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没有任何一项体育运动能像乒乓球这样，可以勾连出这么多举世闻名的动人故事。

其一，小球转动大球，这是世界级故事，生动，有味。细节就不用赘述了，任何一本当代史教科书都会写到。两个小球运动员——中国庄则栋与美国科恩的意外接触，竟成为中美两个大国改变关系的契机，从而有了尼克松访华，有了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的签订，导致了全球性战略格局大变动。导演、推动那次大变动的四个主要政治家，有三个已经作古（毛 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仅一人（基辛格）尚在，但那次大变动的影响，至今余音袅袅。

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这是载入史册的世界性大事。1959年，容国团在联邦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乒乓球，也是中国体育界第一个世界冠军。对于素有“东亚病夫”之称的中国来说，意义何等重大！由此，乒乓球被定位为 “国球”。那年，上海制作的乒乓球通过国际乒联鉴定，周恩来总理极为高兴，亲自提笔，命名为“红双喜”。其寓意有二，一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二是容国团夺冠。将容国团夺冠与国庆十周年并列，可见这枚金牌的分量。

其三，徐寅生演讲“乒乓哲学”。徐寅生是乒坛名将，多次获得世界冠军。1964年，他在一次面向中国乒乓球女队的座谈会上，结合打球经验，发表了一篇《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报告，指出比赛中如何一分为二，从战略到战术上破敌制胜，如何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练兵，如何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报告中谈到多对矛盾，包括训练与实战、 特长和短处、进攻与防御、领先与落后、思想与技术、现象与实质、为祖国荣誉打球与为个人名利打球。这深合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精神。讲话纪要经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加了按语，转呈上去。身为乒乓球爱好者的毛泽东主席看了以后，大为赞赏，于1965年1月12日做出批示：“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批示写道：“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批示一出，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全国代表，掀起了学习题为《关于如何打乒乓球》批示的热潮。对一个运动员的讲话做如此高度肯定且意味深长的批示，查遍毛泽东著作，没有第二例！《人民日报》用编者按语的方式，把这一批示精神发布出去。由此，“乒乓哲学”走出了乒乓界，走出了体育界，成为全国普遍关注的宏大问题。

以上三个故事，都与上海有关。因为上海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 “摇篮”，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重镇，是产生乒乓球健将最多的城市。

