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秋杨《逆行者》（油画）

“这世上可能确实没有超级英雄，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份光，然后萤火汇成星河。”

这是《查医生援鄂日记》封面上的一句话。

2020年1月24日，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启程，赴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参加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查琼芳医生便是其中之一。

除夕之夜，还未与家人吃完团圆饭，查琼芳医生就匆忙带上行李，逆行而上，投入自己一生都忘不了的抗疫战斗。从驰援武汉到返回上海，她将自己整整68天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10万字的《查医生援鄂日记》。

在这本日记中，我们看到每位医护人员无私无畏、永不放弃，用医术仁心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哪怕再累再苦，也没有一声怨言、一次退缩；看到被病毒折磨的病人在医护和病友的关爱和鼓励下，用坚强毅力与死神抗争，直到能迈开脚步笑着走到阳光下；看到志愿者们无私奉献，竭尽全力，冒着被传染的风险，把周到的服务送到需要帮助的人身边；看到来自党和政府、社会各界源源不断的人、财、物的支持和各种各样的关爱……

如今，包括查琼芳医生在内的上海援鄂医护人员已经全部凯旋。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在《序》中所写：“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查医生援鄂日记》既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抗疫史料，也是一部难得的医学人文教育的读物，它再现了医务人员以及所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面对灾难、面对危险时表现出来的义不容辞和善良勇敢，并用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构筑起了巨大的中国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我们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就没有逾越不了的鸿沟。”

今日起，文汇报将连续摘录选登《查医生援鄂日记》中的精华部分，以飨读者。

“中国人民在疫情面前的爱是无私的。虽然我们身处前线，但是身后有全社会这个坚强的后盾”

1月25日，援鄂第1天

1月23日晚接到医院援鄂通知，只说随时待命。24日是农历除夕，年夜饭吃到一半，就接到了当晚出发去武汉的通知，这就跟等待楼上的靴子落地一样，悬了一天的心总算放下了。行李已经打包，所带的防护物资几乎清空了科室的所有库存，而这些也不过是一个箱子而已。

虹桥机场4号口，人头攒动，到处都是出征的“战士”和送别的领导。带着一声声“平安归来”和“注意安全”，我们登上了飞机，航班号MU5000。

飞机起飞时间是24∶00，新旧年交替之际，在起飞时新年进入倒计时，这种人生经历估计只有我们才会有。飞机在轰鸣声中飞上蓝天，带着任务的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踏上征程，战斗的号角吹响。医疗队领队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郑军华教授，组长是周新教授。

1月25日1∶30，飞机缓缓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降落前的细雨在我们出机舱时居然已经停止，这似乎预兆着什么。而此时的我们，对于去哪里，支援哪个医院一无所知。机场派出三辆大巴直接送我们到距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以下简称“金银潭医院”）600多米的万豪酒店，我们先到房间休整。1小时后行李和各自带来的防护物资被送到酒店，凌晨4点的酒店大堂仍然是人声鼎沸，气氛紧张，肾上腺素分泌让大家似乎忘记了疲倦。

武汉冬天的夜很冷，这时候的我们才知道接下来的工作将要在金银潭医院展开。为了让大家好好休息，郑军华领队协调让大家上午休息，下午1∶30集合开会，布置工作。

1月25日13∶30，会议准时召开。在去会场的路上，我们发现从酒店望出去金银潭医院一眼可见，可是宽阔的马路上空空荡荡，红绿灯在按时翻动，只有挂在路灯杆上的红灯笼提示这是新年，而今天正是大年初一。

1月27日，援鄂第3天

1月27日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闹钟铃声就准时响起。群里通知今天上早班的北三楼重症病区医生7∶30在楼下集合，然后一起出发赶往金银潭医院；而同宿舍的护士需要7∶00就赶到医院上班。

