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
作家的一生如同在书写长信，有的投向具体的目标和地址，但大多漫无边际。他向社会或某个群体讲述一些事情，用各种口吻、说各种故事。
仔细看作家的传记，便会发现那些杰出的作家，通常拥有和一般人不同的童年。人们常常讲“严父慈母”，双亲对于后代的成长当然是至关重要的。母亲是慈爱的，所以通常孩子依恋母亲而害怕父亲。父亲充分体现了“规矩”，体现了人的社会性，而母亲则有更多的自然属性。“慈母”和“严父”这两种角色，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功利与心灵自由的划分与概括。
卡夫卡三十六岁写下致父亲的长信，其中剖白自幼对父亲的感受，写得那么长，那么细微，那么真切动人，却最终没有勇气寄出。三十六岁，意味着已经完全成熟了。可是他还念念不忘童年时期父亲的“伤害”，还在痛苦地倾诉。他对父亲写道：“你其实是个善良仁慈的人……但并非每个孩子都具有坚韧的耐心和无畏的勇气，都能一直寻觅，直至得到你的慈爱。你只可能按你自己被塑造的方式来塑造孩子，即通过力量、大叫大嚷和发脾气。”他在信中细数了父亲施予的体罚，还有得到一点关爱时的激动心情。在一般人看来卡夫卡太过认真了，近乎钻牛角尖。
在父子关系上，即使是人到中年的卡夫卡也仍然无法超越，无法释然。他的这封信是对“严父”的反抗。但仔细想想，似乎还不止于简单的对“父亲”的反抗，其潜在意义也许更大，他反抗的是“父亲”所代表的社会，即社会功利和社会规范。那种极其巨大的，与自由天真的童年难以相容甚至是有些陌生的东西，实在对孩子的成长，对人的天性构成了压迫。卡夫卡太敏感了，压抑的感受也就特别深刻。他自己写信的时候也许没有意识到，这里的“父亲”不仅仅代表一种血缘关系，而是其他的一切。其实从卡夫卡这封著名的信中，我们可以找到他作品中的无尽隐秘。他的反抗性和一种难言的对于社会陌生力量的恐惧，都在其中了。他的了不起，在于将这种强大的不妥协精神，这种一定要说明白、要倾诉和追究辩解的执着，一直进行下去，并且一生强劲。这种力量是不竭的，最终形成了强大的内在推动力。这种独特的纠缠和偏执，通向的是诗与思的深度与高度。
如果将作家的全部文字看成是一篇篇通信或对话，大概在潜意识和意识中，写给父母的最多。海明威一生都没有原谅母亲，甚至认为她对父亲的死也负有责任。他一生写下的信件，很多都谈到了对母亲的感受，有时到了刻薄的程度。他指责母亲的生活奢侈导致了父子二人的不幸。而海明威敬佩父亲，对他自杀的结局沉痛而又惊惧，更有费解。从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不断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勇气，最后竟然也像父亲那样举枪自尽。在最后的一刻，他肯定想到了父亲。这是残酷坚毅、无比执拗的一种父子对话方式，是一封长信画下的最后一个句号。
哈代的母亲是一个打扫卫生的女仆，对作家的童年影响至深。哈代生于英国西部乡村一个石匠家庭，一生中除了在伦敦短暂居住五年，其余时间都在乡村小镇度过。我们从哈代的书中读到的那些感人至深的吃苦耐劳的女性，肯定有母亲的影子。哈代通常被认为是写大地的圣手，可是与大地有着同样意义的女性，也是他作品中最出色的形象。熟悉哈代作品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历数那些女性的名字。
被认为是“作家中的作家”的博尔赫斯，因为患有家族遗传疾病，自年轻时就双目弱视，后来就失明了。他需要母亲的照顾，母亲既是他的引路人，又是身边最可靠的朗读者。母亲领着他的手往前走，一直走到那些花团锦簇的文字中。博尔赫斯后来做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那时候已经完全失明。他感叹自己悲惨的命运：坐拥书城，却失去了阅读的能力。“书籍和黑夜”是上帝同时赠予的两件人生“大礼”，实在太过捉弄了，但也只得收下。博尔赫斯长于记忆，不停地回想读过的书，还有母亲一直响彻在耳边的声音，这是多大的安慰。反复沉浸在那些文字和场景中，渐渐化为一张文学和生活的地图，可以精细地抚摸每一条经纬，每一道边界。
作家萧红的父亲无情、冷酷而贪婪，她常到祖父那里寻找安慰。这些童年经历与后来的离家出走、遭遇的情爱与不幸，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她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或可看成致父母、故乡和童年的书札。
暴力和冷漠可以造成伤害，爱也可以。作家劳伦斯似乎是用《儿子与情人》《虹》等小说，表达了母亲过度的爱所造成的伤害。劳伦斯父亲是粗鲁的矿工，母亲则受过良好教育，父母关系冷淡，母亲强势而刻板，大儿子患病死后，即把爱集中到唯一的儿子身上。劳伦斯用小说治愈自己的童年，触及了诸多人类心理深层的隐秘与禁忌。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深情回忆：不到四岁时就死了父亲，母亲作为一个没文化的寡妇在家族里苦苦挣扎，身兼慈母严父两职。“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作家一生都在写两封长信，分别投递给父亲和母亲。寄给母亲的温柔而内敛，寄给父亲的则是另一种声气：男子汉的粗音，是成人的声带才能发出的。这声音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逞强和反抗的意味中，有时很难分得清是针对父亲本人，还是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
