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梅园新村

【导读】老一代革命家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同时，他们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也有喜怒哀乐，有儿女情长，有情趣爱好。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从多个视角讲述老一代革命家的生活片段、品格情操，揭示出他们身上伟大中的平凡，以及平凡中的伟大之处。

邓颖超收听广播轶事

收听广播是邓颖超晚年的主要“消遣”方式，然而这种“消遣”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休闲。

1988年7月的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出了一篇《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有关保护检举人权利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邓颖超听后辗转难眠，她深为揭发人的安全担忧。于是，她专门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和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写去一封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同志并人民日报社：

今天我听了《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的评论员文章《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及《是事实，不是诬告》的报道，我要赞扬你们做了一件顶呱呱的好事，我很激动，也很感动。可惜，两件报道都没提到对检举人是如何保护的，他的安全是否有保证，我对此很关心。希望对检举人安危也给予关照。此致

敬礼!

读者  邓颖超

1988年7月26日

邓颖超在广播中听到的是一起轰动全国的因群众揭发信而遭追查“诬告”的事件：

198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收到一封来信，反映湖南省桑植县林业局局长挪用育林基金17万余元等问题。来信很快被摘登在中办国办信访局的《群众反映》上，而且为保护来信人只署名“桑植一干部”。此事一经刊出，立刻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批示查办。

3月上旬，由湘西州林业局和桑植县负责人率领的7人调查组，来到桑植林业局调查。一周后，得出“来信反映的五大问题与事实不符，应予全部否定”的结论。群众对此纷纷表示不满和担忧，果然，调查组还未撤走，一股追查“诬告”风就在县林业局内部刮起。

4月中旬，中办国办信访局和中纪委分别收到来自桑植县林业局及纪检组的报告。两份报告均要求追查所谓的陷害人的诬告罪并退回检举信。对此，中央的这两个部门根据处理群众来信的原则和所了解到的情况，致函湖南省相关部门“应予制止。”

国家审计署并未轻信州县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派出了由湖南省审计局、林业厅，湘西自治州委组成的10人联合审计组来到桑植。经过23天的深入调查，终于弄清了真相：县林业局长等人违反规定，挤占挪用林业专项资金不止17万余元，而是30多万元。审计组在调查报告中提出：“桑植县林业局挤占挪用育林基金并非初犯，而是一犯再犯，建议将此问题通报全省”；对有关同志“应作出深刻检查，并根据其态度，给予必要的党纪、政纪处分”。

不久，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发出了通报。然而，通报发出6个月后，桑植县林业局局长仍未受到任何处分。更有甚者，县政府一位领导还多次在会上表扬该局长“是个好干部”，并说，“对待告状，我们态度是：不听、不怕、不理”。

邓颖超从广播里收听了报道并写出那封信后不久，《人民日报》将她的信全文刊出，同时又配发了第二篇评论员文章《两论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新华社记者专程深入桑植查访案情，之后发表了《是事实，不是诬告》的通讯，揭露了这起所谓的追查诬告案。《人民日报》在刊登时，还配发了题为《保护人民检举揭发的权利》的评论员文章。

在邓颖超的关心下，湖南省委决定彻查桑植县林业局的严重问题。不久，桑植县林业局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湖南省委还专门做出了关于保护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权利的规定。

马背上的摄影家张爱萍

1981年的一天，在国防科委举办的摄影学习班里，一位摄影家正在讲授《摄影美学》。直到下课时，人们才发现端端正正坐在课堂后排座位上的一位老者，正是张爱萍将军！人们都惊愕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早在抗日战争年代，张爱萍上前线的时候，身上除了佩一支左轮手枪，总要比别人多带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架照相机。那时候人们不理解，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在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前线，何以还有把玩照相机的闲情逸致？

张爱萍与夫人

1981年12月11日，张爱萍参观国防科委摄影美术汇报展览。观后，他欣然命笔：“妙笔，纤刀，闪光镜，三千毛瑟莫当！”这个题词，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他酷爱摄影艺术的真谛。

张爱萍说：“一张好的照片，能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是将照相机看成另一支枪，将摄影作为一种鼓舞自己、打击敌人的武器，一种真实记录历史的不可替代的手段。

张爱萍一生中拍过多少照片，现在已经无从统计，光是在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收藏并展出过的他的摄影作品便有百十幅之多。北京曾举办过一次新四军老战士战地摄影作品展，人们发现其中有一多半作品皆出自张爱萍之手。

张爱萍幼年生活在偏僻的山乡，对照相闻所未闻。二十年代中期，他到30里外的县城上中学时，那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大大吸引了求知欲与好奇心一样旺盛的少年张爱萍。课余时间，张爱萍经常喜欢和同学一起到照相馆去玩。不过因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

1936年春夏之交在陕北保安的一个傍晚，张爱萍和几位红军将领在一块空地上打网球，刚来到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被他们在如此艰苦条件下乐观自信的精神所吸引，举起手中的相机拍下了这生龙活虎的场面。

斯诺身上的那架轻便小巧的照相机，深深勾起了张爱萍少年时便埋在心底的梦想，他多么想自己也能拥有一架可以随时记录生活中有意义一瞬的照相机啊!

