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诸多将领当中，陈赓的经历可谓充满着传奇色彩。他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曾经在战场上救过“蒋校长”的命。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陈赓曾经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是秘密战线上的老前辈。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他身上有许多的未解之谜，而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其中细节已经无法得知。透过本文的讲述，让我们略知一些陈赓在隐蔽战线上的丰功伟绩。同时也能够了解隐蔽战线斗争的残酷性，提醒生活在光明中的我们，要永远铭记那些在黑暗和鲜血中行走的人。

1922年，19岁的陈赓加入了共产党，尔后进入黄埔，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中都有他的朋友，与毛泽东、蒋介石都有着特殊的关系与交情。他经历过40余年的战火考验，一生身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在20世纪各国将领中是罕见的。战场上的陈赓像雄狮，亲临战场前沿，指挥若定，视死如归。而从事隐藏战线工作中的陈赓，与三教九流打交道，聪睿机警、大智大勇，斗敌顽，惩叛徒，有力地保护了党中央。正如陈毅元帅称赞他说：“陈赓同志就是我们党的一门炮”。然而陈赓58岁就离开人世，是所有开国元帅、大将中最早离世的一位。他的传奇人生背后，留下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事迹。

前往苏联学习情报技术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公然将319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了出去，陈赓亦位列其中。事实上，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前已有不少的迹象，若是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健全成熟的情报机构，是完全能够及时掌握这些反革命迹象，并作出正确判断和积极防卫的。可惜，傅烈领导的情报小组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其时，情报小组创立伊始，隶属于中共两广区委，机构不健全，人手少没经验，通讯联络脱节，区委没有专职领导统筹情报信息。

吃一堑，长一智。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决定派人到苏联学习“契卡”（即情报安全保卫工作）业务。192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挑选了顾顺章、陈赓、陆留前往苏联学习“契卡”。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亲自接见从广州来到上海的陈赓。穆欣在《陈赓大将军》中记载：“陈赓到上海找到党组织以后，陈独秀接待了陈赓，并和陈赓谈了话，告诉了他去苏联的任务，就是学习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经验。”

中共中央为了建立情报安全保卫工作，是下了一定血本的。之前安排的余乐醒、欧阳钦、萧朴生等11人在苏联军事院校学习情报安全保卫业务暂且不说，派出顾顺章和陈赓、陆留之中的顾陈可谓为中共重量级的人物。顾顺章时为中共上海区委九位委员之一，陈赓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骨干。他们二人后来都成为中共早期情报政治保卫工作中仅次于周恩来的重要领导人。

陈赓等人乘坐一艘苏联货轮，从上海出发。同船的除了顾顺章、陆留外，还有刘仁静、鲁易、罗汉、秦邦宪（博古）、张安仁（仲实），以及后来成为杨尚昆妻子的李伯钊等近20人，由刘仁静带队。这艘苏联货轮途经中国东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一路颠簸航行。货轮没有客舱，人货混装，通风及卫生条件极差，不时有阵阵的污秽恶臭气味上扬，有人晕船还呕吐，这更加重了船舱的恶臭气味。货轮在海上漂泊航行了三天三夜，终于抵达海参崴。陈赓与顾顺章、陆留在苏联远东停留下来，进入该地区有关部门学习苏联专家教授的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理论，及化装、密写、跟踪、窃听、解铐、开锁、摄影、枪法、格斗、暗杀、爆破等特工技能。他们都潜心学习，刻苦钻研，逐渐成为特工的行家里手。学成后陈赓擅长于情报采集；顾顺章则长于暗杀、格斗、枪法、化装等；陆留是爆破专家，还能制造炸药，可惜他回国后不久便因劳累过度重病去世。

出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

1927年春夏之交，中国共产党遭受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特别是在上海、广州两地的组织损失惨重，许多精英以及党员干部因情报不足和缺乏必要的安全保卫措施，相继被惨杀。血淋淋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的重要性，必须将情报安保工作机构的建立落到实处。

1927年5月间，即中共五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军委下面设立秘书科、组织科和特务科（处），由王一飞、欧阳钦和顾顺章分别负责。特务科下设四股：保卫股、情报股、特务股、匪运股，其办公地点在汉口花楼街。从特务科各股的设置及其职能看，已基本具备了情报安保工作的功能，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安保机构。

