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 年春日开始，我从纪实文学转向长篇都市小说“上海三部曲”的创作。经过两年半时间的努力，终于完成130 多万字的“上海三部曲”。这三部长篇小说， 并无故事上的联系，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

第一部《东方华尔街》，45 万字，于2016 年4 月出版，写当年“冒险家”的后代从美国重返今日改革开放的上海所发生的传奇故事；

第二部《海峡柔情》，45 万字，于2017 年5 月出版，是上海、台北“双城记”， 写海峡两岸“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故事；

第三部《邂逅美丽》，便是本书，篇幅与前两部相当，于2017 年8 月完成，是上海、温州“双城记”，写20 世纪40 年代动荡岁月的青春故事。

也就是说，这三部长篇小说分别从上海—美国、上海—台北、上海—温州的角度写上海，所以称之为“上海三部曲”。

值得提到的是，《东方华尔街》是从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神秘的富翁岛——棕榈树滩岛（Palm Beach Island）的上海会所写起。我在美国曾游历了这个小岛，当时就觉得非常特殊，超级富豪的深宅大院高度密集，便将其作为当年闯荡上海的“冒险家”的后代们聚居的典型环境写进了《东方华尔街》。出版之后，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的海湖庄园就坐落在这个小岛，众多外国首脑的到访使这座小岛频见于报道，成了“网红”。《东方华尔街》可以说是第一部详细写及棕榈树滩岛的长篇小说。

上海是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就上海的城市地域而言，“上海三部曲”的第一部《东方华尔街》以上海外滩、陆家嘴、南京路为背景，第二部《海峡柔情》以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淮海路）为背景，第三部《邂逅美丽》则以上海公共租界四马路（福州路）为背景。《东方华尔街》所写的外滩、陆家嘴、南京路是上海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地标，《海峡柔情》所写的法租界霞飞路是上海繁华的商业街，而《邂逅美丽》所写的公共租界四马路则很特殊，东头是上海报馆、书店、出版社最集中的文化重镇，中间是英、美巡捕房，西头则是妓院林立的红灯区。

我在2015 年3 月完成75 万字的纪实文学《历史的绝笔》之后，开始“转轨” 写长篇小说《东方华尔街》。

小说有一股迷人的魅力。记得，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发表的时候，我在念高三。当时我站在新华书店里一口气读完这篇小说，久久地激动着，“蓝皮猴” 的形象从此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上大学时，我又特别偏爱王汶石的小说，在杂志上只要见到署名“王汶石”的作品，便要一口气读完……渐渐地，我也学着写小说。我是在看小说之中学着写小说的。这时候，我读各种流派的小说。后来，我失去了初读小说那些年月的激动之情，多半着眼于“看门道”。因为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大可不必为“林妹妹”跳脚、落泪。尽管我在20 世纪80 年代初曾经写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界》等杂志，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爱的选择》，但到创作“上海三部曲”时，毕竟已经多年没有写过小说，而且更是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一下子从纪实文学——非虚构文学转向长篇小说——虚构文学，这是大跨度的华丽转身，一开始并不适应。我当时阅读了大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以及《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杂志，看了许多部新的电影，为“转轨”做了充分的创作准备。

自从完成《东方华尔街》之后，我开始写《海峡柔情》，就很适应了，不存在“转轨”问题。到了写《邂逅美丽》，那就得心应手了。《邂逅美丽》几乎是一气呵成，只是中间因为28 卷、1400 万字的《叶永烈科普全集》要在2017 年7 月出版， 出版社不断发来一卷卷清样，需要校对，不时打断《邂逅美丽》的写作。

“上海三部曲”所写的时代各不相同，《东方华尔街》写的是当代上海兼及20 世纪初的上海，《海峡柔情》写的是20 世纪20 年代至21 世纪初的上海，而《邂逅美丽》则写的是20 世纪40 年代的上海，勾勒日、汪、蒋、共以及法租界、英美公共租界六方错综复杂的斗争，而在蒋内部又有中统与军统的互别苗头、相互倾轧。这三部作品展现了不同的时代的上海历史风貌。

人物、故事、场景、细节，是写作长篇小说的几大元素。在我看来，长篇小说一定要有好看的故事，亦即曲折跌宕、有头有尾的情节。很多读者喜欢看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看故事。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我不写先锋派小说，也不写哲学式、散文式的长篇小说，而是倾向于发扬中国传统小说特色。比起前两部长篇小说来，《邂逅美丽》的故事性更强。

