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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秋，著名作家姚雪垠回河南南阳老家省亲，这对南阳文学界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

姚，凭借《李自成》一书，一时中风头最健的少数作家之一，摘得首届茅盾文学奖，被选为湖北省作协主席，正可谓衣锦还乡。

一个叫凌解放的中年男子，手持厚厚的一叠书稿，找到姚雪垠下榻的宾馆，敲开了房门。尽管年纪不小，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希冀得到前辈宗师的推介。

姚雪垠翻开凌解放的书稿，题名赫然是《康熙大帝》，顿有不悦。他以严肃而坦诚的口吻说了两条意见：

第一，写历史小说，必须要有历史学家及作家的深厚知识和艺术才能储备，中学水平的凌解放尚未达到；

第二，《康熙大帝》从书名就说不通，因为中国根本没有“大帝”之称，满清皇帝康熙也不配称大帝。

可以想象，气氛多么尴尬。

凌解放偏不信邪，愣不改书名。

尽管不受乡党待见，但《康熙大帝》还是辗转得以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凌解放从此没人记得，他的笔名“二月河”响彻南北。

很多年后，二月河写下两句话：“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来，夹着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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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难怪，姚雪垠“鄙视”二月河。

姚雪垠是写明末农民起义起家，对满清反感至极，而二月河恰恰歌颂康乾盛世，这不是“唱对台戏”吗？

农民战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特别是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有过高度评价，“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李自成是陕北米脂人，上世纪30年代，米脂人李健侯搜集60 多种古籍史料，加之民间传闻，写出章回小说《永昌演义》。

1942 年，李健侯托李鼎铭将《永昌演义》手抄本推荐给毛泽东。

该书虽然把李自成作为正面形象来颂扬，但还是演义小说的套路，没有体现出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主题思想。

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在肯定该书的价值外，还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949年后，毛泽东指示陕西省政府将李健侯安排在省文史馆做研究员，修改《永昌演义》。可惜的是，1950年，李溘然去世。

姚雪垠拿起了接力棒。

姚雪垠出身于破落的地主家庭，自小熟读各类杂书，后考入河南大学，青年时代积极参与编写进步期刊，解放后迁居武汉，远离首都。

但造化难料。

1956年，姚雪垠去无锡太湖之滨休养，写下散文《惠泉吃茶记》，在《新观察》发表。他借景抒情，提倡要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的瞎起哄，反对偶像崇拜。

1957 年初，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茅盾与周扬，听取他们汇报文艺界现状时，提到了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说文章不长，写得很好，建议他们找来认真地看一看。一星期后，毛召见徐铸成和储安平等人，再次旧事重提。

一时间《惠泉吃茶记》成了抢手之作，姚雪垠地位陡升。

1963 年秋，《李自成》第1卷出版，他的创作意图是通过李自成起义“写出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写出我国封建社会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的一般规律。”

由于姚雪垠的创作体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因此得到了他的关怀和鼓励。

之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意叮嘱：“姚雪垠的《李自成》分上下两册。上册我已经看了，写的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

就这样，姚雪垠没有遭到严重冲击。

1975 年，姚雪垠写完《李自成》第2卷已经有一年多了，但在极左文艺路线的干扰下，不能出版。

他通过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60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争取在75 岁以后写出长篇小说《天京悲剧》。为要替党的文学事业多尽点微末力量，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占领历史题材这一角文学阵地，填补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我将不断地努力追求，直至生命终止。即令最后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也下会丧失我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作家的雄心壮志，任何时候都不会将意气化为寒灰。但是，我相信，主席是会给我的工作以支持的。

毛泽东收到姚雪垠的信后，做了批示：“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1975 年12月，姚雪垠被接到北京，安心写书。

一本小说，能被最高领袖如此关注，可以说是中国文坛的奇迹。

3

从年纪论，二月河算是姚雪垠的子辈。实际上他是山西昔阳人。

1945年，二月河出生时，同为革命干部的父母给他取名凌解放，寓意“临解放”，果然几年后，全国解放了。

他父母随部队南下时留在了南阳，工作忙，他小时候没人管，就自己看各种演义小说。小学留了一级，初中留了一级，高中留了一级，等高中毕业已经21岁。

高中时，他谈了一个女朋友，但政治运动中，双方家庭都受到冲击，后来女朋友另嫁他人。

这段感情挫折深深影响了他。

他去参军，被分到山西大同做工程兵，天天下坑挖煤。不过他跟别人不一样，喜欢读书，熟读《毛选》、《辞海》及《红楼梦》。

30多岁时，眼瞅在部队升迁无望，他转业返回南阳，做了宣传干事。

不甘心于每天打水、喝茶、看报纸，他又开始研究《红楼梦》。1980年，他写了一篇自觉得意之作寄到红学研究刊物，但沓无音信。他不服气，给红学家冯其庸写信，并寄去稿子。

