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名篇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价值毋庸置疑，而它东渐入华的过程同样充满了曲折繁复，是一个各种文化张力的译介、阐释、接受、博弈的复杂过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叶隽在主题报告《译文质变的侨易节点与“翻译心灵”的呈现——以陈望道、成仿吾等的〈共产党宣言〉汉译为中心》中，借鉴译文学与侨易学的理论资源，通过聚焦主要译者的翻译文本与翻译史过程，区分其由日文（英文）转译与德文直译的不同路径，考察《共产党宣言》汉译史和接受史的过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了推进海内外学界对马列主义文献翻译出版历史的研究，“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主办。

“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长赵书雷透露，馆方携手上海党史研究学者、出版专家将推出《原版初心——党的出版早期文献萃编》，从新青年社、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长江书店、华兴书局等党的早期出版机构在上海出版发行的150种图书中，甄选出一批价值较高的图书，分辑合订影印出版，为了解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极具研究价值的第一手文献。

回望1848年2月，由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以德文全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据史料记载，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产党宣言》里的只言片语就通过《万国公报》《民报》等刊物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每周评论》《新青年》等进步期刊均对《共产党宣言》进行过片段式摘译。真正介绍到国内，要归功于在上海问世的首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一种”形式发行。陈望道曾如是回忆这段日子——“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当年他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参考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在家乡义乌的柴房里，凭借一盏油灯、一块铺板、两条长凳，借助《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夜以继日地翻译。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它不可或缺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基础，进入新时代，经典的光芒依然夺目，《共产党宣言》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与会专家谈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或作为建党建国的思想基础来认识；或是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切入的视角，而作为“红色文化”一部分马列主义文献的研究，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还可从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的视野加以推进，即从“译刊”——翻译出版的层面切入，也可作为研究晚清以来海派出版文化的一部分。

参会学者围绕“《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书报译介与述评”等专题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高晞等，分别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译介等做了主题报告。陈红娟、蒋凌楠、李映珵等学者从概念史角度，研究《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Aufhebung”对应词的演化趋势与诠释等话题；潘喜颜、孟瑶、高明等学者从上海广智书局、大江书铺、公民书局等出版机构出发讨论马列主义译刊；李继华、刘叙一等学者从马列主义翻译在文艺界的传播切入进行研究，都具有一定新意。

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谈到，此次研讨会也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学术合作计划的重启，从多学科、多角度考察中外交流史和翻译史。此前五次研讨会成果，以每次会议主题为书名，连续编辑了五部从34万至60万字不等篇幅论文集，作为“出版博物馆·研究系列”由百家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以整体面貌首次将中国出版史研究放在东西文化交流史框架下，开辟了崭新学术平台。

今年下半年，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将建成开馆，打造集“征集保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产业创新”等于一体的专业博物馆，填补业内空白。馆方将继续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推进出版史学术研究，探索产学研协同创新，联动区域资源建设国家级传媒基地。据悉，2022年将举行“纪念生活书店创建90周年暨现代上海书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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