1937年7月初的一天，已经从红军大学毕业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的张爱萍，突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去见毛泽东。

“你不是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吗？”毛泽东说，“现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抗战一旦爆发，上海、南京便很快会失守，会沦陷。你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中央考虑，让你到上海去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去组织那里的敌后游击战争。你愿意不愿意呀？”“愿意！”张爱萍当即表示。

张爱萍拍摄的照片

到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爆发。工作千头万绪，但张爱萍还是没有忘记在百忙中抽空到照相器材店里去转转，他掏出几个角子，买了一本柯达公司印行的《柯达摄影术》小册子。当天晚上，张爱萍便急不可耐地看起来。小册子里对摄影技术的理论与操作方法介绍得很细，很全，虽说没有实物，对书上所述只能掌握个大概，但总算从理论概念上过了一把瘾。

战事越来越紧，张爱萍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穿梭辗转于江、浙、鄂、豫诸省，组织敌后抗日力量，很少有休息时间。但这本《柯达摄影术》的小册子，他却一直装在身边的挎包里，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拿出来琢磨一番。

1940年，张爱萍在率部东进苏北与新四军会师的途中，缴获了一架德国造的莱卡照相机，约有六成新。从此，这架相机始终没有离过他的身，直到抗日胜利，大军过江，全国解放。

在快门摁动之间，张爱萍为我们留下了极其珍贵、极有价值的画面：《八路军南下部队挺进苏北平原》摄于1940年，这是张爱萍刚得到相机后的摄影处女作之一。照片是在八路军东渡运河后的行军道上拍的，整个画面层次清晰，气势宏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那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支抗日劲旅，根据毛泽东“新四军东进，八路军南下”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苏北胜利会师。从此，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收复青阳》摄于1941年。照片摄取的是一位新四军勇士冒着敌人密集的弹雨爬上屋顶，架起机关枪，向守敌猛烈扫射的一瞬，这张照片是张爱萍在紧张激烈的火线上抢拍的。

《孤儿行》是一幅偶然得之于马背上的作品。那是1943年春，日伪军以20000余兵力，向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军部和三师师部转移了，副师长张爱萍奉命统一领导八旅和七旅一个团以及地方武装、民兵坚持原地斗争。

这天，在行军道上，他偶然发现大路边，凄风下，一群衣衫褴褛的苦孩子，正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走过来的队伍。由于冻饿，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紫，身躯紧缩，手冷得似乎连打狗棒也握不住了，只能将棍子掖在腋下……张爱萍的心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铁蹄使多少可爱的孩子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啊!这是入侵者不可饶恕的罪孽!必须马上将眼前的画面摄下来，留下存照，作为揭露日寇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罪证!

想到此，张爱萍立即翻身下马，举起相机，摁动快门，将眼前这幅动人而又凄凉的画面拍了下来。照片中的孩子个个天真无邪又孤苦伶仃，那愁苦中带着些许惊恐之状又若有所思的神态，给人以极其质朴深沉的视觉印象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张爱萍的摄影作品拍的多是人物，但在很少的静物照中，却有好几张拍的是盛开的兰花。这些照片包含着张爱萍对爱妻李又兰的深深爱恋与赞美。

张爱萍与李又兰，相识相知于新四军军部，相恋相许于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溪水长流》摄于1942年春,照片上的李又兰身着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正挽起袖子在轻轻弄水。看上去是那么朴素，端庄，娴雅，而“溪水长流”的题照，更蕴含着两心相许的深意。

《喜出望外》摄于1944年，画面展现的是一位少妇推窗眺望，突然发现久久盼望的丈夫就在眼前的惊喜。当时张爱萍与李又兰已经结婚两年多，一次大规模的狂轰滥炸之后，张爱萍与妻子失去了联系。直到两年之后才得以重聚。这期间，李又兰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夫妻俩的兴奋之情难以用言词表达，于是便有了张爱萍拍摄的《喜出望外》。

《油灯下补军衣》摄于1944年，寒夜里，油灯下，李又兰在飞针走线，她神情专注的脸上浮现出对丈夫深深的爱，张爱萍心头涌起无限激情，他很想将这情景拍下来。但当时屋里只有一盏灰黄的煤油灯，他怕曝光不足，于是他将照相机速度调到最慢一档，摁动快门后一动不动地双手举着照相机，足足举了两分钟。照片居然拍得很成功，人物形象突出，整个画面清晰中带点朦胧，光线的暗淡更显出柔和与温馨，效果非常理想。

在“文革”的浩劫中，张爱萍被囚禁，李又兰承受了千辛万苦，将张爱萍最心爱的数以千计的照相底片保存下来，这才使那许许多多浸染着浓烈硝烟气息的摄影作品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酷爱读书的刘伯承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张家坝的一户农民家庭，虽自幼家境贫寒，但父母仍克勤克俭，在几个孩子中唯一送他上学读了书。1897年，刚刚五岁的刘伯承，进了本村的私塾读书。由于他聪明、勤奋，读过的《三字经》、《千家文》、《千家诗》，以及《四书》、《五经》和诸子等书一般都能背诵下来，并在书上做了许多圈点和批注，学习成绩十分优异。老师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可用之才。”

