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很多军事历史爱好者，可能都有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就是自宋以后，中国军人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正所谓“好铁不捻钉、好男不当兵”。很多朋友也都将宋代之后，中原王朝的军事羸弱归咎于军人地位的下降，但其实这只是表象之一。唐宋之后，中国军队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是基层军官的劣质化。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唐宋以来，随着国家军队规模扩大以及官僚文武分化日渐加深，军队的基层组织情况却越来越糟糕。这背后隐含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军队职业化，以及监督缺失所导致的腐败化问题，还与基层社会的资源动员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僚制度息息相关。两汉之时，中央政府为了动员更多基层社会的资源，以察举、赀选以及“三老”等制度，将大量地方豪族纳入行政管理体系之中（黎明钊 《辐辏与秩序》），造成了整个行政体系的士族化倾向。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偏向于士族，最终促使九品中正制以及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隋朝之后，中央政府大刀阔斧地以科举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但却使得中央政府与基层社会失去了士族、豪族这一直接联系，难以有效地动员基层社会的资源，而这一点恰恰是贯穿唐宋大变革的主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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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在军事制度上，中唐以后，随着地方社会资源的整合失败，府兵制度再也难以维持，中央政府及地方藩镇被迫组织起职业军队，如中央的神策军、地方藩镇的牙兵皆属此列。但职业军从本质上，与府兵及乡兵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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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征兵制与府兵制一般，都是以动员地方豪强为基础，来间接动员地方军事资源的。汉代的这些乡兵虽不是豪强的私家军，但本身属于地方上的自组织武装自卫团体，而从中协调、组织的便是这些地方豪强。由于乡里、宗族规矩所给予的约束，这些地方上的自卫武装往往会听从地方豪强的指挥，而且自给自足。但在唐代府兵制崩溃之际，这些新建立的职业军队伍，却不会受到乡里各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同时地方财政也难以支付赡养大量职业军所需的军费。(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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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许多出色的中国史学者，如谷川道雄、川雄义胜和宫崎市定等，对于中国中古史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研究与见解，图左为谷川道雄 如柳宗元曾奏：“(中原藩镇)六郡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经数千里，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天下三支财去矣。”(《全唐文·卷754》)正是因为职业军制度的这一特征，导致了北方的中原、河朔藩镇频繁反抗节帅；而在中和动乱潮以后，中央政府无力再给予这些藩镇财政补贴之时，这些藩镇就纷纷独立，与唐廷划清界限。（朱德军《唐代中后期地方独立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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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三镇是最先进行“独立化”的藩镇
职业军固然意味着更加集中的训练，但他们与指挥官之间的联系却更加薄弱。能否良好发挥战斗力，更加依赖于平日的训练以及指挥官的指挥艺术。而且在宋代以后职业军隶属于国家，却又往往因为监察困难而导致军队的腐败化，唐末神策军以及北宋末年河北方面军的腐败化均是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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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史之乱发生以后，鱼朝恩携神策军（当时尚为地方军）入朝，从此神策军转化为中央常备军
另一方面，基层军官的整体素质也有一定的退化。由于征兵制与府兵制的特征，在唐以前各级指挥官常常与豪族相挂钩，但在职业军制度出现以后，指挥官与豪族出现了脱钩。这一点从制度上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但却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平民出身的军人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宋代以后在民间兴起的私学多由地方大族创办，许多也是为宗族服务的宗族学堂，平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本来，若是这些大族子弟愿意进入军事系统，军官的文化素养尚能保证，但这里却牵涉了另一个问题——即文武分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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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分途其实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效率化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在秦汉以后，长期维持一统，而偌大的疆域所发生的各类事项最终需要经过筛选汇集至中央，这就要求中央政府有着更高的政务处理效率。这也就催生了三公九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组织的部门化（这些部门与三公九卿的职能是对应的）。（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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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科层制”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而科层制的关键在于管理体制中的横向分科（部门）、纵向分层（上下级），而欧洲科层制的出现较之中国晚了近两千年
唐代立朝之时，进一步继承魏晋时期的效率化改革，正是确立三省六部制。官僚群体方面，虽在阶官上有文阶、武阶之分，但却没有严格的转换限制，直到北宋前期官僚依然存在着“出将入相”的可能性：官僚外出则任将、在朝则处理政务，“出将入相”本身就是官僚群体在职务上尚未划分出文官与武官两途的最佳证明。但职务分化不明确，却阻碍了整个国家行政体系与军事系统中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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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李靖也是一位“出将入相”的能人
现代生产理论强调分工，是因为分工确实能够提高效率，文官专职政事、武官专职军事，在理论上来说确实更加有效率。而唐宋时期的中央政府，较之前代与后代而言，更加需要效率化改革。这是因为唐宋之际，中央政府的行政幅度过大（即州的数量过多），导致政务过于繁杂。在这种压力下，三省六部制开始向政务处理效率更高的中书门下制转型。其结果之一就是文武分途趋势的发展。直到宋仁宗统治时期，负责处置西夏军事事务的范仲淹以拒换武阶为起点，文武官僚的职业正式出现分化，极少再彼此转换。（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赵冬梅《文武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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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朝，西夏战事爆发，而范仲淹受命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一同处置西北军务，因为谋略卓绝，被党项人称为“大范老子”。后来西北地区以堡寨为基础所构建的弹性防御体系最初也是由范仲淹所提出的
不仅如此，在宋代之时，官僚与军人之间就已经出现了分隔，即军人隶属军籍，而官僚归属于官僚体系。文臣对于武臣有时居高临下，但包括文武官员在内的整个官僚群体，对于军人群体却存在着更为严重的歧视。当时范仲淹等在西北发现的将才狄青，便是因为隶属于军籍，而非是官僚系统中的武官而遭到排挤，难以在枢密院立足。明代的军户制度显然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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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问题，大量人才更愿意经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之中，最多是在武臣迁转系统中流转，而对于投军一事并不热衷。与此同时，军事指挥又需要有一定的才能与天赋，如各类阵型的变换便需要有一定的计算与思考，根据地形及敌我情况进行相对有效的布置，在由多个基础阵型组合而成的复合型阵型上尤其如此，指挥官甚至还得懂数学才能够安排好阵型的变换。（见国家人文历史《为什么军事指挥官必须得会数学？古代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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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方阵的排列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计算，而中国古代的各式阵型更加复杂。如果不能将阵型排好，也就难以维持阵列的稳定
这样一来，矛盾也就此出现了。众多受过教育的、才能相对优异的人才通过科举选士进入官僚体系，并且排斥军人集体；军人集体也无法良好地对军队进行指挥，在进行小规模作战时尚且能够很好地应对，但在集团战中却不免陷入困难，这一点在明代的大小战役中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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