中国共产党对情报安保工作的进一步重视以及建立较为完善的机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上海召开，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将军委中的特务科单列出来成为中央直辖的部门，其规格与组织、宣传、军事等重要机构并列，称为中央特科。随后中共中央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领导特科工作，特委为决策机构，特科是执行机构。特委由三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并亲自领导和指挥特科工作，顾顺章担任特科负责人。特科先后设立了总务、情报、行动和通讯科（也称交通科）。

中央特科的职能部门是逐步完善建设的，在1928年春，特科建立总务科和行动科后，认为需要建立情报科。陈赓于1927年2月从苏联学成归国，先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负责人，后任贺龙第二十军第三师六团二营营长参加南昌起义，在随起义军南下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经战友的救护和帮助，辗转来到上海牛惠霖骨科医院作进一步的治疗。周恩来经反复思考衡量后，觉得陈赓是情报科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马上派人到陈赓家里，向他传达中央的命令。

1928年4月，左腿的脚腕骨和膝盖处中弹尚未彻底痊愈的陈赓，一瘸一拐地走进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接受创建和领导特科情报科的艰巨任务。从此，他运用革命斗争积累的本领和在苏联学过的情报安保技能，以上海为主战场，竭尽全力地投入到隐蔽战线的斗争中。

当时情报工作的主要职能是安排和联系潜伏人员，搜集情报供上级决策机关使用。情报工作是特工的基础性工作，中共中央要在上海站稳脚跟，没有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络系统是不行的。只有及时获取敌人有关情况及最新行动的消息，并及时传递到我方决策机关，我方才能预先全面掌握敌情及动向，洞若观火，知彼知已，及时制定对策，行动于先，化被动为主动。自从陈赓坐镇特科情报科后，我方情报工作越来越好。他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着手于情报机构建设和情报网络建设，经过一番努力，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及其辐射的地区的情报网站基本建立起来，迅速改变过去对敌情盲目、雾里看花，甚至一无所知的状况。

要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络，及时掌握敌情，就必须培养一批“鼹鼠”（“鼹鼠”是间谍的象征，通常指打入与潜伏在对方间谍情报机构或其它要害部门，窃取内部机密的渗透人员。他们既可以是我方谍报机关直接派遣的特工人员，也可以是被策反的对方内部人员）。他们想尽办法深入敌营，打进各种机关，特别是军、警、法等重要机构，活动于各种场所。陈赓主持的情报科很快就获得了可喜的成绩。最突出的案例是把后来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机关负责人的鲍君甫“拉出来”为我所用，以及将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这三位忠诚的同志“打进去”，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从事情报工作。

不知是偶然巧合，或是国民党对中央特科的创立已有所耳闻，几乎在特科情报科成立的同时，国民党建立正式的特务机关，名称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这里要提到一个人，名叫鲍君甫，又名杨登瀛。大革命时期此人为国民党左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逮捕经由国民党人保释。他的社交很广，与日本通讯社、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一些要人都有来往，同共产党也有来往。他的家曾为中共地下党的“避难所”。国民党最先是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后因杨剑虹出事自杀，其位被鲍君甫所取代。当杨剑虹一到上海就拉他的老乡鲍君甫一起干特务时，鲍就马上报告中共地下党。这事一开始就由陈赓接手。通过多方面对鲍君甫进行考察，陈赓觉得其人可为我所用，就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赞同陈赓的看法。从此，鲍君甫在陈赓的直接领导下，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许多特科人员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探队、宪兵队都是由他一手经办的，不少中共重要负责人被捕后的营救工作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成功的。直到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他是“中共的卧底”，他的身份被暴露，才无法继续为中国共产党作贡献。

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龙潭三杰”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也是在陈赓的筹划下分别打进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国民党天津特务机关“长城新闻社”分社的。宁沪津这三个地方是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枢纽，三点成一线，在这些辖区的党政军警宪重要情报都要通过这三个任何一点呈送到徐恩曾、陈立夫、蒋介石的手上。而当徐、陈、蒋的手头有了一份重要情报时，周恩来及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的手上同样有一份经陈赓送来的重要情报，有时还比前者更早得到。众所周知，当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时，是钱壮飞等及时递送情报，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这里面，陈赓早期布下的眼线和“打进的楔子”居功至伟。

——摘自《炎黄春秋》201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