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今天这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日子，不能忘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平民邓小平》一书中，记录下这位“政坛上的伟人、红墙外的凡人”传奇而真实的生活，彰显邓小平特有的人格、风范与魅力。

卓琳拒绝了邓小平两次求婚

入秋的延安，微风已带来丝丝凉意。夜晚，月色如水银泻地，洒在延河，洒在清凉山，洒在宝塔山。

军号的声音在远山回荡，这是催促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尽早入睡的号声。然而，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聚餐。

这是1939年9月的一天。两对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解放后任过海关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和许明。

毛泽东、刘少奇来了，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来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也来了。中央保卫局的邓发亲自掌勺。他曾经在轮船上当过厨师，手艺还不错，但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甚至连普通的鸡鸭鱼肉都少得可怜，但宾客们情绪很高。当天下午，他们就推着两对新人照了合影，这张照片今天还能看到，没有婚纱，更没有化妆，邓小平难得地面露微笑，卓琳倒显得有点严肃。

这年8月，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相识。晚年，卓琳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自从结识了卓琳之后，邓小平便经常约这位姑娘到延河边散步、聊天。开始，他俩作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邓小平不多说话，有情人相会，语言从来都显得多余而乏味。有时问问她怎么来到延安的，卓琳便滔滔不绝地向他“汇报”起她的“转战生涯”。

卓琳原名浦琼英，她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浦在廷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扎根。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卓琳对自己说，算了吧，凑合吧，再说他还很优秀的

开始他们散步时还有点拘谨，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卓琳终于大胆地挽住了邓小平的胳膊。打这以后，延河边的黄昏便似乎愈来愈甜蜜了，温馨了。激情奔涌的延河水，也在他们面前显得逊色了许多。沙滩上，留下了他们长长的月影和深深脚步……

据卓琳晚年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自己已经23岁了。于是对自己说，算了吧，凑合吧，再说他还很优秀的。”

喜酒喝得十分酣畅。战友们为邓小平高兴，尽管是木板搭成的桌子，尽管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尽管赴宴者衣服上还补着补丁，连新娘也不例外，但窑洞婚礼的气氛热闹异常。这些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一杯接一杯地灌新郎喝酒。

他们群起而攻，目标明确，轮番劝饮，硬是把孔原灌了个酩酊大醉；邓小平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酒量，有劝必喝，竟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反倒把劝酒的都一个个喝得败下阵去。那些参加婚宴的夫人们，无不惊奇“小平的酒量真大！”

其实，也是那些劝酒的人未饮自醉，先输一筹，他们就没想想，邓小平素来哪有这么豪饮而不醉的酒量；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未必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后来，张闻天才把老底抖开，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帮了他大忙，他们专门弄了一瓶白开水充酒，两人各执一瓶，一左一右，一真一假，为大家斟酒，才救了老朋友的驾。而邓小平也居然配合密切，纹丝未露。

这次婚礼，凡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都参加了，使邓小平和卓琳唯一遗憾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与夫人邓颖超未能光临。此前不久，周恩来在河边遛马，被江青突然骑马挥鞭疾驰而来惊了马，摔坏了一条胳膊，此时正在苏联养伤。

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举行得简朴而别致，他们的新婚蜜月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心系太行，惦念着刘伯承师长和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将士，牵挂着根据地反“扫荡”的安危进展。思归心切，几天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卓琳告别了延安，东上太行。

刘伯承为“胖胖”起名字

卓琳跟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被安排在八路军总部工作。虽说是机关，但是在太行山上，仍然时常要接受枪林弹雨的考验。她毫不畏惧地跟机关和部队一起行军、转战、反“扫荡”。

1940年，邓小平所在的太行区，被日本侵略军多次“围剿”，处境艰难。这时候，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来到了邓小平身边一起工作、生活、战斗。尽管他们长年行军打仗，跑“扫荡”，时分时聚；尽管他们只能有一个“居无定所之家”、一个“前线战地之家”，总归是夫妻得以团聚，如影随形，可以相互关照，相互体贴，亦自有一种“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情趣。

百团大战之后，刘伯承和邓小平即率师南进太行山涉县，将师部驻扎在涉县境内的大山皱褶里一个叫赤岸的村子，而且一住下来就是5年。邓小平与卓琳便在赤岸这个山环水抱的小山村，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温馨的战地之家。师部就设在赤岸村半山腰一座小庙里。邓小平与卓琳的家就安在这小庙隔壁的一个小财主住过的院子里。所谓的家，也只是一张笨木桌子，一张木板搭起的比单人床略宽一些的双人床和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品。

1941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有了他们第一个爱情的结晶——女儿邓林。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卓琳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可爱的小宝贝。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卓琳要经常跑“扫荡”，行军打仗，再带个孩子实在不容易，大人受累不说，孩子跟上也活遭罪。那年月，正是太行山大饥荒，部队比老百姓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于是，卓琳与邓小平一商量，把小邓林送到赤岸村附近一个老乡家里寄养。后来，又转托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带往延安，送进延安保育院……

1944年4月，邓小平与卓琳喜得一子。邓小平建议起名“太行”，以纪念太行山斗争。卓琳不太同意，因为刘伯承的儿子早几年已被父亲取用此名。这样，孩子已两岁，还唤作“胖胖”，没有正名。一天，卓琳笑求刘伯承说：“司令员，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咱胖胖起个名！”刘伯承笑着说：“这是政委的事情，与司令员没有关系。”邓小平说：“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嘛！你就给起个名字吧！”刘伯承笑眯眯地答道：“那好！”刘伯承一边把胖胖叫到跟前，一边让夫人汪荣华把桌子上写着“朴实方正”4个大字的素笺取来，说：“我刚才写了这4个字，我看胖胖生得正是朴实方正，就叫朴方好不好？”邓小平夫妇听后同声叫好，长子邓朴方的名字就叫开了。

卓琳和邓小平在太行山共同度过了5年的艰苦岁月。5年里，夫妻二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相亲相爱，并先后生了3个儿女。这头3个孩子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出生的，在战争的残酷进行中成长。卓琳只得多次忍痛把孩子托付给老乡，只身一人，随部队行军、转移。

直至抗战结束，1945年12月，刘邓司令部迁至武安县以后，卓琳才将3个孩子都接回了身边，全家5口人在武安暂居下来。这是有了3个孩子以来，全家第一次团聚。

摘自《平民邓小平》，人民日报出版社

作者：余玮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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