从下榻的酒店赶往金银潭医院的路上空荡荡的，除了我们这十多个匆匆走过的医生以外，没有一个行人。武汉的天灰蒙蒙的，又湿又冷，空气中似乎笼罩着一丝阴霾，这样的天气确实不利于病毒的灭活。我们跟随郑军华领队、周新主任、陈德昌主任一起到了北三楼的重症病房，进入病区外面的医生办公室，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武汉当地的医疗设施确实比较简陋，而当地的医护人员已经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支撑了整整一个月。因为没有白大褂，所以我们无论男女，都穿上了护士服。各种各样的身材套进比较修身的护士服里面，显得有点滑稽，这也是少有的让大家露出笑容的一刻。由于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大家换上工作服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交班。目前，病区里的29位病人大部分都是上呼吸机的重症病人。昨天的夜班很忙，病区里一位危重病人在昨夜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这让我们都倍感压力和责任。

1月29日，援鄂第5天

武汉终于见到太阳了，不过可能由于空气质量不太好，不知是雾还是霾，远远望去，总觉得隔着一层面纱。但这久违的放晴，让我有一种“守得云开见阳光” 的感觉。

今天是中班，所以上午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我就去帮助接收各地发来的补给物资。今天有两批物资先后到达。其中一批是仁济医院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给我们带来的五大箱补给物资，以生活用品为主。仁济的同事们知道武汉天气寒冷，所以给我们买了保暖内衣和羽绒背心、暖宝宝，还包括之前漏带的一些药品。我们第一批出发时比较匆忙，缺乏的物资很多，因此第二批的同事们除了携带自己的行李以外，还要帮忙给我们带物资。真的非常感谢他们以及医院的领导。另一批物资则是社会爱心人士给予我们的援助。正月初一到达武汉以后，我就接到了妇产科林建华主任的研究生缪慧娴医生的电话。她说，有一位张女士是我们以前的病人，她得知我们要到抗击疫情第一线，非常感动，很想为我们的医疗队提供一点帮助。当她知道我们缺乏防护物资后，通过多个渠道打听并紧急购买了1200个N95口罩和200个护目镜，分批送来。本来她还采购了防护服等其他物资，但因为批次和规格等问题，无法进入国内。今天N95口罩就要到了，后续的200个3M护目镜也已在物流途中，我们缺少装备的窘境终于有望得到缓解了。

其实在到达武汉以后，我已经连续接到多个电话，有来自申花的，有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的，也有各公司的负责人……不约而同地，他们都表示如果前线需要什么物资，一定会想办法给我们寄来。中国人民在疫情面前的爱是无私的。虽然我们身处前线，但是身后有全社会这个坚强的后盾。

医生办公室的墙壁上贴着“武汉加油”的标语。我在这里拍了一张照片，再一次坚定了自己与疫情战斗的决心。

图源：《查医生援鄂日记》出版方供图

这个年轻的姑娘在接到援鄂通知后，义无反顾地主动请战。她一到武汉就在朋友圈里把父母屏蔽了，她不想让他们担心

1月30日，援鄂第6天

“今天是年初几？星期几？”我问室友，回答是“不知道”。是啊，不知今夕是何年，我只记得我们到武汉已经6天了。翻看了朋友圈，我才知道昨天是年初五迎财神的日子。

室友昨天凌晨2点上夜班，她走的时候我已入睡。我担心室友上班迟到，睡不踏实，夜里惊醒，看时间是凌晨2点多，她的床上已不见人影。她在隔离病房需要待至少6个小时，中间可能会出来一次，但出来就得换防护服。由于资源比较紧张，为了节省防护服，医护人员一般都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而下班时，脸上也会被N95口罩和帽子压出深深的痕迹。

上班前室友说希望她的病人都能康复。然而不幸的是，今早起床，我在医生群里获悉，她的一个病人过世了，她需要处理后续工作。我真的很为她揪心：这个年轻的姑娘不是共产党员，只因为湖北是她的家乡，只因为她选择了护理这个职业，在接到援鄂通知后义无反顾地主动请战。她一到武汉就在朋友圈里把父母屏蔽了，她不想让他们担心。

中午，我从小组群里看到，因为病人的过世，我们小组的组员被组长批评了。我越加理解领导们也和我们一样顶着巨大压力。我们的夜班要上12个小时，医护人员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外加出夜班还有大约3个小时的交班讨论、死亡病例讨论，整整15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不是常人能顶住的。我们所有人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穷尽一切可能挽救尽可能多的生命，但是……