上海是中国最早传入乒乓球运动且开展最为广泛的城市。乒乓球运动起源于英国。1904年，上海河南路昭通路合记文具店老板王道午，从日本买回10套乒乓球器材，找来几个人学打，并在商店里展示，以利推销。乒乓球运动遂在上海流行开来，并扩展到其他城市。1916年，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设置乒乓球室，供人活动。1918年，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成立，并组建中国台球研究会。1923年，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日本青年会日校和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日校举办乒乓球联赛。这是上海最早的乒乓球比赛。1924年，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因参赛队众多，分11个组预赛，最后由台球研究会队夺得冠军。由此可见，当时上海乒乓球运动已颇有规模。1925年3月7日，上海举行第一次国际比赛秋山杯赛，参赛者为中日两队，因由日商三菱洋行提供奖杯，故以洋行董事长秋山的名字命名，规定连胜三届可永久保持银杯。至1927年夏，中华队连胜三届，秋山杯遂由中华队永久保存。1927年4月，日本桌球同盟邀请中华乒乓球队访日，由上海选手组成的中华队取得4胜2负的战绩。8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乒乓球被列为表演项目。此后，上海成立的乒乓球队、举办的乒乓球比赛日益增多。民国时期，上海工商界办的杯赛多达数十种，包括由上海通商银行发起的通商杯赛，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主办的联合杯团体赛，还有宗敬杯、银钱杯、精武杯、大学杯、中学杯、女青杯、相伯杯、华联杯、大陆杯、花旗杯、久丰杯、钱兑杯、钱业杯、丝友杯、木业杯、绸布杯等，参赛队达60个以上。除杯赛外，还有埠际比赛，参赛者近的有苏州、无锡、南京、杭州，远的有北京、天津、广州、香港、澳门等。民国时期，上海著名球队有华一、俭德、圣约翰、精武、邮务、光华、青云、友邦、台球研究会队等，著名男运动员有李传书、张永礽、王伯洪、林泽民、王孟年、卢仲球、 邓国富、沈士英、黄祥发、邹国范、陆汉俊、欧阳维、李宗沛、容德能、 傅其芳、薛绪初等，女选手有林慕容、林金兰、孙梅英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群众性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1955年， 乒乓球队有7264支，乒乓球台8701张，当年比赛1745次，有57766人参加。邮电、晓光、耀辉、广东、海马、新体育等球队都较著名。1956年，市体育宫将三楼辟为乒乓球房，有十多张乒乓台，成为上海乒乓球训练中心。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李赫男、余长春等名将均出 自这里。其时，上海乒乓球水平全国领先。1952年，新中国举行第一次全国乒乓球比赛，以大行政区为参加单位，华东区代表以上海选手为主，杨开运、欧阳维、王传耀、陆汉俊、李宗沛获得男子单打第三至第七名；女选手孙梅英、柳碧、蔡秀娱获女子单打第一、三、五名。1959年，第一届 全运会上，上海男子乒乓球队获团体冠军，女子获团体第四。1961—1965年，上海有一批选手的水平进入世界前列。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王传耀、孙梅英均进入前三名，徐寅生、李富荣为团体冠军的主力队员。国际乒联公布的世界优秀选手前八名中上海男子占四名——李富荣、徐寅生、张燮林、杨瑞华， 女选手一名——孙梅英排第六。至1965年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徐寅生、李富荣已三次蝉联男子团体赛的世界冠军，张燮林两次蝉联团体赛冠军。获当届女子团体冠军的四名队员有三名出自上海：林慧卿、郑敏之与李赫男。同年国际乒联公布世界优秀选手名单，中国9人上榜，其中上海占4人——李富荣、张燮林、徐寅生与余长春；优秀女选手中国6人上榜，上海占3人——孙梅英、林慧卿与李赫男。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大批选手调入国家队，在国际与全国各类高端赛事中，来自上海的球员差不多占一半。调入国家队的上海选手，有近半数日后成为国家队教练，包括孙梅英、王传耀、杨开运、陆汉俊、顾尔承、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梁友能、薛伟初、郑敏之、李赫男、林慧 卿、华正德等。张秀英、余长春、王传祺、李连生等则担任国家青年集训队教练。他们为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有一个历史时期，正规的乒乓球训练与赛事一度受到冲击，但民间乒乓球活动依旧进行。1973年，上海市乒乓球队恢复训练。改革开放以后，乒乓球事业进入常态。上海为国家队与解放军乒乓球队贡献了不少主力队员，张德英、李振恃、陆元盛、黄锡萍、倪夏莲、卜启娟、曹燕华、何智丽、唐薇依、冯喆、高冬萍、何玉林、丁松等都出自上海。据徐寅生统计，新中国成立以后七十年间，中国在乒乓球比赛中共获得109个世界冠军 （包括奥运会金牌），其中来自上海的运动员、教练员就有20人之多，在全国排名第一。 上海乒乓球运动之所以如此发达，与上海城市的特点有密切关系。其一，上海城市体量巨大，乒乓球人口众多。1947年上海城市人口430万， 是天津（170万）的2.5倍，南京（103万）、广州（96万）的4倍，杭州（60万）、成都（62万）的7倍。人口总量大，乒乓球人口便多。乒乓球运动适应对象广泛，男女老少咸宜。这是一项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运动，集力 量、速度、柔韧、灵敏和耐力为一体，合技术和战术为一身，既能强身， 也能益智，还能交友，对身体素质要求不高，对场地、气候条件要求也不 高。其二，上海开埠早，受西洋体育运动影响较早，上海居民接受从外国传入的篮球、足球运动较早，自然很容易接受乒乓球运动。其三，上海城 市人口密度高，人均体育运动空间较小，而乒乓球运动对于场地空间要求不高。其四，上海企业众多，开展乒乓球赛事频繁。如前所述，在民国时期，上海企业、团体之间的乒乓球赛事已相当频繁。其五，上海城市人口八成以上来自江南，比较适合非身体接触的、讲究反应灵敏的体育运动。这是乒乓球运动更易于在上海开展的原因。

这部《国球之 “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汇集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凡21位。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乒乓道路，包括幼年时代与乒乓结缘、接受相关训练、参加赛事过程、打球特点，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生感悟。这些名将都是乒坛成功人士。披览这些访谈，以下几点印象特别深刻：

