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图源：人民网军事频道

抗美援朝战争前夕，我作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机要人员，跟随彭德怀司令员乘同一架飞机从北京西郊飞抵沈阳，随即入朝，在志愿军总部工作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直至1957年随志愿军当年最后一批归国部队回到祖国。

在丹东

1950年10月19日中午，高岗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名义设宴，为彭德怀司令员和“八一办公室”赴朝人员送行。彭司令员同大家一一碰杯，笑着说：“喝杯出征酒！”

宴会刚结束，我们接到出发命令，便立即带上同中央军委及东北军区联络的密码，随彭司令员乘专机去丹东。专机起飞后，透过舷窗可见4架米格战斗机护航。当天下午，专机飞抵丹东，我们随彭司令员驻扎在镇江山招待所。晚饭后，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匆匆赶来，一见到彭司令员就激动地说：“彭老总啊，你啥时候动身？”他满眼泪水哭着说：“你们如果再不过江，问题就更严重了。平壤已被敌人包围。平壤的陷落只是一两天的事了！”

彭司令员焦急地说：“我们已决定本月18或19日命令部队过江。我想尽快拜会金首相。他在什么地方？咱们现在就动身，一起过江去找他。”

10月19日17时30分，彭司令员带着“八一办公室”先遣人员来到鸭绿江边。他转回身与前来送行的高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解方、杜平及“八一办公室”其他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后，登上吉普车，驶上鸭绿江大桥，直奔朝鲜新义州而去。

跟随彭司令员过江的人并不多。三辆汽车组成了一个车队。为防空，车队不能开灯，缓缓行进在鸭绿江大桥上，两侧是我40军的部队在急速向朝鲜境内出动。

在新义州迎接彭司令员的是朝鲜外务相朴宪永。他一边与大家握手一边介绍情况说：“敌人已于今天占领了平壤。金首相已撤离。请彭总先去水丰发电站休息。我立即联系与金首相会面的地点。”

10月20日晨，彭司令员和“八一办公室”人员抵达水丰发电站，不久便收到中央军委和13兵团的急电。彭司令员背起手站在我身后，我译一个字，他看一个字。近200字的电报，我译完了，他也看完了。接着，他拿起报底想再看一遍，但字小眼花看不清。他随即一挥手，让屋内的所有人员回避。司令员把报底交给我说：“你读一遍我听。”我念完全部电文后问他还有什么指示。他严肃地说：“内容我记住了。报底立即烧掉，不能遗失。”

在大洞

11月20日傍晚，我们随彭司令员向北镇附近的大洞靠近，到大洞见到金日成时已是21日清晨，我们这时才发现崔伦的通讯卡车掉了队，使我们此时不能对上对下联络了。金日成获知这一情况后，指示朝鲜人民军火速派出专门部队，搜寻和接应这辆通讯卡车。

金日成紧紧握着彭司令员的手用东北口音的汉语说：“我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军民欢迎你！就凭着你彭总司令的鼎鼎大名，也能使敌人丧胆！”彭司令员笑着说：“从上月19日起就想同你见面，今天得以见面非常高兴。不要客气。我们好好交流一下情况。”

彭司令员建议金日成率人民军总部，与志愿军总部驻扎在一起，以便及时协商和处理重大问题。金日成委派朴一禹作为代表常驻志愿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朴一禹曾在我国冀热辽地区和延安工作，担任朝鲜义勇军副司令员，曾参加过中共七大，并代表朝鲜在华革命者在会上讲话。

当天下午，崔伦带着被阻于途中的电台车赶到大洞。彭司令员立刻向我口授致毛主席、高岗并13兵团各首长的电报内容，报告与金首相会谈详情。接下来的几天，往来电报猛增，每夜都要收到毛主席两三件甚至更多来电。这一时期，从午夜至翌日拂晓，收到的基本上都是毛主席的来电。由此可见毛主席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呕心沥血。毛主席的来电均为“4A”急电，这就说明，在我收译来电的同时，毛主席仍在工作而没有休息。

