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览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这个展览会持续到2月24日，台北故宫博物馆为此次展览出借了四件典藏文物，其中有着“天下第二行书”之称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外借日本引起了广泛争议。

据悉，台北故宫为此次展览出借的文物，除了《祭侄文稿》以外，还包括怀素的《千金帖》《自述帖》及褚遂良摹本《兰亭序》，均为拥有千年历史的稀世珍品。《祭侄文稿》被核定为国宝，等级比核定为重要古物的“翠玉白菜”还要高。考虑到书画的脆弱性，台北故宫从1984年起陆续选出70件名作列为限展品（包括《祭侄文稿》和《自述帖》），规定每次只能展出42天，展后需休息三年以上。也就是说，这两件作品在台北故宫都难得一见。

日前，台湾某女主持的一句“把故宫国宝送去谄媚日本，折煞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激起千层浪。网络骂战中，民众的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千年以前的书画作品纸张脆弱，不宜外借；外借了日方无法妥善保护，甚至根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任凭参观者拍照；国宝外借有献媚嫌疑……

是不是真的如此呢？在博物馆和书画领域的专家看来，这些批评是否有理有据？借走《祭侄文稿》的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展览？在争议背后，文物的保护，与其展览、出借，实际上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首先，《祭侄文稿》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在中国书法史上流传的几大名帖中，公认的“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序》，但因《兰亭序》原作据传成为了唐太宗的陪葬品，因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祭侄文稿》就是现今存世的“第一行书”。

颜真卿以楷书闻名，然而他实际上也是一位行书大家，《祭侄文稿》就是其行书的鼎峰之作。《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侄子所作的悼文。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出逃四川，颜真卿的堂兄、侄子为国捐躯，尸骨无存，仅找到一个侄子的头颅。在悲愤交加的情况下，他一气呵成写出了这篇共计269字的文章（经过涂改的字共计34个），在后人看来，是幅不可复制的杰作。《朝日新闻中文网》前主编、日本作家野岛刚在《故宫物语》一书中介绍称，这份草稿因流露出自然的情感，显得尤为动人，其心碎、悲痛、恸哭的强烈情绪在字里行间喷薄而出：

父陷子死 巢倾卵覆

天下悔祸 谁为荼毒

念尔遘残 百身何赎

呜呼哀哉

“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又是一场什么展览？

查阅东京国立博物馆官方网站上公布的信息就能发现，此次特别展览围绕着中国书法的演变史展开。唐代三位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开创了楷体，其后颜真卿成为这一端庄优雅字体的集大成者，在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展览精选日本国内外的精美书画作品，展示了颜真卿及其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以及中国书法在日本的发展情况。展览共分为六个章节：书法的变迁、安史之乱前的唐代书法、唐代书法之颜真卿、唐代书法在日本的接受情况、颜真卿书法在宋代的影响、后世的影响。

这是一场由东京国立博物馆策划、举办的特别展览，中文互联网盛传的“台北故宫的名字在展览海报上都找不到”的说法并不确切：其一，展览主办方并不是台北故宫，其二，在特展相关网站的首页上，特别标注了《祭侄文稿》是来自台北故宫的馆藏。

根据官方公布的展品列表，此次特展一共展出177件书画作品，除了东京国立博物馆自己的馆藏外，还广泛向外部机构借展，共计有20家机构出借了文物，其中既有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三井纪念美术馆、奈良国立博物馆这样的重要博物馆，也有日本文化厅、宫内厅等政府机构，以及财团和大学博物馆。中国方面共有两家机构参与了此次特展，一个是台北故宫，还有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各借出了四件文物。

从展品阵容来看，这是一场针对中国书法史进行全面梳理的特展。首次来到日本展出的《祭侄文稿》和《自叙帖》固然十分珍贵（特展网站的展览介绍中均特别标注了“日本初公开”的字样），但日本方面的收藏精美程度也足以令我们咋舌：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三井纪念美术馆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孟法师碑》唐拓孤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颜真卿《千福寺多宝塔碑》（东京国立博物馆藏）、苏轼《行书李白仙诗卷》（重要文化财产，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黄庭坚《行书伏波神祠诗卷》（东京永青文库藏）、李公麟《五马图卷（部分）》（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值得一提的是，《五马图卷》已经消失了一个世纪，一直被怀疑毁于战火，却出人意料地被日本藏家无偿捐赠给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并出现在了此次特展上，该作品估价市值10亿以上。