在这次援鄂抗疫中，很多同志都带病工作。我们的刘组长两个月前诊断出患有糖尿病，在饮食上格外小心谨慎。他刚到武汉的那两天，担心血糖控制不好不敢吃东西，吃饭时必须先找水吃药，不然根本不敢吃饭。

1月31日，援鄂第7天

昨晚8点接班，我换好衣服，戴好口罩、帽子，进行中夜班交接班：填报传染病卡、打印病史、写病历、处理病人……办公室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们三名值夜班的医生。两个取暖器同时打开，也赶不走武汉夜间的寒冷。凌晨，我们第二组的值班医生去休息了，他的病人相对稳定。我和第三组的医生留在办公室继续战斗。凌晨2∶30左右，我们组的5床病人——一名50多岁的女性出现了血压下降，我们赶紧处理，所幸病人最终好转，我们也松了一口气。情况稳定后，我想休息一会儿。担心病人再有情况发生，我戴着口罩，穿着厚重的棉大衣，坐靠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休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戴着口罩睡觉：在安静的环境下，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每一次心跳和呼吸。我的心跳很快，呼吸有点累，因为每一次喘气我都需要费力。我想到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只要意识清楚，他们该有多痛苦啊。恍惚之间，我特别想念不戴口罩自由呼吸的日子。

早上6点不到，我从疲惫中清醒过来，刚刚准备写交班记录，突然5床病人的情况开始恶化：其实她的情况一直不太乐观，在我们接手前，她就出现了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表现。我们输血、输血小板、输冷沉淀，调整药物，在家属能接受的范围内的各种治疗都用了，我们预料到了她的结局，也第一时间告知了家属。现在我尽最大努力救她，能用的抢救药物如肾上腺素、阿托品、碳酸氢钠等都用了，呼吸机参数也调整到了最大可能。

不幸的是，她在清晨7∶30还是走了。当我打电话通知她的爱人时，一个大男人在电话中哭了……他询问能否见病人最后一面，并且留下妻子的手机做个纪念。我不确定在这特殊时期他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我很想安慰他，但这时候任何话都很无力，再说下去我的泪水也快止不住了。我只能匆匆挂上电话。

2月3日，援鄂第10天

因为病区里有上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病人，大家纷纷提出，让陈德昌教授给大家培训ECMO的知识。毕竟我们之中除了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医生，还有很多呼吸科的医生，大家对知识的渴望是一致的。

护士长说，他们护理团队已经开始ECMO护理带教，否则ECMO专科护士太辛苦。我突然想起来自我们仁济医院ICU的吴文三护士，就是一位ECMO专科护士，他上班的强度真心让我们心疼。虽说能者多劳，但也要注意身体啊！

对上了ECMO的病人进行治疗时，单用一次性面屏是达不到防护要求的。所以进入病区前，我们都被要求戴上护目镜，然后再戴一层一次性面屏。为了减少雾气，在戴护目镜之前，要用碘伏湿润一下镜片，所以我们的护目镜都是黄色的。一套流程下来，足足花了半小时。碘伏的刺激性气味、两层不透气的防护服、N95口罩外面加上两层医用外科口罩，还有相对模糊的视野，让穿戴上全套装备的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无比费力。

进入隔离病房，发现之前刚空下来的4床已有病人转入。这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女性，急促的呼吸，快速的心率，又是一个危重病人。经过讨论，陈教授决定给她进行气管插管，由我做陈教授的助手。忐忑的心情，闷热的防护服，还有忙碌的插管前准备工作，很快，我就全身汗湿。

一整套的操作做完，等脱下防护服，换上新的口罩和帽子，已是下午1点。我们每个人浑身上下，从头发到衣服都已全部湿透，紧贴在身上。此刻，我真的十分佩服那些长时间在隔离病房工作的护士们，真的很辛苦！我问过之前参与上ECMO的同事是什么感觉，他的回答是：“中暑。”

吃饭是肯定没有时间了，体力大量透支之后也没有胃口吃饭。下午4点，我才从高强度工作后的疲劳中缓过神来，终于有胃口吃我的午餐。

“雨仍在下，工人们在冒雨劳作，希望风雨过后可以见彩虹”

