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最近一处年代或可上溯至金、元时期的古代石桥被修复得“焕然一新”，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再次引发关注。经过修复的这座石桥，不仅结构、材料被完全改变，原本图案各异的石刻构件也消失不见。

这并不是各类文物遭遇尴尬修复的新闻第一次曝光。就在两年前，某石窟造像遭到破坏性修复的话题曾一度刷爆网络：佛像全身被覆盖以鲜艳的红、蓝、黄、绿等颜料，令外行人、普通大众哭笑不得，业内人士和文物爱好者更是心痛不已。而据悉，当时这一石窟造像附近数以万计的唐宋摩崖石刻造像中，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不少。

修复失败的例子也并非国内特有。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与文明的国度都曾面临这样的尴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国西班牙，文物被胡乱涂改式的修复个案就屡见不鲜，比如前几年古堡马德雷拉的修复曾简单粗暴地用水泥墙取代曾经的砖瓦壁，一幅年久失修颜料出现驳落的19世纪教堂老壁画曾遭八旬老太“修复式毁容”。即便是在全球文物修复首屈一指的意大利，也有过因工匠在清除灰尘时“工作太过认真”而酿成的事故——居然擦去了米开朗基罗绘制的教堂天顶画中某个人物的眼睛。

文物是不可逆资源，一旦遭遇破坏，其代价是毁灭性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将之落实固然是首要课题，我们也需要看到，文化普及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强化也不为过。对于不了解这一层的人来说，石窟的佛像无非就是“石头”，古桥无非就是“破桥”，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钢筋水泥确实胜过古旧砖瓦。

建筑师卒姆托设计的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或许给文物修复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案例 （摄影：Rasmus Hjortshoj）

使文物延年益寿，可谓修复的终极目的。妥当的修复，有时甚至是在拯救文物的生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文物修复“不得改变文物的原状”“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该条既适用于馆藏文物，也适用于铁梁桥这类不可移动文物。而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如建筑、古桥、古墓等遗址来说，其修复尤其不简单，人力、财力、时间、专业性每一项都必不可少且须以高标准待之，更何况，如何修复其实历来颇具争议。

修复到何种程度？实践时以怎样的原则作为指导？要知道，文物本身历时千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修复时需要“区别对待”。而学界普遍公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希腊雕塑所具有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温克尔曼语），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它们也曾“金碧辉煌”或“浓妆艳抹”，是时间和岁月赋予它们高贵、静穆的特质。一代又一代的审美本身就是一种“附加值”。

文物修复，归根结底还与人的审美有关。然审美一事，因人而异且千差万别。意大利学者切萨雷·布兰迪在《修复理论》一书中提到：“即便是同一个人，对一件艺术作品的体验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实上，恰恰相反，由于人们可以无限多次体验同一件艺术作品，因此总会产生一种新的不同体验。”由此可见艺术修复之难。而要将理论落地，做到因地制宜，更没有所谓“套路”可供分享。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妨让我们放眼当代著名建筑师卒姆托设计的德国科隆柯伦巴艺术博物馆，或许这是一个可以予人启发的例子。这是一座基于在二战中被毁坏的哥特式教堂的废墟上所建造的博物馆，同时，卒姆托还大胆创建了一个空间来收藏科隆大主教的艺术收藏品。最终，原有的废墟与现代建筑，宗教与艺术以优雅简约的方式被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建筑师遵循了一个重要的修复理念：尊重与创造——尊重旧的、遗留下来的部分；而修补的新的部分，则大胆用当代人的技术，以造成新旧对比、新旧共生的有机体。

在当下值得延伸讨论并引起关注的，还有在文旅热潮之下，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如何转化为一种“活”的历史。且看良渚遗址，从发掘到保护再到申遗成功，环环相扣；将古老文明形塑于博物馆、主题公园这样的情景化模式，能很好地做到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再解读，并且有益于普及教育与文化弘扬。这之中的思路又能否供文物修复借鉴？

作者：林霖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王彦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