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上午传来消息，著名作家二月河逝世。别人说二月河是“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二月河说，这是由他父亲的理智而来。

两地分居

我真正“认得”父亲，是在1953年之后。我幼儿时期父亲在陕州军分区。那时，母亲在陕县公安局。父母亲同在一城，每星期可能只有一次见面，吃住都不在一起，各干各的工作。这在今天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那时的普遍现象。后来，陕州军分区撤销，并入洛阳军分区，父亲就调到了洛阳。

父亲是个讲吃不讲穿的，这是我到洛阳对他的第一印象。我长期跟着母亲，几乎不怎么见到他。母亲在栾川，父亲见到我，对我很温和。但我觉得他是“外人”，坚决不允许他“上我们的床”——这事直到他年老，提起来还笑不可遏。我真正“确认”他是“爸爸”也是到洛阳之后。因为母亲到洛阳比他迟，住房、上学这些事务没有安排好，我曾跟随父亲在洛阳军分区住过一年多。他这才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提升起来，我慢慢想道：“他比妈还重要。”

他和我第一次谈话就是说吃的问题：“孩子，只有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真正是你的，别的一切都要扔掉。你要学薛仁贵，顿餐斗米，才会有力气做事。”“我们不要奢侈，其实我们也奢侈不起来。不管好歹，一定要吃饱，人的高下不在衣装上比。”“你将来可能会遇到各种场合，见到各种人物。不管是谁，再大的官，一道吃饭不要空着肚子忍。”

这些话当时不完全懂，但我觉得他的话比妈妈的新鲜，有劲。事实上，我终生都在按他的这一指示做着。

父亲和母亲是不同的，他除了吃饭、晚上睡觉的事，别的一概不问。母亲管着的事，比如洗澡、理发、换衣服、上学、功课等一向“烦死人的事”，在洛阳军分区一下子全蒸发掉了。

洛阳军分区是个基督大教堂改建的，离洛阳车站（现洛阳东站）约300米左右。母亲在陕县，父亲敢于放手让我独自坐火车两地往来，年纪小，也不买票，我就在车厢里穿来穿去玩，连列车员都认得我了。

▲二月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孤独

父亲终生都是孤独的，我不记得他有任何一位“莫逆”之交。他对所有人都一样：客气、冷漠、善待、关心，但绝不和人套近乎。谈起所有的人，包括他昔年的战友，他总能说出这人大堆的战功、优点、成就。我的记忆中，从领袖、领导到战友，他没有说过任何人的缺点，但我也没有看到他的那些战友私下与他过从甚密。就这一条，我觉得他深邃、宽容，也觉到了他头上那片乌云浓重的密度。

“文革”期间他已离休在家，但外访调查历史事件的人还是不少。有一次昔阳县的造反派来，是调查一个“当权派”的，问：“你认识吗？”

“认识。”

“当时你在哪里？”

“我在一区。”

“他和你在一个区吗？”

“不在。他在×区。”

“他被俘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有没有变节或失节的行为？”

“就我所知，没有。”

“他自己承认他出卖了你，供出了你的名字。”

“年轻人，”父亲盯着他们说，“要知道，我当时是区委书记，不但群众都知道，连敌人也都知道，是公开的身份，这怎么能算出卖？”

那年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岁月，来找他“外调”的人络绎不绝，各路人马无不扫兴而归。

“胆小”

1955年授军衔，父亲是少校，这个象征荣誉和地位的军衔按他的“准团级”定，也还算公道。但是，到此为止，直到军衔取消，他就像一个被图钉在墙上按死了的旧挂历，一直是“1955年”。与他相比有我的舅舅。舅舅在栾川县时，曾是他的警卫员，授衔时是上尉，继而大尉，再继而和他一样：少校。父亲在外头、在家里从来没有一句话，只是说：“组织上已经很照顾我了。”

作为儿子，我当然难以听到人们对父亲的反面评价，我感觉到有刺的有这么几次。一次是他在军分区门口，他走过去，几个战士在背后议论：

“他叫什么名字，怎么老在院里转悠？”

“叫凌尔文，别看是少校，工资高着呢！216元呢！”

“都是少校，他凭什么这么多？”

