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克林姆林宫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一、赴苏参加中共六大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叛变革命，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者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再妥协退让，致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浓重的白色恐怖之中。考虑到国内形势和党的组织状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六大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作为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部部长和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亲自酝酿、筹备、参加了中共六大。

1928年5月初，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装扮成古董商人，从上海启程前往莫斯科。由于走得匆忙，他们穿着朴素，与古董商的身份不相符合，轮船开到大连时遭到了日本特务的怀疑、跟踪和盘问。幸好二人演技高超，配合默契，才能够化险为夷。周邓夫妇在5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就立即展开六大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参加了南昌暴动讨论会，并总结了经验教训；分别参加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组织的会谈，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交换了意见。中共六大于6月18日开幕，期间周恩来担任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党的主要任务作了具体的阐述，并向大会作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围绕五大以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目前组织工作存在的问题、今后党的组织任务等内容展开，军事报告则总结了党自从事军事活动以来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当前的军事任务和建立红军的紧迫性。中共六大胜利闭幕后，周恩来继续在苏联停留了数月。一方面是为了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另一方面是继续处理中共六大各项善后事宜。在这期间，他还向正在莫斯科留学的中共党员传达了六大精神。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

二、赴苏报告中国革命情况

1930年5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执行党的六大决议的情况，参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解决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等问题。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分别作《中国革命新高潮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新高潮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情况。7月下旬，周恩来会见斯大林，介绍了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情况，并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周恩来此次赴苏期间，国内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很显然，李立三路线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周恩来于8月中旬回国，开始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三、赴苏治疗骨折右臂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马匹受惊使他坠地受伤，右臂骨折。当时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佳，右臂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医治。9月中旬，周恩来、邓颖超一行经新疆抵达莫斯科。周恩来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疗。

周恩来此次苏联之行的另一目的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求得苏联的绝对支持。为此他向共产国际起草了五万五千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备忘录》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形成和持点；第三部分汇报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还有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上作了为期两天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以及中日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强项和弱点，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作战的事迹，表明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必胜决心。共产国际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及其贡献，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并向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周恩来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介绍了1935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组织、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周恩来还在莫斯科中央党校作了《关于中国抗战的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抗战当前的阶段特征、日本的应对方式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危险和需要采取的措施。除了这些中心工作以外，周恩来还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撰写了《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一文；分别会见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等，特别会见了经济学家瓦尔加，并对国内边币贬值、物价上涨的问题予以请教；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问题的审查；看望了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1940年2月底周恩来回国，继续投入到抗日战争中。

四、赴苏谈判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乘坐开往莫斯科的专列开始了他首次对苏联的访问。毛泽东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斯大林70岁寿辰庆祝活动，并就中苏双方所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以及签订条约、协定。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谈并不是那么融洽。于是，毛泽东向斯大林提议“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苏中谈判，这是他作为新中国总理和外交部长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中苏谈判是围绕着主权问题，即中长路、旅顺、大连等与国家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进行的。谈判的主要方向由毛泽东把握，具体细节则由周恩来操作。谈判中，周恩来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坚定、风度、机敏、睿智，既不卑不亢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又在双方陷入僵局的时候给予适当缓和，维护了中苏两国的友谊。虽然谈判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摩擦和波折，但谈判总体来说是成功的。这次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文件，将中苏两国的友谊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巨人的外交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争取到了一个有力的帮手，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到了一个强大的同盟。2月17日夜，毛泽东和周恩来启程回国。

五、赴苏商议抗美援朝事宜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派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企图侵略中国台湾。随着事态的发展，中共中央逐渐统一认识到只有出兵朝鲜，才能保障朝鲜和新中国及东方各国的安全。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周恩来、林彪等接受委派去往苏联与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事宜。因为斯大林此时正在高加索黑海边的克里米亚休养所休养，周恩来等人几经辗转才见到了斯大林。周恩来此行的目的就是向苏方表明抗美援朝的决心，并且要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派空军入朝掩护及进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以免除后顾之忧。不料，商谈之中苏方发生了转变——完全满足中国军事装备的要求，但空军尚未做好准备。当然，空军未做好准备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对中国出兵朝鲜的作战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考虑到苏联自己的利益，害怕最后把自己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和美国直接抗衡，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苏方的这种态度是周恩来和国内的毛泽东、彭德怀始料未及的。经过讨论，中方一致认为不管苏联是否援助中国，都“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采取先打击伪军，孤立美军，最后战胜美军的御敌措施。在争取苏联空军援助方面，周恩来做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苏联方面同意中国出兵和给予军事装备的援助，并且同意派飞机帮助中国防空和训练，不过飞机只到沈阳”。10月18日，周恩来返抵北京。

六、赴苏寻求经济援助

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提上了议程。在周恩来的组织下，1952年8月，中国政府制定了《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等文件。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带着这些文件和自己亲自起草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与斯大林的谈话共分为三次，主要围绕中苏需要、朝鲜战争的形势、近三年来中国国内形势及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以及延长旅顺口协定期限和修建中蒙铁路等问题展开。斯大林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为朝鲜做出的贡献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表示出极大的肯定，同意在各个方面给予中国援助，绝对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表示出由衷的谢意。9月22日，周恩来等人乘飞机离莫斯科回国。

七、赴苏吊唁斯大林

1952年9月底周恩来回国前，指定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与苏联继续商谈具体事宜。因为涉及的方面颇多，内容很细，因此耗时很长。还没等到谈判结束，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尽管斯大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援助是热心的，也是真诚的。”斯大林时期，中苏关系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斯大林的去世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中苏关系的巩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不过斯人已逝，新中国的建设还要继续，周恩来向李富春等人了解了中苏双方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商谈情况，又与马林科夫、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交换了意见。24日，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通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周恩来为中国工业化的奠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八、四次赴苏商谈日内瓦会议情况