就《邂逅美丽》的故事结构来说，显得整齐而严谨。全书分为8 章，每章10 节，总共80 节，每节五千字上下，每节结束时往往留下一个小悬念。从某种意义上讲，《邂逅美丽》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

另外，《邂逅美丽》的故事集中，人物集中。在《邂逅美丽》一开头，就拍起“惊堂木”，推出悬念：在上海灯红酒绿的四马路致美楼豪华包厢里，突然发生了枪击案。出场的人物是四个，即宴请者富商高瑞，受请者“上海特别市政府”（又称督办上海市政公署）警察局情报处处长王水，作陪者四马路红灯区才艺双全的瓯越美女金莲（方美莲）。席间，军统特工刘连假扮堂倌，趁上菜时用手枪击毙王水的保镖，击伤王水。这一枪击案由于有“花国总统”金莲在场而成为轰动上海、大报小报竞载的新闻。这四个人物，加上后来出现的方美莲的孪生妹妹方丽莲，总共五个人，是贯穿《邂逅美丽》的主要人物。这三男两女五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在80 节的篇幅中把情节次第朝前推进。每10 节组成一个大的故事段落，即《金色莲花》《明星梦碎》《花开并蒂》《人生无常》《女人如花》《鲜血染红》《时局骤变》《古刹钟声》。此外，开头有《小引：魔都奇葩》，结尾有《尾声：大结局》，从故事发端、渐进、高潮到结尾，有头有尾，首尾呼应。

塑造不同形象的人物，是长篇小说的主要任务。这五个人物性格各不相同。富商高瑞的滑——圆滑虚伪，情报处处长王水的刁——刁钻凶狠，中统特工刘连的暴——粗暴易怒，三个男人各有一副嘴脸。作为第一主角的方美莲，与她的孪生妹妹方丽莲，虽然外貌酷似，却性格迥异。方美莲原本是单纯善良的姑娘，出自名门望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才貌双全。出于对电影明星的向往，欲走“阮玲玉之路”，从温州来到上海。她在霞飞路启秀女中上学时， 成为国文老师、著名女作家关露（中共特工）的高足，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不料却因家庭变故，被父亲的小妾推入火坑，成为上海四马路兰玉阁卖艺不卖身的“女教书”。此后她又备受命运打击，历经磨难，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以至欲遁入空门，削发为尼。在山村结识贫苦农民周强之后，她终于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开始新的生活，成为坚毅的游击队女战士。她的妹妹方丽莲执着于艺术，不问政治，在时代大潮的砥砺之中，在男友的帮助之下，终于走出象牙之塔，变得沉稳干练，成为优秀的红色特工、“双面间谍”。

《邂逅美丽》的故事，起于上海，结束于温州。小说除了展现褪色泛黄的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风情，还以浓墨重彩描绘了鲜为人知的20 世纪40 年代温州美丽的水城风貌，以丰富的细节勾勒与众不同的瓯越风土人情。

我是温州人。父亲早年从军，后来成为温州金融大亨，担任温州的钱庄经理、银行行长兼瓯海医院（今温州一医）院长，他又是国民党少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是浙江省政协委员、温州市人大代表。我家住在温州市中心的“银行街”——铁井栏，从小就在这“温州华尔街”长大。我度过青少年时代的钱庄大楼，曾经是当时温州最好的建筑之一，日军侵华、温州沦陷时曾经被占作司令部。

近年来由于整理父亲日记，使我沉醉于往事的回忆之中，记起解放前的温州，记起一个个儿时熟悉的父亲客厅里的常客、温州名流的名字，唤起往日的记忆： 吴百亨、杨玉生、王思本、王纯侯、方恭敏、翁来科、徐堇侯、杨雨农……

我也记起一系列与温州有着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的名字：文天祥、王羲之、谢灵运、孟浩然、王十朋、孙诒让、黄溯初、弘一法师、姚平子、刘英、张爱玲、胡兰成、朱自清、郑振铎、夏鼐、方介堪、蔡笑秋、胡景瑊、琦君（潘希真）……我家客厅迄今仍挂着半个多世纪前我结婚时蔡笑秋所绘、方介堪题字的贺礼——《紫藤燕子图》，我也收藏着著名考古学家夏鼐院士写给我的八封亲笔信。

