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的这些年，很多作家都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许多抗争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同样感人肺腑，但在媒体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要让文学之光不被现实热点吞没，的确困难。”日前，作家阿来携最新长篇《云中记》亮相上海言几又书店，与沪上知名评论家程德培、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围谈“写灾难的不能承受之重”。

灾难书写是中国文学一大短板？

云中村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在这部庄严深情的小说里，为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阿巴，一座遭遇地震行将消失的村庄，一片山林、草地、河流和寄居其上的生灵，山外世界的活力喧嚣，共同构成了交叉、互感又意义纷呈的多声部合唱。“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响着莫扎特《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

《云中记》

阿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阿来没有按照写畅销书的路数，或是在《尘埃落定》所开辟出的熟悉地盘上重复自己。“当那个真正动笔的时刻到来时，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开始书写，一个人，一个村庄。”阿来直言，如果写灾难只是一味强调留下的创痛，那没有太大意义，“我们应该把死亡带来的创痛，变成一种精神洗礼。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学有个短板，就是不会写灾难，包括战争。不少作家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调。”

过去几年，阿来埋头写《云中记》，“灾难给我间接的提醒是，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暂，不能用短暂的生命无休止炮制速朽的文字。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 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于是，《云中记》本身成了一支安魂曲，阿来没有沉陷在对肉身毁灭的无限哀悼中，也没有停留在触目惊心的再现和泪眼滂沱的抒情中。

真正抚平创痛的，是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

在《云中记》里，真正抚平创痛的，是大自然，以及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人与自然亲密相处、重归和谐的愿景，在小说故事背后显现出更大的拼图。小说主人公借祭师身份获得一双灵视之眼，一层语言的灵光，一种神性的轻盈，以及与自然万物毗邻、与阿吾塔毗雪山毗邻的位置。

不少圈内人都知道，阿来是“重度植物爱好者”，堪称小说家里的博物学家。程德培认为，这正是阿来的一个重要特质，“有次我跟阿来相处的十天里，我们都在山里，海拔比较高，到了草原，他一下子把我们抛下，拿着照相机，跑前跑后捕捉研究草原上各种各样的花儿，你看《云中记》就知道他对花儿的热爱。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我认为阿来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作家。”在阿来眼中，人和自然中间的巨大鸿沟里可能容纳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哲学，诗歌和文学。

“《云中记》运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一样。这不仅仅是处理此岸与彼岸的关系。人类关于这对关系从来没有处理好，太过于关心彼岸，你就容易变成永恒主义者；太痴迷此岸，往往会变成过于卑微的、没有民间感情的世俗主义者。”在程德培看来，《云中记》不是简单的生者对死者的悼念，更多是生者和死者、此岸和彼岸的平等的对话，是可以商榷的，这很了不起。

这也就不难理解，小说里的阿巴在成了废墟的云中村与世隔绝地生活了六个月。这半年里，他喝泉水，吃糌粑，刨地种菜，与两匹马作伴。他与柏树、杉树、桦树、樱桃树、长着羽状叶子的花楸树，与忍冬、绣线菊、鸢尾花、香得让人头晕的丁香花作伴。他的菜园无需照顾就漾起一片亮晶晶的新绿，吸引从雪山下来的雄鹿清晨用前蹄轻叩院门。

此刻，自然的馈赠如此慷慨温柔，差点让人忘了它暴烈无常的一面。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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