此外展品中还有米芾三件，蔡襄一件，集全“苏黄米蔡”。

从展品阵容来看，这不是一个颜真卿的个展，是一个中国书法史，以及中国书法史对日本影响的全方位梳理展，中国人去了看着自己的宝贝在海外数千年精心保护，有尊严地对待，日本人看了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文化根源来自中国。

美国斯坦福大学坎特视觉艺术中心亚洲部主任杨晓能评价这次展览，“是一场内容扎实的研究性展览。”

《祭侄文稿》没有得到妥善保护，是这样吗？

展品规格如此之高、来源如此广泛的展览，很难想象馆方不会对此次借到的台北故宫藏品一视同仁，妥善对待。事实上，东京国立博物馆在官方网站上特别标注了特展禁止拍照的信息，某媒体所说的“无特别保护”并不准确。

杨晓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中国文物的研究和保护方面一直卓有成效，“他们（的研究）很细致扎实，每件作品都研究得非常透彻。他们的装裱、保护技术都不比我们差。日本历朝对中国书画传统都非常重视，从唐宋元时期开始从中国大量收藏书画，他们是有这个传统的。而且日本画最早也是学中国画的，然后慢慢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他指出，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水平最高的公立博物馆，日本天皇的收藏基本都放置于此，其策展过程非常精细，无论是展品的包装、运输还是保护条件都非常好。

国宝不该被外借？《蒙娜丽莎》从不离开卢浮宫？事实真是如此？

至于《祭侄文稿》等台北故宫文物的外借程序问题，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于14日晚间接受上海电视台《夜线约见》节目采访时表示，文物外借是正常的文化交流。关于外借限制，每个地区、每个博物馆都有自己的规定，有的是限制出境，有的是限制展期，“台北这次出借，应该是按照他们的限展期，据我所知（《祭侄文稿》）是十年前展出过。”

关于文物外借，围观群众爱举的一个例子是像《蒙娜丽莎》这样的国宝级文物是不被允许外借的，因此中国也不应该将国宝借给国外。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二战后，《蒙娜丽莎》作为法国的文化大使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所到之处均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提升了法国的文化影响力。1962年，《蒙娜丽莎》抵达美国，当时，这幅法国国宝投保了1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6.08亿美元），抵达纽约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已将为期一个月的门票销售一空，在一周之内，大约吸引了25万参观者。1974年，《蒙娜丽莎》抵达东京，在当地掀起一股热潮，《蒙娜丽莎》被当做圣迹展示，参观者被单个放行，每人只能在画前驻足10秒钟。在前苏联，参观者同样趋之若鹜。虽然在1974年之后，《蒙娜丽莎》就再未离开过卢浮宫，然而当下的马克龙政府又开始考虑让这幅“世界上最著名的绘画”走出国门，展示法国软实力。

日本和中国之间有良好的藏品互借记录。同样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庆祝中日外交正常化40周年，北京故宫博物馆曾于2012年精选了200件文物赴日展出，甚至打破了“元代以前的书画、丝作品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惯常规定，出借了镇馆之宝、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亦有日本方面的藏品，日本所藏传为颜真卿所书的《楷书自书告身帖》亮相了十多天后撤回日本，马不停蹄地“投入”颜真卿特展。

凌利中认为，文物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是辩证的关系，在中立的保护下还应提倡合理利用。业界虽有“纸寿千年，绢寿八百”的说法，但文物工作者都知道文物的寿命不止于此。“《平复帖》超过1000年了，也从故宫借到了上博；这次（上博）董其昌展览里，（有）和颜真卿《祭侄文稿》同时代的作品，唐摹本的《行囊帖》（王羲之）和天津（博物馆）的《寒切帖》（王羲之），都是唐代的。”

杨晓能认为，盲目批评文物出借的态度并不可取，不过对珍贵文物出借持更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根据他的了解，中国并无“XX年代以前的藏品不能外借出境”的具体规定，不过，国家文物局在2002年和2012年各印发了一次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目的是保护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例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曾侯乙编钟。“宋画没有说不让出境，而是非常慎重；然后一般的文物有规定，比如说国家规定文物展览一般有120件（套），其中一级品10%左右，如果超过标准要上报国务院审批，是这样的规定。文物展出一般对早期书画是比较慎重的，这是对的，慎重是应该的，但不能说就一概而论全部否决。”此次颜真卿特展，可以说是难得的、向日本民众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展览。“让别人欣赏你的东西有什么不好？不是老说要中国走出去嘛。人家主动要展你的东西你还说不好？是吧？保护文物，这是应该的，但另外一个角度，好东西借出去，也是好事。”

内容综合自界面新闻和公众号“民国画事”
作者：林子人，画事君
编辑：柳青
责任编辑：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