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浙南温州一带的游击队叫“三五支队”，后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我记得，第一次听说三五支队，是我家的勤工阿源告诉我的。我家大楼正门，在温州铁井栏大街，而后门则在一条小巷，门前有一口很大的水井，井旁有一铁圈栏，叫“铁栏井”。我家所住的那条街叫铁井栏，那名字就来自这口井。井的对面，原本是一座寺庙，叫铁井栏宫。原本香火颇旺，后来从庙里不时传出恐怖的皮鞭声和哭叫声。原来，铁井栏宫被国民党永嘉县（当时温州称永嘉县）警察局的刑侦队看中，作为施刑的场所。他们运来了老虎凳。施刑时，灌辣椒水，用皮鞭拷打。我听见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非常害怕。我问勤工阿源：那里为什么要打人？阿源轻声地说：“那些被打的人，是‘三五支队’！”我的卧室在二楼， 窗口正对铁井栏宫，所以国民党警察局的刑侦队毒打被捕的“三五支队”队员，那白色恐怖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如今，铁井栏宫早已灰飞烟灭，只有那口铁栏井作为历史文物得以保存。

平日，只在电影、小说或者回忆录中，读到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打入敌人营垒的传奇故事。然而当年中共地下党员竟然打入我家，使我对“潜伏”有了第一手的感性认识：温州中共地下党员张迈君（在我家时叫张润锦），跟我母亲是中学同学、闺密。她借助于这一关系，以私人护士身份潜伏我家多年，还曾在我父亲担任院长的温州瓯海医院做助产士工作，甚至在我家对门办起助产士训练班。她由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1905—1942）作入党谈话，是资深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卫生处副处长。直到浙南游击纵队和平解放温州，张迈君出任温州市卫生局首任局长，我的父母才恍然大悟。后来我趁回温州时采访了她，与她畅谈。她笑道：“想不到当年的‘碎细儿’阿烈，今天成了作家。”她的不平凡的经历给了我莫大的启示。

我因此理清了红色火种从上海传递到温州的不平凡的历程：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温州学子谢文锦、胡公冕于1921 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谢文锦当时是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工作。后来谢文锦、胡公冕先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学习。谢文锦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胡公冕则成为红十三军军长。谢文锦在1924 年回到温州，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温州，在温州建立了中共独立支部，叫作“温独支”。才女姚平子就是在那时候加入中共的，并成为“温独支”的支部书记。姚平子后来担任温州图书馆（即籀园图书馆）馆长，晚年在上海的中学做国文教员。她的长子胡景瑊后来成为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是1949 年5 月温州和平谈判时中共一方的首席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是温州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此外， 长期在温州活动、最后在温州被捕而牺牲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他的儿子刘锡荣也曾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温州市市长直至成为中共中央纪委副书记。这就是温州革命历史的传承。

于是，我在着手设计长篇小说《邂逅美丽》的故事时，前半部故事发生在上海，后半部故事发生在温州。这样，《邂逅美丽》就成了上海、温州“双城记”。姚平子是我的“阿太”、画家蔡笑秋的好友，而籀园图书馆是我上中学时常去借书的地方，我把姚平子、胡景瑊母子的感人故事也写进了《邂逅美丽》。在写《邂逅美丽》后半部的时候，20 世纪40 年代的温州的种种细节，自然而然地从我的记忆中喷涌而出。那时候的温州到处是“小桥流水人家”，与当今玻璃幕墙、高楼林立的温州截然不同。写今日温州，诸如电视剧《温州一家人》，我不如当代温州的年轻作家；但是写旧温州、老温州、小城温州、水城温州，当代温州的年轻作家不如我。《邂逅美丽》中涉及的当年温州的许多历史见闻、风俗人情，恐怕翻遍温州的文史资料也找不到，因为那是来自我童年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

小说源自生活。创作长篇小说，更需要丰厚的生活阅历。我写《邂逅美丽》，来源于我在上海、在温州的多年生活。正因为有着上海、温州丰富的两地生活，所以我写《邂逅美丽》，种种生活细节就会在脑海中翻腾，很快就通过不断的叩键，呈现在电脑屏幕上。

我很庆幸，《海峡柔情》被中国作家协会列为重点扶持作品，而《邂逅美丽》被上海市作家协会列为重点扶持作品。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当我有了创作“上海三部曲”的意向时，就被上海市作家协会写入了工作报告。如今“上海三部曲”终于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全部完成，呈献给广大读者。

“上海三部曲”全部由天地出版社精心安排出版，在此对天地出版社一贯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

今后我还会继续从事长篇小说创作。我注意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大都以10 万字至20 万字的篇幅为多。我也将多写点篇幅短小的长篇小说，以适应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

叶永烈

2017 年8 月26 日

于上海“沉思斋”

编辑制作：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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