在彭司令员入朝同时，中央机要处三科设立了“彭台”，专门负责中央与彭司令员之间的联络工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彭台”由香山迁到了毛主席所在的中南海丰泽园西侧的静谷，与中央机要室为邻。当年绝密电报北京端收发人是郭英，朝鲜端是我。她把收译的密电呈报毛主席，我则呈送彭德怀。

毛主席在其中一份电报中命令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13兵团首长迅速与彭会合，不久又急电彭与13兵团各首长，叫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开。

在大洞，八一办公室值班室设在山沟西侧一所草房中，彭司令员住在山沟东侧草房，两处相距约40公尺。为防暴露目标，不能点灯或打开手电筒。20日凌晨，我将刚译出的毛主席和高岗的急电送彭司令员阅。我走到司令员住所门前，外卫岗哨告诉我：他刚躺下。我悄悄推开门，打开手电筒，轻喊“报告”。在手电光里，我意外地看见地上躺着三个人，司令员在中间，两侧各睡着一名警卫员。

按毛主席电示，邓华、洪学智抵大洞。彭司令员随即向邓、洪布置任务：敌人目前尚未发现我军已入朝参战。美、伪军正在北进。我军须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做好歼敌的一切准备。这是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首战务必取胜；已同金日成商定并报毛主席批准，志愿军总部设在大榆洞。你们立即前往大榆洞，到后马上与各部队沟通联络；立即着手组建志愿军领导机关。彭司令员作完指示后，邓、洪即往大榆洞设营。

在大榆洞

11月24日上午，彭司令员和朴一禹率“八一办公室”人员抵大榆洞。原定与彭司令员同时到达大榆洞的“八一办公室”驻丹东人员和13兵团机关延至当天下午抵达。

彭司令员立即同13兵团领导同志反复研究敌情、我情，根据毛主席指示精神确定反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并将“八一办公室”同13兵团领导机构合并为志愿军总部。

为便于与朝鲜人民军沟通和协调，经彭司令员与金日成商定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批准，朴一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1953年2月，这三项职务由朝鲜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崔庸健接任。外国领导人担任我党及我军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共党史和我军军史上似仅此一例。

“八一办公室”机要科和13兵团司令部机要科正式合并为志愿军司令部机要处，下设一科、二科、报务股。机要处和作战处的位置同处在矿洞口彭司令员住室的一侧。彭司令员常到此两处走动，或在作战地图前长久站立凝思，或在电台旁口授发电内容。

这时正值第一次战役前夕，彭司令员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志愿军面临的敌人，与我军在抗日战争和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不同，拥有最先进的装备和最有力的后勤保障。因入朝以来从未与敌交手，彭司令员反复求证美军、韩军的战斗力，以及英27旅、土耳其旅的实力，用以确定我军作战方针。

入朝前，彭司令员拟实行将部队部署在平壤至元山一线，在这一地域构筑防御工事，阻敌于阵前，待此域建成稳固的后方基地后相机出击歼灭敌人，即“阻敌北进，待机歼敌”的作战方针。由于敌人依托先进装备快速北犯，这一作战方针已无法落实。经多次研究，志愿军总部决定主攻韩军，争取一次歼其两三个建制师并歼灭美军一部。后因形势变化迅速，这一方针未及实现。

1950年11月24日下午，几架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侦察。晚上，毛岸英到机要处退电报底稿时对我们说：这几天敌机轰炸剧烈，要提高警惕！说完就匆匆走了。其实，当天上午，机要处已经收到了情报处送来的“明天敌机要来轰炸志司”的破译电报。25日下午，敌人的几架轰炸机从东向西飞过，约一刻钟后又掉头飞回。解方参谋长这时高声喊道：“坏事了！敌机沿原路飞回准没好事！赶快做好抢救准备！”话音刚落，炸弹、凝固汽油弹即落地爆炸，把彭司令员的办公室和作战值班室炸成一片火海。随着升腾的烟气，房屋化为灰烬，只剩下几块焦黑的铁皮。当时，毛岸英和高瑞欣正在房内，未及撤出，不幸牺牲。彭司令员闻知噩耗后沉默良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说一句话，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从玉泉洞到君子里