2月4日，援鄂第11天

今天下楼吃早饭，发现每个电梯轿厢和一楼的电梯门口都放了纸巾盒，上面写着“一次性按电梯按钮专用纸”。酒店已是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卫生人员严重不足，而住在酒店里的医护人员都是从金银潭医院下班归来的，防护必须更到位。早在一周前，酒店已经采取了自助式服务，卷纸、抽纸、饮用水都放在电梯口，按需自取。洗护用品也发到每一个房间，房间一周打扫一次，餐厅门口放着消毒洗手液，进来、出去都要自己动手消毒……一系列的操作可以减少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接触，从而保证各自的身体健康。

今天中班，6小时的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还能坚持。虽然勉强能承受自己的身心疲惫，但对病人和家属的感同身受总让人心情沮丧。我们的6床是一位中年男性，他的家属打来电话询问病情，我告诉她病人情况不太好，出现了多脏器功能衰竭。打电话的是病人的姐姐，她的母亲也在金银潭医院接受治疗，她希望我们能尽力抢救6床，我委婉地告诉她要有思想准备。

我们的5床走了，走得很快，当听到电话那头家属哽咽的哭声，我的心都要碎了。60岁的女性，直肠癌手术后感染了，没有死于癌症，却被这可恶的新冠肺炎带走了生命，电话那头，她的丈夫哭着问为什么、为什么。可是他住在另一家医院，也被隔离了，无法来见她最后一面，他们的女儿女婿在杭州，也无法赶来，最后只能委托一位亲戚帮忙办理相关的事情。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有多少家庭经历了这种伤痛啊！

2月6日，援鄂第13天

到达武汉后，我的睡眠已经碎片化，但至少碎片化的睡眠让我不觉得累。而我们组的李医生，她白天没法补觉（同房间的姑娘白天休息），夜间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我们组重症病人多，事情也多，我让组员去眯一会儿，主动留守在主任办公室，把对讲机放在附近，随时可以处理病情。这次条件好多了，进去前半小时，先紫外线消毒，然后找个舒服点的椅子，穿上棉大衣，左边有取暖器，右边有负离子消毒机。今天我聪明地穿上了两双袜子，这样子暖暖的，心里的安全感也高了。戴N95口罩7个小时了，勒紧后耳朵疼得厉害，换个外科医用口罩，呼吸也顺畅多了。听着外面滴答滴答的雨声，想想自己还有什么没做完，做几个深呼吸，放松一下心情。护士平均1小时左右呼叫一次值班医生，我可以边碎片化地休息边精神抖擞地处理一些病情。

……

有时间刷微信，发现家族群有小朋友给我画了画。没想到还不到6岁的小朋友也会关注这次疫情，也会关注身在武汉的我，这说明我的家人都在后方关心着我，念叨着我。还记得临行前孩子在崇明，她在家庭微信群里用语音关照过我：“小舅婆婆，当心身体，平安回来。”真是一个很暖人心的孩子。画得也很传神，感觉夜班后的自己又满血复活了！

旁边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已见雏形，外面已建起一排简易板房，雨仍在下，工人们在冒雨劳作，希望风雨过后可以见彩虹。

2月10日，援鄂第17天

今天不用上班，但室友上的是凌晨4点到8点的护理班，糊涂的我记成了8点到12点的班，迷糊中感到她出门去上班，迷糊中觉得她已经走了很久，一觉惊醒，以为已经很晚，匆忙爬起，才发觉只是早上6∶30。上海医疗队的护士们在隔离病房内的班从最初的6～8个小时一班改成了现在的4个小时一班。这是护士长从轻症病房调员过来和上海增援更多护士后才有的改观。在隔离病房工作的4个小时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闷在不透气的隔离衣和防护服中，出来时她们总是浑身湿透，伴随着湿漉漉的头发，双侧脸庞上刻着深深的口罩印迹。说是4个小时，实际上她们需要提早一小时出发，到医院后，换衣服再套上一身防护也至少需要半小时。凌晨3点夜深人静，她们总是结伴而行。

摘编整理：陆纾文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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