当爱与恨合二为一的时候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贫贱”家族，直到祖父一代才赎出了农奴身份。父亲经营杂货铺，对少年契诃夫严厉管束，让他从小站在柜台前不得离开。契诃夫回忆说：“我没有童年。”我们知道无论幸福或不幸福，人总是会有童年的，可契诃夫竟然直接否认了它的存在，听起来真是异常悲凉。
《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出生于美国的一个移民家庭，他十二岁时父亲病逝，他和母亲迁居乡村，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麦尔维尔十四五岁就投身社会谋生，干过文书、店员、农场工人，最后登上了那条有名的捕鲸船当了水手。
这样的作家可以例举很多，他们都有一个艰辛和不幸的童年，伤害与屈辱的记忆跟随终生。这可以构成人们所说的写作“素材”，比起其他人，他们有更多的故事要讲。但最主要的大概还不是这些，而是更内在的情感张力，是这种生存记忆给予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主要用于反抗。每个人反抗的方式不同，但一定是使用了韧长而复杂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有时未免有些晦涩的方法。这并非是直接的宣言和抨击，也未施予具体对象，而是比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出许多。
就作家而言，讲故事往往是最好也最常用的方法，他们通过它展现出一个无所不包的过程，里面有人有事，有不幸和欢欣，有人人熟悉的社会与自然元素。也就是这些，包含了作家深长开阔的意蕴，里面有柔和的诉说，有告慰，有难忘的爱，有感激和报答，也有仇视。
这样的反抗，会是怎样一种效果？接受者不同，效果当然也不同，这需要感同身受，需要阅读中的还原力想象力，需要个人经验的调度。不过无论如何，它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的。作品不仅是直接表达的恨意，还包括厌恶和痛，包括爱的诉说，对大自然的柔情。这一切都是委婉曲折的、综合呈现的。
记忆太繁复了，一丝不漏地回忆童年和少年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成了一个极漫长的、分期分批和切割成不同阶段的大工作。这种大工作花费的时间大致需要一生。童年的培育、童年的营养、童年的收获，一个人会用长长的青年与中年，还有老年，来慢慢处理和消化。
童年是用来回应的。作家写作时罗列大量细节，构造情节和人物，用讲故事的方式不断做出各种回应。这种回应严格讲就是一种反抗。它不像剑拔弩张的街头械斗一样清晰可见，而是潜在的和深远的。阅读反抗，不像阅读情爱那样直接明了，而常常是隐晦曲折的。整个的一部反抗之书，有时也会读成一部挚爱之书，原来它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学伟大的不可思议的美，就在这里。它的故事和人物，甚至还有抒情的笔触，从头到尾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就是不屈或反抗。
我认识的一位有名的作家，很早就在业内赢得了名声。他生在贫穷的乡间，是被父亲从小揍大的，有时父亲往死里打他，这在当地是常见的。特殊的生存，苦难和爱，有时竟要化成这种方式积存起来。这位作家有了不小的成就之后，到了麦收季节要回老家收麦子。那不是收割，而是直接用手拔，那种辛苦不是现在的人能够想象的：只一会儿两手就起水泡。拔麦子是庄稼人的一关，这个季节没有多少收获的喜悦，因为实在太苦了。这位作家拔麦子时，因为麦根的土拍打得不干净，被发火的老父亲满地追打。父亲举着一个板凳，从这边追到那边，追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歇一会儿。
我听了这个作家麦地里被父亲追打的故事，笑不出来。我知道这里边有些难以言说的东西，我也说不清。不过我知道：他的写作是不可限量的，这里可以套用鲁迅的那句“战斗正未有穷期”，他的“创作正未有穷期”。这个生活场景蕴藏了一种特别的伦理关系，有说不清的底层力道，正作用于一个在精神世界遨游的人。他能够在这样的年纪和所谓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后被追打，而且是在乡亲们面前，就有非同一般的意味了。
我估计得不错，二十几年过去，这个人非但没有让人失望，还一再地引起惊讶。因为他的忍受在继续，一个长长的被虚荣腐蚀的过程才刚刚开始，还有更深厚的东西藏在心底，这些东西要在心里鼓胀，让他继续难过。他反抗和不屈的根扎得太深，这样的压力张力之下他不会漂浮。
