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女校，是中共一大召开时代表们的住宿地。地址在上海市太仓路127号，当时是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离中共一大会址——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很近，是一座三楼三底的二层石库门房子。

1921年7月，有9位临时寓客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在这里，他们是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这所“红色宿舍”，为代表们提供了讨论、思考的场所，是中共一大召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再造“国民之母”开办女子学校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穷人家的女儿不读书，有钱人家的女儿读书都是开设家塾，从无面向公众的女子学校。上海开设女子学校，是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后才有的。

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文夫人在上海设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所女校。此后十余年教会女校逐渐增多，影响日渐扩大。在西方教会女校带来的观念及实践层面的冲击影响下，中国人的思想也逐渐开放，从而为非教会女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经过西方传教士和上海士绅的双重努力，圣玛利女学校（1881年）、中西女塾（1890年）和晏玛氏女学校（1897年）三所贵族女校相继在上海开设，成为女子学校的先行者。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在日本逼迫下签订了极为苛刻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危机让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惊醒。积极寻求救国之道并付诸实践，兴女学、再造“国民之母”是当时部分人的救国之策。生活在上海的一些进步士绅开始着手创办私立女校，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贤妻良母”，从提高女孩子的文化知识素质做起。其领头者便是当时任电报局总长的经元善。1897年，候选知府、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联名上书，以“自强”为由，用“民捐民办”“士绅提倡”的方式，申办女学堂。经两江总督刘坤一批准，“经正女学”于1898年4月正式成立。随后私立女校逐渐开办起来。私人办校者多为开明士绅、爱国商人或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如爱国女学的创办人为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务本女中的创办人为上海要员吴馨、民立女中的创办人为实业家苏本炎、女子中西医学校的创办人为医界名人张竹君、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人为爱国报人史量才。这些私立女校的出现，为青少年女性接受近现代科学教育打通路径，并逐渐使女子的入校求学获得舆论的赞同。

1907年，清政府正式颁布命令，承认女子受教育的合法性，同时政府计划建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从此，女校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中国的女学校开始进入成长阶段，女学生并由被动入学阶段走向主动求学阶段。有人统计，从1902年到1921年，上海开办的私立女校有22所。博文女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博文女校师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

博文女校诞生后，在追求新知识新文化的黄绍兰校长的影响下，学校师生积极参与五四运动。1919年5月6日，上海的报纸开始报道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的情形，上海各学校、各团体纷纷发出通电，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5月7日，江苏省教育会、世界和平共进会等50余个社会团体、2万余人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声援北京学生的国民大会，参会者手持写着“争还青岛”“讨伐卖国贼”“挽回国权”等口号的白旗，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神州女校高小以上学生200多人和民生女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的全体学生参加了大会。”上海的女学生开始投入五四运动。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

5月8日、9日下午，上海各学校代表在复旦大学召开预备会，讨论组织学生联合会事宜。博文女校与上海女子中学等12所女子学校加入，到10日为止，加入学生联合会的已有44所学校。会后，各女校纷纷成立了学联分会。5月9日“国耻纪念日”这天，全市各学校停课一天，学生们列队到街头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和卖国贼的罪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五四运动期间，博文女校的师生非常活跃，校长率领大家每天出外活动，参加反日大会和游行示威。有时还深入居民中间，进行爱国救国的宣传活动。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这样一所进步女校，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宿舍，是顺理成章 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

李达、李汉俊在上海有住处。

张国焘在上海另有住处，他有时也睡在博文女校。

陈公博带着太太来开会，住在大东旅社。

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住进了离开会地点一箭之遥的博文女校。

博文女校怎么会成为中共一大宿舍的呢？

因为李达、李汉俊都和黄绍兰很熟，他们是同乡。

而李汉俊的嫂嫂——李书城的妻子薛文淑，当时是博文女校的学生。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当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而徐宗汉是黄绍兰请来的博文女校董事长。因此，王会悟和黄绍兰也很熟。

这确实是一种缘分。是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在爱国、进步的基础上结成的缘分。

黄绍兰的家，也在博文女校里。当时，正值暑假，博文女校的房间是空关的。当王会悟向黄绍兰提出，“北大暑假旅行团”要借住的要求后，便一口答应下来，还关照厨艺兼看门的工人，每天除了做饭给寓客吃之外，要看紧大门，不许闲人到楼上去打扰寓客。

“北大暑假旅行团”的寓客陆陆续续到达了。

就在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到达上海的翌日，即7月22日，中共一大代表们在博文女校楼上开过一次碰头会。按包惠僧回忆录的说法是“预备会”，而陈潭秋说是“开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大会开会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间房子内商量过一次（像是预备会），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我记得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参加了，其余的人我记不清楚。李达也把王会悟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间的阳台上。”

在望志路106号召开的中共一大的会议一般都在晚上进行。白天，清静的博文女校，就为居住其中的代表们提供了思索和讨论的场所。毛泽东经常在居住的厢房内，低着头来回踱步，苦苦思索着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

据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张国焘也不常住，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的几间房间当时是空着的。”“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20天左右。”

当笔者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林晶辉主任的带领下走到博文女校楼上，走进毛泽东当年住的那间房间，发现果然是最暗的一间。

陈潭秋在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中说：“七月底大会开幕了，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举行开幕式。”

博文女校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住宿地，也为他们提供了讨论、思索的场所，博文女校的会外活动，积极配合了望志路李书城住宅内的正式会议，是中共一大召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与价值是重大的。

作者：朱大建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