浓厚的兴趣是打球成功的基本条件。访谈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自幼便对乒乓球运动有浓厚兴趣，没有一个人像某些不愿学习钢琴的幼童那样是被家长硬逼而来的。徐寅生、张燮林、张德英、曹燕华等，乒乓天赋都极高，都是那种一打球就兴奋、不打球就难过的人。上海工人文化宫有乒乓球桌，但进宫打球要凭工会会员证。还是学生的徐寅生没有证件， 又想去打球，怎么办？后来托人弄到一张 “工会会员证等待发”的证明，才有了合法身份进入工人文化宫。这个细节真是很生动！有一个历史阶段，乒乓馆被关闭，无处打球，自称 “没有球打了很伤心”的张德英，竟然与队友翻窗爬进球馆，自带灯泡，打球过瘾。

刻苦的训练是打球成功的必要条件。访谈的所有人，无一例外， 都是苦练成才。容国团的名言 “人生能有几回搏”，几乎是所有乒乓名将的 共同信条。为了对付日本选手的弧圈球，薛伟初模仿日本人，苦练弧圈球， 没有合适的教练，便找来资料，按图索骥地揣摩，手指都练裂了口，贴上 橡皮膏接着练，终于练得一手绝活，为中国队战胜日本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慧卿是印尼归国华侨，在热带生活久了，来到上海不适应，但她克服困 难，每天早晨６点就起床跑步，有时星期天也要找对手训练，“一直练到腰 酸腿软，连走路和笑一声都感到肚子疼，即便这样自己还不肯罢休”。张德 英在黑龙江时，坚持锻炼体能，早晨冰天雪地，一路跑下来，口罩、眉毛都是白糊糊的冰，还是照样练；为了让自己的步法更轻灵，便在小腿上绑着沙袋做蛙跳。

李振恃酷爱打球，球艺高超，但是，家庭出身不好。1965年，上海队组织六人集训，准备出征全国少年比赛。李振恃在上海队员中技术最好，集训名单自然应该有他。他当然做梦也想参加。那时还没有什么出人头地的 想法，只是想到，参加集训能吃饱饭，能有肉吃。临近出发宣布名单前，教练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说：“小李，我得告诉你，这次比赛没有你了。” 他问为什么，教练说：“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家庭出身不好，还有海外关系。”这对于一个满怀希望的16岁的青年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如晴天霹雳，宣判其乒乓前途的终结。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李振恃曾与驻沪空军乒乓球队打过球，赢多输少，球技早为空军队所激赏。空军队教练杨永盛设法将李调入空军队。须知，军队是特别讲究家庭成分的地方，空军尤甚。事情汇报到驻沪空军副政委李道之那里。李道之是将军，喜欢看球。杨永盛等人向李将军汇报了李振恃的情况，李将军当时就说：“这跟他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说到海外关系，他还没出生呢。现在不要耽误他了，你们报上来，别人不敢要，我批。”将军到底是将军，敢作敢为！于是，李振恃穿上军装，成为驻沪空军乒乓队的一员。

然而，好事多磨。1968年，驻沪空军乒乓队解散，李振恃回到上海地方，进了上海邮电队打球。上海市乒乓队鉴于李振恃球技高超，时常借他代表上海出场，但又无法将他正式调入球队，无法解决他的人事关系。归根到底，还是家庭成分这道 “魔咒”。到了1972年，国家要开全运会，空军队又设法将李振恃调回空军队。这时，李振恃的人事关系在市邮电局， 邮电局如果不同意放人，他就只能乖乖地“闷”在邮政局，也进不了上海队。这时，又一个“贵人”出现，帮了李振恃。此人就是邮电局党委书记杨克瑞。他是军队转业干部，爱好乒乓，也爱惜人才。他果断地批准了李振恃的请求。于是，李振恃重新成为八一队的一员。

此后，李振恃获第33届、34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第34届、36届 世乒赛男子双打冠军，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先后担任八一乒乓球队总教练、八一体工大队大队长。李振恃的成才之路，一波三折。前一次，如果不是遇到空军队教练杨永盛慧眼识珠，鼎力举荐，如果不是遇到空军副政委李道之将军冲破陈规，果断决策，李振恃就不可能进入空军队。后一次，如果邮电局党委书记杨克瑞不是爱惜人才，李振恃也就只能是上海行业系统内的一名球手，而不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世界名将。