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从此开始了军人的生活。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优异，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上海到苏联，先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儒将刘伯承

刘伯承以苦学勤读、强记博闻而闻名，在他攻下俄文之后便借助俄语这个工具，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直接阅读了列宁、斯大林的许多原著。他还大量涉猎了欧洲著名军事家的论著，广泛地接触了欧洲战争历史和西方军事思想，为他日后成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军事理论家和军事翻译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邓小平曾在《悼伯承》中评价说：“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

开始踏上军旅生涯后，刘伯承的勤奋苦读精神仍然不减。一些同僚见他这样苦学，感到不可思议，就劝他出去散散心。他却说：“我觉得干那些事没意思，不如看书，能学点东西。”他充分利用別人“散散心”的时间，大量阅读了《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李卫公问对》等中国古代兵书。一部《孙子兵法》，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几乎能一段一段地背下来。

在长期艰苦的战争年代，刘伯承抓紧战斗的间隙读书、写作和翻译，他的许多战役战术总结、军事译著，都是在坑道旁、马背上撰写和翻译的。他常说：“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

就拿他35岁通过俄语关来说，不仅有年龄大、四川口音重、发起音来就跑调的障碍；还有他的右眼因在战争中受伤致残，装着假眼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但他硬是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一丝不苟地学习。在俄文里，“P”这个字母的发音对初学俄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嘴里一个劲地念“P-、P-”，一直练习到能准确发音才罢休。为了背诵单词，晚上别人熄灯就寝了，他就跑到走廊里去背。经过一番苦读，终于突破难关，实现了他“能自阅原文书籍”的夙愿，并翻译了《苏沃洛夫十项军事原则》、《合同战术》等军事著作。

张云逸教子

一个并非独居的小院，二层普通的楼房，几件寻常百姓惯用的家具，这便是开国大将张云逸的家。其实，张云逸住的楼房早该装修一下了，可他不肯，说这么住着挺好，破费钱财修它干什么。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兴纲来看望张老时无可奈何地说：“唉，一位开国大将，住这么破的房子，让别人一看像个什么样子!”张老听了沉下脸说：“怎么，大将就得住好房子?平民百姓能住的，我也能住。”

张云逸在生活待遇上处处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平日他穿着普普通通的便装，带着一脸慈祥的笑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浇花的老工人。每次下农村时，他总是特意叮嘱随行人员：“乡亲们请咱们喝茶的时候，咱们就用他们的粗瓷碗，别拿出自己的水杯子，大事小情，都不要对不起咱们的衣食父母啊！”

他最反感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对于自己的亲人，他的要求就更为严格。张云逸只有两个儿子：远志与光东。战争时期的险恶环境，使一家人长久失散不能团聚，兄弟俩年龄竟然相差20岁。光东1946年出生时，张云逸已逾知天命之年，这个小儿子自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然而，就是这样的心肝宝贝，父母对他也没有半点的娇惯，同样对他高标准、严要求。

光东出生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山东的父老乡亲用羊奶养育了他，他从小就养成了能吃苦的习惯，既忠厚质朴又乐于助人，喜欢跟平民百姓的孩子们在一起玩，父母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照顾，让他过的完全是平民化的生活。

光东从青岛转学回北京时，究竟上哪所学校好，家里人为此发生过一次争执。有一天，老战友张鼎丞来了，一看见光东就爱抚地拍拍他的脑瓜儿说：“送他到八一小学去吧。”当时，八一小学是高干子弟就学的重点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张云逸听了，微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就让他去北池子小学吧，还是就近入学好。”就这样，光东上了一所普通小学，跟平民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学习、生活。爸爸还叮嘱他：“不论填什么表格，也不管在什么场合，你都不要透露自己是张云逸的儿子，你知道清朝的八旗子弟吗?咱们可不能做那种人！”

就这样，光东在北池子小学一直读到六年级，填写报考初中登记表时，他问爸爸怎么填，张云逸说：“只填上你妈妈的名字吧，以后在学校也不要说爸爸是谁。”光东考入北京四中后，被分到英语班学习。当时，正是中苏友好的年代，社会上对学俄语十分重视。光东回家说：“爸爸，我不想学英语，找人把我调到俄语班去好吗?”爸爸听了，严肃地说：“不要利用爸爸的权力，好男儿要自己闯天下!”从此，光东再没有向爸爸提过任何要求。他靠自己的努力，相继考入北师大一附中、哈尔滨军工学院，不论走到哪里，也不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他都牢牢记住爸爸这句“自己闯天下”的名言。

不知为什么，张云逸并不鼓励儿子从政。光东在哈尔滨军工学院毕业后，被分到三部搞情报工作。张云逸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说：“好哇，你就在那里好好干吧，要守纪律，要保守秘密。”他最疼爱这个小儿子，然而他没有把光东留在自己身边，而是让他远离家门去了四川，在大山区的研究所里搞计算机，这一去就是多年。

编写：萧珊

内容摘自《生活中的老一代革命家》史全伟  主编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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