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延安颂》剧照

1943年初，美英等盟国记者向重庆当局提出要到延安等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的要求，各国驻华使节也积极支持。蒋介石当然不愿意他们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其总部延安来访问，但他不好断然拒绝，只能尽量拖延。到1944年夏天，实在拖不下去了，只好答应，改用派人参加进去严密控制的办法，并将采访的名称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正副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宝樵、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邓是四川人，早年在成都时和我有过一点接触。他是中法学校的学生，1926年出川，考入上海的立达学院，后来毕业于燕京大学，是国民党宣传系统董显光的下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派处长魏景蒙和一名助手，负责检查记者的稿件。还有一名是专搞党务工作的杨西昆。外国记者有6人，中国记者9人。《中央日报》的记者是CC分子张文伯。中央通讯社的两名记者中，有一名“临时记者”叫杨家勇，是个冒充的记者，真实身份是中统特务。经过西安时，他们又派进来一名冒充工作人员的特务科长。记者团内，还规定了统一的行动纪律。

我们看到这个阵势，明白重庆当局的用意，但泰然处之，小心应对。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管这一工作，由我担任交际处处长，副处长是金城。恩来同志批示的交际处工作方针是8个大字：“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6月5日，记者团到达延安。我们将他们安排住在南门外新市场南边的30多孔新开的窑洞里。当天下午，我们向记者团全体人员提供了在延安参观的日程，时间约一个月，然后去晋绥等根据地，共参观3个月。

第二天，斗争果然就开始了。一清早，随记者团来的国民党电台人员要将电讯器材搬入交际处，准备架设电台。这件事，头一天晚上我们已听到消息，金城曾来电话问我是否允许。明摆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控制发报权。我说：边区政府保证记者团能迅速、准确地拍发新闻稿，不同意他们自己架设电台。交际处的传达室就把电台人员挡住了。邓友德气势汹汹地责问金城：“我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领队，你凭什么干涉我们的工作？”金城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交际处的干部，未经边区政府批准，交际处内不得架设电台。把对方顶了回去。

几天后，美联社的记者史坦因向我们提出，要求单独会见毛泽东主席。我们答应给予安排。有一天出发参观时，邓友德发现史坦因没有参加集体活动，又来责问金城：我们记者团有纪律，史坦因为何单独活动？金城说：我们这里新闻采访自由，你们团内的纪律我不想干涉；请你自己去和史坦因交涉。邓友德讨了个没趣。后来，伦敦《泰晤士报》的福尔曼也提出要会见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等，一些中国记者也有同样的要求。我们一视同仁，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一来，他们约束记者采访自由的“纪律”被冲破了。

记者团在延安参观一个多月，会见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同志经常到交际处来检查工作，看望中外记者。叶参谋长详细地向记者们介绍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抗日的情况。参观的单位包括：从边区政府、新闻单位到中央医院；兵工厂、难民工厂到光华农场；自然科学院到日本工农学校等。还会见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一个长期被严密封锁以致被严重歪曲的新世界，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国民党当局派来的记者团领队当然十分恼火。中外记者采访团原计划参观3个月，结果，在延安活动的日程刚刚结束、准备去晋绥根据地参观时，谢、邓这两个领队强令中国记者必须迅速返回重庆，不准到其他地区去。这使一部分原来想到其他地区看看的中国记者只得悻悻然离开延安。

7月初，连日大雨。12日，中国记者们准备起程离开延安乘车去西安。恩来同志和我都担心劳山公路可能被大雨冲坏，特别叮嘱金城，将交际处的两辆汽车提前检修好，同时准备好四辆胶轮大车，以备万一的需要。留在延安的外国记者，不理那个领队的约束，在8月间动身去晋绥抗日根据地。毛主席亲自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中外记者参观团对这次采访反映很好。后来，爱泼斯坦为《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写了不少文章；福尔曼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路透社的武道出版了《我从陕北回来》；《新民报》的赵超构出版了《延安一月》。他们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对红色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作者：杨尚昆

编辑：吴钰

责任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