我军第二次战役逼迫敌人败退至三八线以南。这就使位于大榆洞的志愿军总部距前线较远了，彭司令员决定志愿军总部向前沿方向转移。经搜寻、勘测，总部驻扎在新址——玉泉洞。

总部在玉泉洞扎营不久，便收到斯大林的来电，对我军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表示祝贺。此后，我军每获重大胜利，斯大林都有贺电发来。

在玉泉洞驻扎了大约一周时间，志愿军总部迁至君子里。按毛主席、金日成和两党中央决定，1950年12月4日正式成立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联司名义不对外。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毛主席转发来了斯大林致毛泽东、彭德怀的祝贺电。电文大意是：中朝联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是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彭德怀是当代最具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对第三次战役的处置是正确的；拉佐瓦耶夫大使的观点是错误的。

1951年1月底，中朝联军高干会议为应对第四次战役而提前结束。彭司令员致电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请求和催促已定入朝但尚未入朝的我军部队迅速入朝。

从上甘岭到空寺洞

1951年4月初，彭司令员在上甘岭主持召开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人民军金雄、金一同志参会。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第五次战役。4月9日，志愿军总部移至位于伊川的空寺洞。到达空寺洞后，彭司令员在一个大矿洞内召开作战会议，落实第五次党委扩大会的精神和作战原则。彭司令员说：即将开始的第五次战役将有中朝联军百万人参战，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打几个大胜仗，夺回战场主动权。

这次战役从4月22日开始，历时50天。我军投入兵力共4个兵团15个军（含人民军4个军团），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在我侧后登陆的企图，摆脱了我军被动局面，同时使我新参战的部队取得了对美作战经验，迫敌转入战略防御，接受停战谈判。

4月13日，空寺洞志愿军总部遭敌空袭。当时，彭司令员住在山下的一所平房里。见敌机朝着这座房子俯冲下来，两个警卫员不由分说，拉起彭司令员就往外跑，还未跑进防空洞，火箭弹和燃烧弹就落在了房上。彭司令员的行军床还被打出4个弹洞。

6月中旬，志司在空寺洞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分析和总结第五次战役的得失与经验。彭司令员在会上厉声批评60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为缓和气氛，刚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不久的陈赓同志站起身对彭司令员说：“老总，大家肚子饿了，你也累了。咱们该吃饭了。”司令员看了陈赓一眼，略停了一下宣布：“散会。吃饭。”

从这个时候起，彭司令员除从各方面研究决定志愿军和中朝联军的作战问题外，还牵挂着祖国国防建设事业。他曾向中央建议修建包兰铁路，还建议总体规划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使渤海成为我国完全意义上的内海。他主张我军正在创建的各个军兵种都要放在实战或实践中进行锻炼，当前就应当把空军、坦克、炮兵部队放到朝鲜战场上打几场恶仗，用以锤炼意志、获得经验、创新军事理论。他不断思考和完善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后方勤务工作思想，常说：打胜仗的功劳，前线和后勤各占一半。

尾声

1952年4月6日，彭司令员离开桧仓去平壤，与金日成会晤，然后离开朝鲜回国治病。4月12日，彭司令员回到北京，当日住进北京医院准备手术，术后于5月5日出院。这时，中央决定彭司令员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任命邓华为志愿军代司令员。

1953年7月28日上午，彭司令员来到朝鲜开城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在《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大家十分高兴，热烈鼓掌。司令员挥动双臂示意，然后庄严地说：“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动已经完全停止。这场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民族，在为祖国而奋勇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下午，彭司令员在46军军长肖全夫陪同下视察前沿阵地。当看到阵亡的战士遗体由前沿阵地抬下来时，他拦住担架，掀开盖布，长久注视着烈士遗容。陪同人员都脱帽低头肃立。良久，彭司令员眼噙泪花悲痛地说：“只差十几个小时啊！这些战士没能看到最后胜利！我们这些幸存者应当永远怀念他们！”

口述：吴一平

整理：吴少京

编辑：姜方

责任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原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