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是一部拥有万千读者、长盛不衰的著作，也是一本广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1分的图书。

它从出版至今，不断再版，永远呈现着崭新的面貌。

在浩瀚的经典著作中为什么单单选择《全球通史》？国科大的前校长表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清楚地认清现实，才能够更好展望未来，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与过去的世界有什么关联？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否可以把根源追溯至漫长的纪元以前？如果历史是一条无尽的通道，我们将如何认识自身在时间中的位置？

在试图解答以上的这些疑惑过程中，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通史》。它的诞生，正是企图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我们所处的现实紧密关联，让读者用过去的历史经验反思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它是我们新世界的新史学。

《全球通史》正是一本具备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意识的经典之作，历史不再仅仅把读者拉回遥远的过去，而是透过过去，看到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也看到人类的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须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产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

使旧石器时代的社会抱成一团的亲属关系的结合力既予人慰藉，又给人一种压抑感。个人完全俯首听命于团体或部落。团体或部落被看作一支由死者、生者和未降世者所组成的无始无终的队伍，受到神灵世界所有看不见的神力的福佑。

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都是伟大文明兴起和衰亡的历史，而每一伟大文明的衰亡都是因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进而由随时准备入侵的游牧民族促成的。

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因为战争的发生不是由于人性，而是由于人类社会。而人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也可以由人重新建构。

希腊人住的地方离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文明中心很近，能够从后者最早的成就中得到好处，但是，还没有近到不能保持自己的特点的地步。

亚里士多德曾在书中道出了阶级对妇女生活性质的决定作用：穷人家没有奴隶，所以他们不得不允许自家的女人走出家门，抛头露面。

到公元前265年，意大利的霸主罗马正在经历一个民主化的过程。可以设想，这一民主化过程原本会使罗马最终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民族国家。不过，这种可能性即便实际上是存在的，也会由于此时把罗马卷入其中的一系列海外战争，而被有力地消除。

在帝国（古代中国）中，皇帝是专制独裁的。民众没有立法权、没有自行收税的权利，没有投票使统治者落选的权利，也没有限制或者停止政府开支的权利。因此，他们有造反的权利。造反在中国是组织专断的、邪恶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种古老的、时常运用的符合宪法的正当手段。

在苏丹诸帝国的形成及其作用方面，尽管伊斯兰教起了主要作用，但应该指出，它主要还是一种城市信仰。只有商人和市民变成了穆斯林，而乡下人基本上仍忠实地保持传统的诸神崇拜和信仰。因此，许多皇帝及其帝国行政机构对穆斯林的依靠，既是促使帝国强大的原因，又是导致其衰微的根源。

阿兹特克人认为，需要用人来献祭，以抚慰天上诸神。为防止普遍的灾难，需要用人来献祭，而献祭用的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只有用人献祭才能进行成功的战争，但反过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得到献祭用的人。

反讽的是，西班牙海外事业的最后结果是进一步刺激西北欧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伊比利亚半岛，它仅仅提供了足够的财富，以阻挡早该施行的基本制度改革的压力。

为参加这一新的全球性经济，美洲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奴隶制，东欧付出的代价是实行农奴制。其基本原因相同，即需要有充裕的、可靠的廉价劳动力供应，以便为生利的西欧市场生产商品。

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民族或种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

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着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经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自己固有的权利。

拿破仑所“冒犯”的人民先是因“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觉醒并充满热情，然后又在其导师背叛自己的原则时转而反对其导师。法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对其创始人发生了反作用。

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起初是一种人道的、宽容的信条，这种信条不是建立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相竞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手足之情这一概念的基础上。但是，在19世纪后半夜，它变得愈来愈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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