由苏联提议，决定于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作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于4月1日启程飞往莫斯科，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和地位在国际舞台上的公开亮相，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极其重视。4月21日，在去往日内瓦之前，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第二次赴苏，听取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等介绍外交工作经验。23日，周恩来又偕王稼祥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胡志明商谈越南问题。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期间，周恩来不卑不亢地阐明观点、表明态度，维护了国家利益。同时，周恩来还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英国工党领袖威尔逊等各国重要人物，并应邀出访印度、缅甸，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月6日，周恩来返抵北京，停留三日，将日内瓦会议和访问印度、缅甸的相关情况作了汇报，又匆匆赶回日内瓦。途中，第三次到达苏联。10日，应苏共中央约请，周恩来向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苏联领导人介绍中印、中缅、中越会谈情况，并交换对日内瓦会议的意见。12日，周恩来一行又抵返日内瓦，继续会议，直到7月21日日内瓦会议胜利闭幕才离开日内瓦。日内瓦会议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意义重大，它不仅巩固了中国南方边界的领土安全，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还使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崭新形象和崇尚和平的外交风格。28日，周恩来一行在结束了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访问之后，第四次赴苏，和赫鲁晓夫、马林科夫会谈，介绍了日内瓦会议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和中共中央拟采取的措施。遂而访问蒙古，于8月1日返回北京。

九、赴苏规劝赫鲁晓夫

1956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使得苏共党内、苏联国内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片哗然。再者他在对待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奉行大国主义和老子党作风，最终引发了波匈事件。赫鲁晓夫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共内部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他邀请当时在国际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周恩来访苏。

周恩来从维护苏共党内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团结的大局出发，延迟自己访问欧亚六国的计划，于1957年1月7日到达苏联。赫鲁晓夫立即展开讨好攻势，周恩来则冷静处之。双方就国际局势、中苏关系、波匈事件等内容展开了四次会谈。周恩来指出，帝国主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相互支持才能与之抗衡。周恩来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是非功过，批评了赫鲁晓夫在处理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对于赫鲁晓夫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周恩来也给予了指正——“维护兄弟党的团结，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去处理。”而赫鲁晓夫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相反却用狡辩、告饶的方式极力为自己的错误找了诸多理由，甚至恼羞成怒。尽管如此，周恩来仍旧利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对赫鲁晓夫进行规劝。可此时的赫鲁晓夫俨然一副政治无赖的模样，根本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无奈，周恩来只能带着不满离开苏联。虽然，难以改变赫鲁晓夫的错误，但是此次访苏期间，周恩来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两个国家，了解了它们的国内状况，明确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并就此与波、匈、苏三个国家政府分别发表了联合声明，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缓和了二者与苏联的矛盾，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

十、赴苏参加苏共二十一大

1959年1月，苏共中央召开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苏共二十一大前，中苏关系因为赫鲁晓夫提出建立共同舰队、中国未经苏联同意炮击金门、赫鲁晓夫抨击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事件由莫斯科会议时的顶峰降落到谷底。正是在这种尴尬境地下，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派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会议。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对取消“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提法的委婉说明，周恩来肯定了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苏共中央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肯定了苏联为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所发挥的巨大堡垒作用。针对赫鲁晓夫虽然并未指名批评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只是谈到了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等理论问题，但实际上是对中国内政影射攻击的做法，周恩来也给予了反击。虽然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但是周恩来为了维护国家尊严也只能违心表态，肯定这些错误。除了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外，周恩来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与苏联政府签订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的协定。2月7日，协定签订完毕。这个协定是中苏双方签订的最后一个协定。1960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所有协定，撤走在华专家，这个协定随之流产。

十一、赴苏参加苏共二十二大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是周恩来和赫鲁晓夫的最后一次交锋，也是最后一次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苏共代表大会，是中苏分裂的标志。在会上，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暴露无遗。他不仅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了肆意攻击，还把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公开指责中共是捍卫斯大林、反对苏共的。周恩来在大会上重申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指出“兄弟党、兄弟国家间如发生争执和分歧，应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以平等和协商的原则加以解决。进行公开地片面地指责是无助于团结的。”22日，中苏代表就苏阿关系及苏共二十大等问题进行了长达九个多小时的会谈，苏共完全不接受中共的正确立场，周恩来遂于23日提前回国，以示抗议。

十二、赴苏谋求中苏团结新途径

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控制中国的政策，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极大不满，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甚至达到冰点。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尽管对苏方的情况还不甚了解，但中方仍然快速地对此做出了反应，决定派周恩来率领党政代表团以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为名访问苏联，谋求中苏团结新途径。苏联新领导并无意改变中苏关系。马林诺夫斯基在国庆招待会上公然挑衅，侮辱中国领袖毛泽东，造成了不良影响，为中苏正式会谈设置了障碍。而正式会谈中，苏方避而不谈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政治原因，对新旧领导人之间的不同也含糊其辞，不顾中共和其他兄弟党反对毅然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非法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如此种种都表明了苏联仍然奉行老子党的作风，在对华政策上新旧领导人并无二致。尽管和谈无法继续，但是中方仍留有一定的余地。11月13日，周恩来率代表团乘专机离开莫斯科。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次访苏，虽然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意义重大。

摘自《文史天地》第254期

作者：胡锁利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