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失去了一位贡献卓著的长者，文化界失去了一位睿智的守望者，广大读者失去了一位富有童心的朋友”——著名出版家沈昌文10日去世后，文化界、知识界人士纷纷表达悼念。曾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长期执掌文化杂志《读书》的沈公，对当下出版有何启示？

“沈公的组织才能、包容态度和不耻下问，以及各种各样服务作者的办法，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三联获得了不竭的文化资源，影响了一代读者。”18日，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举办的“书商的旧梦——追怀沈昌文先生”小型追思会现场，资深出版人陈昕谈到，沈公最令他钦佩的一点，便是“广交学界朋友，擅借用外脑；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为社会进步奉献本事和智慧。”

比如，在他主持三联期间，引进出版了《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风靡一时的西方经典译著，与夏衍、吕叔湘、钱锺书、柯灵等众多文化名人交往，策划了“新知文库”“现代学术文库”丛书。他主编的《读书》既不乏对学术文化界的前沿思考，又坚持大众化的轻松活泼风格，聚集了一批忠实拥趸。

从银楼小学徒，到出版社校对员、社长秘书，直到主持三联，作为这个时代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标志性人物，沈昌文继承了上溯至邹韬奋先生的三联精神，以出版事业助推了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为一代读者提供了丰盛精神食粮。他的传奇一生可谓中国当代出版史的生动缩影，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时期知识界思想解放的轨迹和精神追求。

用学者陈子善的话来说，“沈公眼光远大，宽容，关爱年轻人，能团结吸引有不同想法的人。”这份海纳百川，直观体现了沈公无先入为主、无偏见的办刊态度与人生境界。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表示，沈昌文当初开创了中国编辑界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主编恰恰能够促成一份好杂志，“沈先生最大的作用就是他没有墙，没有自己的偏见。”

“值得称道的是，这份宽容并不意味着没有个人风格，恰恰相反，《读书》有着强烈的美学追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还记得，自己念大学二年级时，《读书》刚创刊，他就成了忠实粉丝，至今收集了全套的《读书》以及沈公后创办的《万象》杂志。而《读书》的办刊理念中，沈公非常强调对文本的美学追求，这使得《读书》能被众多学人如此心仪，比如沈公曾说过，“我们退掉过很多著名学者的稿子，他们的观点很可以，但是文笔实在不行。”这在当时的学界刊物中也相当具有突破性与开拓性。

作家孙甘露用“塑造了一个时代的风尚”来形容沈公主持刊物的影响力。草鹭文化董事长王强说：“他的谦逊、包容、润物细无声的气质，激励我们继续做事、继续畅想，让生命意义也变得更崇高。”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认为，对沈公最好的怀念，就是“如何把一个好的出版理念，把出版对社会的正向推动作用发扬光大。”

评论家汪涌豪表示，沈公是豁达的人，同时也幽默、皮实，还有点“狡猾”，“他生前非常精彩，身后也有足够的哀荣，这是很了不起的。”恰如上海巴金故居副馆长周立民所说，当下研究出版传统脉络，沈昌文的经验与理念仍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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