党六大代表团出发至上海。李时雨在会上详细记录了捜集到的各种情报，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了会议情况。

1940年4月，李时雨从天津到南京赴任，担任伪“立法院”立法委员，利用这个契机逐步进入了汪伪高层圏子。

李时雨得到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赏识是在伪立法院第一次例会上。当时各委员对于立法程序中的“三读通过”产生分歧，李时雨利用发言机会，运用自己专业的法律知识侃侃而谈，令陈公博刮目相看。逐渐获得赏识和重用的李时雨，在外界看来俨然是陈公博的亲信，职务节节攀升。在与汪伪各类人员的周旋中，李时雨捜集了许多中共急需的战略情报。

▲李时雨与妻子

李时雨兼任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期间，陈公博责令他严肃整顿军法处。李时雨开始假戏真做。他提出废除刑讯，依法办事并成立保障人权协会，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因此得以释放。李时雨还新设防范科，以宣传预防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惩治了许多刑事犯罪分子。由于李时雨的“廉洁政治”工作对治安管理颇有成效，连日本的联络官都夸他“执法如山”。’

成功打入军统

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和上海伪市长，周佛海点名留下了李时雨。李时雨很快成为周佛海信任的助手。

蒋介石公开和周佛海勾结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李时雨被任命为军法处副处长。在此期间，李时雨还和假冒国民党高参的范纪曼冒险营救了杨靖宇的弟弟杨树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时雨曾经的律师“朋友”余祥琴拉拢李时雨加入军统，原来他是潜伏在上海的隶属军统领导的沪交指挥站负责人。余祥琴跟李时雨一再表示“军统拉汪伪组织人员使用，叫作‘运用人员’，不是正式参加军统组织，不会认真查对，可冒用假身份”。

在得到中共党组织批准后，李时雨将计就计，成功打入军统，由此获得接近戴笠的机会。在戴笠的身边，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将捜集到的重要文件内容以及受军统迫害的中共党员的名单及时传递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出任河南省政协秘书长、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1999年12月28日，李时雨于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