冯其庸成为他的伯乐，带他进入红学研究主流圈子，并鼓励他搞文学创作。

于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二月河写出了“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及《乾隆皇帝》。

对于二月河来说，他独特的人生体验，是他文学创作的底色。

研究者认为：

二月河人生体验中由于青年时代惟一一次美好爱情的破灭而积郁的“初恋情结”，因对母亲的依恋、崇拜和思念而形成的“恋母情结”，因学生时代对“恩师”的渴望和最终在几近不惑之年得遇“恩师”后的“报恩”欲求相交织产生的“恩师情结”，以及因“将军梦”理想和“入仕”理想受挫而产生的“入仕情结”，则作为心理动因，直接推动着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创作。 其中，“初恋情结”影响着二月河笔下的爱情描写，“恋母情结”制约着二月河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而“恩师情结”则和二月河作品中“帝师人物”的描写息息相关。 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成功，得益于他对传统文化的吸取和对文学经典作品的借鉴，其中儒家思想文化、《红楼梦》和金庸小说，对二月河的小说创作最具影响。

被姚雪垠拒绝后，二月河又给冯其庸写信求助。

正好军报需要树立转业军人的典型，获悉二月河的创作经历后，做了大幅报道，随即有出版社上门洽商。

就这样，二月河掀起了1990年代“清宫热”。

4

写历史的人，也许是代入感太深，总有参与历史的冲动。

因为有最高领袖的背书，《李自成》成为“当代出版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长篇历史小说”。

媒体称，“姚老不仅是个小说家，他首先是个历史学家，而且是有独立见解的历史学家”。

姚雪垠自称，为了写好小说，遍寻资料，写了几万张小卡片，在赞美声中，他不再满足做文学家，进而以史学家自任。

他“炮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关于《甲申三百年祭》这本小册子，……我一直认为它是作者在匆忙中赶写成的，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后来随着我读书渐多，才明白作者写这样重要的历史问题竟然所参考的史料很少，而且对翻阅的极少史料也没有认真研究，辨别真伪，轻于相信，随手引用，然后在此基础上抒发主观意见，草率论断。”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为纪念明末农民起义胜利300 周年而作，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

当时处在抗战胜利的前夜，中共南方局为在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抵制和克服革命队伍内部滋长的骄傲情绪，保持清醒的头脑，组织一组纪念文章，意在通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革命队伍。

文章发表20天后，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做的错误。”

都是被最高领袖点赞的人，姚雪垠批评郭沫若还蛮有意思。

尽管郭在史学界颇有争议，但面对一个门外汉的“挑战”，史学家们挂不住了，决议反击。

明史大学者顾诚写下《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一文，对姚氏学风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姚氏虽然读了大量明代史料，但是由于没有受过史学研究的训练，依然犯了历史学者不应或者不会犯的诸多错误。

故此，史学界从未有人承认姚雪垠是明史学家。

相较而言，二月河就光彩许多，被誉为“反腐专家”。

他曾坦然说道：“老实说，我原想走仕途，做‘一代名臣’，冠冕地说想做个‘大公仆’，为社会尽点责任。但仕途终于没有走通，因为我发现这路不是单用人品加学识才能就走得通的。实践不成，只好纸上谈兵，把自己想的变成别人做的给人去读去想。”

不过人凭文贵，二月河还是获得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先后当选为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他有两句话在网上流传：一是“腐败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二是“读遍卄四史找不到有当今这样反腐力度”。

他这样解释着自己的专长：“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作品，了解我国封建时期的最后一次辉煌,了解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也希望他们能够从中获取一些为官之道，为什么当官？清代是有不少贪官，可是也有很多清官，比如于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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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曲直转头空。

1994年夏天，姚雪垠应邀回到南阳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二月河就在城中，但两人没有见面，芥蒂犹在。

一年后，南阳作家周熠赴京拜访姚雪垠，谈到二月河的清帝系列时，姚雪垠仍然坚持己见说：“康熙大帝不通，不严谨。”

周熠说：“《康熙大帝》四卷本早已出齐，反响很不错，还得了河南优秀图书一等奖，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收视率挺高。另外，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三卷也已出版，评论界好评如潮。”

但姚雪垠不以为然地说：“这有什么奇怪？现在的编剧、导演、评论家，有几个真正懂得和精通历史的？有几个是历史知识渊博的？我正准备给《文艺评论界》写一篇一两万字的评论，专谈历史小说创作，我还要批评，到时候你也好好读读。”

1999年，姚雪垠去世。

亲属根据其生前夙愿，特捐赠稿酬50万元人民币作为奖励基金，设立“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

2003年秋，二月河凭借《乾隆皇帝》获首届奖，他亲往现场，算是“一奖泯恩仇”。

又15年后，二月河去世。

这两个南阳作家群中的双子星，都以历史小说享誉当世，却如笔下人物，也备受指摘。

他们写历史，他们亦是历史。

作者：猛哥

编辑：张祯希

责任编辑：王磊

综合自自公众号“人民路5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