“资格老呗，1946年的兵，加上入伍前的资格，军龄补助就高。”

再一次是他搭档的一位同事，粗放又“豪爽”的人，也是父亲从他面前走过，我就在他们身边，他瞟着父亲的背影，对周围的人说：“我才不管他有多老的资格，该整他我就整他！”

但后来此人冒犯了首长，我见首长来谈，说他“混账”，父亲说：“他是刀子嘴豆腐心。”首长却不肯宽容：“刀子嘴，也是刀子心。”

还有一次县委让书记、书记处书记等汇报产量，别人都7000斤、8000斤地胡扯八道，父亲老实回答：“我见到的每亩是300斤。这是好地，赖地打不到300斤。”

县委书记没有点他的名，说：“看来我们有些老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呐！”这事是他回家告诉母亲时我听到的。

一阵沉默后母亲说：“你不能进步，这也是原因。”

“你不能进步，不也是这个原因？”

“我受你的牵连。胆子太小了。”

父亲胆小，但他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这样。1945年日寇投降，缴获的日伪文件中有这样的话：

近在我铁壁合围中，王兰亭、凌尔文等人率数十土寇，西犯马坊，甚为猖獗。

有一位受过伤的战友说他：“你命大，打这么多年仗，没有受过伤。”父亲笑答：“只差一厘米。打安阳时，一颗子弹从我的脖颈子平穿过去，一件棉袄撕成两半。”

我问过父亲：“打仗时你怕过没有？”父亲说：“人的命天注定。开战之前心里也有点紧张。我到战士中间，听他们说笑话，和他们唱歌，一会儿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是在昔西，有一次敌人搜山，他伏在草丛中，搜山的伪军拨开草，他忽地站起身来吼：“你他妈活够了！”吓得敌人弃枪逃走。

父亲管审干，因为他是洛阳军分区政工科长。但他有两个历史“疑点”：一是抗战时期有一天，也就是在昔西一区时，有一次他们三个人同时被敌人的“棒棒队”（伪地方维持会武装）围在一个窑洞里，敌人用火烧洞熏他们，又扔手榴弹进来炸。区里一个通信员叛变，提名道姓：“凌尔文，快出来投降皇军。”他们在窑里也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皇军有白面、大米！”“你们要弃暗投明，要学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坚持到黄昏——可能是因为地处游击区，敌人也怕天黑遭伏，不言声撤退了。这一历史问题考问出来：“敌人为什么会自动撤退？你们三人是不是有变节行为？”

第二个疑点，是1946年他参军之后。当时国共谈判，与美国方面组成“三人小组”，天天扯皮摩擦。父亲曾参加（我记不清哪个战区）这个小组，当联络员。和谈失败，“三人小组”撤出，却没有通知到他，被国民党扣押了10多天，后经小组再度索要，释放回队。他蹲过敌人的班房，回归后再蹲自己人的拘押所接受考问。

如此种种，这些疑问，每一次“审干”，都要重新拿出来过滤一番。

▲当兵时的二月河

理智

母亲是1960年瘫倒的，一瘫就连起居、走路、吃饭、脱衣全部不能自理，经过医生全力救护，一年之后才能站起来，拄着拐杖细步蹴着前进，每一步也就一寸左右。我亲眼见父亲每天给母亲换洗尿布，搀着母亲散步，五年如一日这些活他都自己干。母亲是个性格刚烈急躁的人，中风失语，说话不能辨。她想说什么，说不出来，又无法表达，急得竖眉立目，用拐杖连连捣地，我们子女在旁束手无策。父亲总是把耳朵凑到她口边，轻声细语请她不要着急，慢慢说……有一次侧耳半日才听清她道出两个字：“上……学……”父亲告诉我们：“你妈叫你们上学去。”我们兄妹都笑：“今天星期天。”母亲叹口气，无奈地摇摇头。父亲一句话：“做功课去吧。”我们便都凛然退下。

母亲病故，我和父亲并肩立在她的遗体旁，不知过了多久，他说：“她已经成了物质。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

父亲教我学会了理智。许多人都知道我说过“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后一句是从他的理智衍化而来。他在革命队伍里一直都是弱者，但他从来也没有过抗争。

摘自《作家文摘》

作者：二月河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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