平心而论，李道之将军、杨克瑞书记，与李振恃非亲非故，如果他们率由旧章，公事公办，不同意李振恃参军，完全在理，且没有任何风险。相反，他们批准李振恃参军，倒有一定风险。但是，他们出于公心，爱才惜才，舍易就难，自担风险。这种人不但是李振恃成长路上的贵人，而且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贤人。

此类的伯乐相马、贵人拔才的事例，在张燮林启用葛新爱、选拔邓亚萍，在施之皓的成长路上，都有类似情况。施之皓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进不了高层次球队，灰心丧气，后经周一玲教练悉心点拨，继续打球，最后进了铁道兵部队的乒乓队。

乒乓是面镜子，能照出社会，也能照出人的心灵。

葛新爱，1970年入河南乒乓球队，打球很有特点，发球变化多，落点好。对于她，河南队教练并不看好，1973年将她分配到河南体委去当电话接线员。换句话说，她的乒乓生命其实已经结束了。张燮林作为国家女队教练，看过葛新爱打球，觉得此人可用，于是，力排众议，将她调入国家队集训。正好有一个国际锦标赛，葛新爱参加，打了两场，输了一场，成绩并不理想。这在葛新爱前进的路上蒙上了一道阴影。在准备第33届世乒赛时，中国队教练中唯有张燮林坚持让葛新爱在决赛时与韩国选手对阵。决赛前夕，她忐忑不安。张燮林问她怎么回事，葛新爱说：“我压力大，担心打不好。我不是怕输，输了，大不了还是回河南体委当电话接线员。但是，我怕输了，会连累张指导。”张夑林对葛新爱说：我是上海汽轮机厂工人，从汽轮机厂出来，也可以回到汽轮机厂去。那里的干部、工人都对我很好，回去可以有四级工待遇，过很好的日子。所以，你不要紧张，更不要担忧。“我既然做了教练，我也想赢啊！绝不会拿你开玩笑的。”结果，葛新爱上场了，赢了，中国队以３∶０战胜了韩国队。运动员赛前紧张，很正常，可贵的是，葛新爱、张燮林赛前的心理活动都是在为别人着想，并不是为自己。这段对话生动地闪耀出人性的光芒。

一些误判的擦边球，也很能照出球员的心灵世界。1988年，邓亚萍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与李惠芬进入决赛。其中一个擦边球，裁判没看见，判邓亚萍得分，邓亚萍也没有纠正，结果这场球小邓赢得冠军。但是，在场有教练看到那个擦边球，反映给张燮林。张燮林在赛后问邓亚萍是不是擦边球，她点头说是。张燮林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让她向李惠芬赔礼道歉，这事才算了结。这事对邓亚萍教育很大。后来亚运会双打时，邓亚萍、乔红与韩国选手决赛，一个擦边球，乔红没看见，裁判也没看见， 邓亚萍举手示意了。张燮林说，他当时很激动，“觉得这不是一场球的胜败问题，这是衡量一个人品德高下的考验。虽然球输了，但思想却赢了，输赢是暂时的，品德的好坏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输了我也高兴”。第42届世界锦标赛上，女双八进四的争夺战中，倪夏莲已经拿到了赛点，对方出界，而碰到了倪夏莲的球板，没有人看见。裁判判倪夏莲得分。倪夏莲立即举手承认，比分改判。正是这一关键球，让卢森堡队失去了进入前四名的机会。事后，倪夏莲得到了卢森堡人的高度评价。卢森堡大公特地接见倪夏 莲，说 “你表现得很好，我们感激你”。

乒乓球很小，很小，但内涵很大，很大，从中可见人生况味，社会万象，包括奋斗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失败的忧伤，有对手的算计，也有同伴的帮衬，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从中可见世态炎凉与人情冷暖，可见中国社会的波谲云诡，也可见大国之间的纵横捭阖。这部访谈录，我读了又读，不忍释卷。我是乒乓球爱好者，对于书中所述很多国手如徐寅生、李富荣等早已如雷贯耳，年轻时代对于他们的成功也曾欢呼雀跃，现在细读他们的口述，感到格外亲切。当然，书中所述绝大多数奇闻轶事、珍闻秘辛，都是闻所未闻。可以相信，金大陆、吴四海二位先生编的这部访谈录，不光对于乒乓爱好者，对于任何一位关心新中国历史的读者来说，也都很有价值，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四史”教育，也是鲜活有益的素材。

2020年6月1日

本文摘自复旦大学出版社《国球之 “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标题为编者所拟，有删节

作者：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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