凡漂浮和廉价的写作，往往都是由作者轻飘的生活所决定的，生活对他来说已没有足够的重量，心中再无反抗，更没有不屈，没有那样的根，于是不必指望发芽茂长。一个人的情感总是轻松自如的，那就只适合写娱乐片和连续剧。一位好的作家无论有了多么大的专业成就，多大的名声，都不会忘乎所以。童年植下的那颗不屈的反抗的种子一直在鼓胀，试图萌发，让他不能安静。他会同情所有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处于不安的人，永远站在他们一边。让他写一点无关痛痒的文字，会很痛苦。他要揭示真相，要显示力量，要将他人生早期尊严受损的那一部分，用一生的故事加以修补。
杰克·伦敦终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刚八个月，母亲就带着他嫁给一个贫困的老鳏夫，随这个人姓。他小学未毕业就开始打工谋生，做童工，甚至做过偷海蛎子的贼，还当过海盗船的水手。他的长篇《海盗》就专门描写海上冒险。他一生当过的角色真是复杂，什么工人、流浪汉、大学生、北极圈的淘金者，还蹲过监狱。这是一个被生活蹂躏得伤痕累累的人，所以能够给我们讲出很多屈辱和挣扎的故事。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一生不幸：他当过兵，残废了一只胳膊；他当过奴隶，冒死逃离又被捉回。他从小一直站在群体之外，许多时候都是一个猜测者和旁观者，这使他对生活有一种深刻而独特的理解。这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几乎贯穿了终生：他的一生都是倒霉鬼，一生都试图进入生活的纵深，试图与群体平等交流，但似乎都没有成功。他是穷孩子、伤残者、奴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将更丰腴的感受、更饱满的体验装入了内心。《堂吉诃德》写得何等开放，主人公足踏大地四处流浪，杀富济贫，匡扶正义，既是道德和勇气的化身，又是一个十足的弱者、一个悲剧角色。作者从小忍受的白眼、欺凌、屈辱和不公，造成了内心的强大张力，影响了他一生的认知，也决定了他文笔的色调。堂吉诃德身上凝聚了塞万提斯无数的幻想，可以想象他自己常常恨不能变成这个无所不能的义士，惩恶扬善，与不计其数的各色人等交往，自由流畅地生活，运用智慧走遍大地。他时常自嘲，却忍住了泪水。这样的一个小说人物，与作家的真实的生活之间存在何等巨大的对比和反差，同时又有多少暗暗相合之处。
英国作家狄更斯因为父亲欠债进监狱，十岁开始做工养家，因交不起房租全家都住进了监狱。他在鞋油工场因技能熟练，竟被老板放进橱窗里展示，让路人像看动物一样盯视。《雾都孤儿》里那个贫苦无助的孩子，就是自己的童年写照。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军医的家庭，父亲购有田庄，个性极其暴躁冷酷，因为虐待田庄的农民而遭殴致死。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军事工程学校，一生都要摆脱父亲的阴影。血缘给他的东西，留下的恐惧，会在人所不知的时刻里发酵。这其实是一场极特殊极痛苦的酿造。他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今天读来仍然让人心潮澎湃。这是怎样的文字，下面埋藏了一颗怎样特异的心灵，远不是常人所能接近的。今天的网络时代，因为各种资讯太多，让人的阅读感受常常处于麻木状态，那就读它吧，受一次心灵的震撼。
陀氏这一类作品，与现代后现代那些最顶尖的作品、令现代读者沉迷不已的文字，区别太大了。卡夫卡和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征服了多少人，让多少人佩服，多少人模仿和向往。但是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的作品，会因为其中不可解脱的罪感、深深的忏悔、无法言喻的震撼而沉默。这大概是更高一级的文学，直接就是生命和心灵，由它所引起的折服甚至自卑感，必将长久存在。这是网络时代里最稀缺的元素，它会沉淀下来。
如果我们将“伟大”这件袍子套在一些绝妙的现代主义作家身上，他们一定会感到不适。这个形容词形成于古典时期，是为那个时代特制的，直到今天似乎也无法置换。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但丁、歌德、雨果这一类作家，他们不惮于“伟大”，宽大的袍子也合他们的体量。
《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出了最复杂的父子关系，还有兄弟之间围绕原罪、信仰的无尽辩论追究，惊心动魄，令人战栗。这种深入和诚实以及恐惧，是现代主义文学所缺乏的。关于父亲的记忆一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陷于难以解脱的折磨之中，混合着其他苦难感受，比如那场险些让他死于绞刑的案件。这阴暗与悲凄的命运融入了他的文学。
恨与爱是两种不同的力量，当二者合而为一的时候，它才是最有力量的，最无法抵御的，也是百发百中的。
作者：张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编辑：周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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