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到国家与民族面貌、小到人们日常生活，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也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契机与素材。70年来，文学收获与时代进程交织出怎样的创作张力？面对时代的丰饶馈赠，文学作品又打上了怎样的烙印？

“当代文学七十年”学术研讨会日前在上海大学举行，由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学者、评论家，围绕“当代文学七十年：方法与批评”“当代文学叙述中的女性”“历史交叠与视野更新”“90年代以来的文学症候”“当代文学新热点及其批评”等多个分议题展开研讨。

为什么这四部小说被称为“21世纪四大名著”

研讨会现场，铁凝、王蒙、刘心武、蒋子龙、迟子建、路遥等作家作品，成为评论界标识文学轨迹上的重要路标。但这批作家开辟的文学道路，并不像现在看起来那么容易、那么理所当然，换句话说，我们所驰骋的创作空间，也不是摆在那里等着作家，而是有待写作者去奋力探索，开辟出有巨大可能性的天地。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演讲中谈到，“今天社会主义文学提出了和传统文学不同的问题，创造了很多经验，也遇到了难题及危机。我们对经验比较关注，但是对其困境与失败研究还不够。”他提及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著作《论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于1963年出版，但直到1986年才有了中译本，“中间少了与这本书对话的过程，是有些可惜的。”出生于工人家庭的加洛蒂于1933年参加法共，从加洛蒂身上，洪子诚看到了信仰的力量，“那一代人身上有着行动和写作之间的张力，他们试图将行动和写作结合起来，从而消除裂缝达到理想状态。”

在纽约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旭东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了“史诗般的增长”，通过对文本中劳动及其社会组织的研究能够展开当代文学更为丰富复杂的面相。

他分享了自己眼中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四大名著”——余华《兄弟》、莫言《生死疲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王安忆《天香》，分别出版于2005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张旭东从“形象”“混合风格”“事实性问题”谈论奥尔巴赫的理论四个维度，对上述四部作品进行批评实践，认为这四部小说从语言、叙事、结构、人物塑造等层面再构了“人的世界”与“历史现实”。

“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似乎难以找出第二个话题，能如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那样具有强劲的历史穿透力。”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斯炎伟谈到：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当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我们提出了那么多观念，出版了那么多著述，召开了那么多会议；然而，普遍性的标准、方法、范式等依然没有沉淀下来，有待进一步探讨。

所谓“中年写作”，是力求改造世界的理性写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主持的“重绘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版图”分会场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谈到自己写《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1940-70 年代）与“民族形式”建构》一书时，选择了梁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作家及其文本，重新看这些革命作家走过哪些路，社会如何在文学实践中呈现。

“这些革命作家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历史、文化、社会、世界与中国等宏大命题的理解。没有什么比重新体认这些革命年代的历史人物的精神历程、文学实践和历史经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了。”贺桂梅谈到，这项研究课题使她真正步入并理解何谓“中年写作”——这些革命作家完成的都不是“青春写作”，不是基于个人情绪和经验的“倒影式”写作，而是力求改造世界的理性写作，由此而在自我体认的方式上达到“无我之境”。

除了革命作家走过的“文学路线”，小说文本的“根据地”也是评论界研究的重要线索。“研究当代小说创作地点和题目的变更，有利于探寻作家创作、自然环境、文化认同和社会症候相互交换的隐秘。例如，贾平凹总躲到西安附近某县写作，莫言写长篇必回高密县城关或东北乡家中，王安忆小说都写于上海淮海路寓所等现象的内面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否能打开另一扇解读作品的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旸谈到，路遥除《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在西安完成，代表性作品《人生》《平凡的世界》均写于陕北，有些回西安修改誊抄。

因此，陕北无疑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根据地”，故乡在路遥灵感中如井泉喷涌，那里的一山一水，像是一幅铺开的地图，人物在上面歌哭，也把这些歌哭变成他小说的每一行文字。路遥生在陕北，写作在陕北，最后也埋在陕北。但“陕北”与“全国”形成的张力，却在他不朽的作品中久久地发散。“在这个意义上，他自己就是他小说中的历史寓言，这个寓言中其实埋藏着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不动声色间可见时代运行轨迹、社会转型风貌与情感结构变迁。”

探入文本细部，其中隐藏着作家对时代的理解与困惑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金浪认为，不少声音在解读王蒙代表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同时，往往忽视了《青春万岁》。“事实上，这两个小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正是作为集中修改《青春万岁》时的调剂，王蒙抽空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不仅意味着《青春万岁》可能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母体”，甚至还包藏着王蒙从事文学创作的起源性秘密。

《青春万岁》作为王蒙文学创作的处女作，早在1953年便已动笔，并于1956年夏天完稿，其后亦曾在《文汇报》上连载过部分章节，但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顺利发表并引发轰动相比，《青春万岁》全书出版称得上是命运多舛。直至1979年《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3年被拍成同名电影，甚至不断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成为令王蒙颇为自豪的长销书。

在建国初期以战争、土改或工厂题材为主的创作氛围下，《青春万岁》对中学生学习生活题材的处理可以说是别开生面。《青春万岁》序诗中所流露出来的生活态度便是这种革命热情的体现：“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这种充溢革命热情的新生活态度与旧生活态度的对峙，不仅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还集中体现在了小说里杨蔷云与苏宁哥哥苏君之间的辩论中。

在金浪看来，小说传达了“少年布尔什维克”王蒙站在1953年“新的历史时期的门槛上”对生活的理解与困惑，而这种理解与困惑同时也同时构成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底色。

作者：许旸
编辑：许旸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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