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纸盒包装的饮料，微波炉，辽阔如广场的超级市场，购物中心，高速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加油站，公寓大楼的蜂鸣器自动门，纽约第五大道圣诞节的豪华橱窗。

我学习享用现代生活：到野外Picnic，将黑晶晶的煤球倾入 烧烤架炉膛，再填上木屑压成的引火柴，然后搁上抹了黄油的玉米棒，肉饼子；我吃汉堡包，肯德基鸡腿， Pizza——在翻译小说里，它被译成“意大利脆饼”这样 的名词；我在冰淇淋自动售货机下，将软质冰淇淋尽可能多地挤进脆皮蛋筒，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挤进更多，使五十美分的价格不断升值；我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样挥霍免费纸巾，任何一个地方，都堆放着雪白的、或大或小、或厚或薄、各种款式和印花的纸巾，包括少有人问津的密西西比荒僻河岸上的洗手间——这时候，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

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

我相信，在那时候，陈映真对我是失望的。我们，即吴祖光先生，我母亲茹志鹃和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的中国大陆作家，我便是他第一次看到的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写作者。在这之前，他还与一名大陆渔民打过交道。

那是在台湾监狱里，一名同监房的室友，来自福建沿海渔村，出海遇到了台风，渔船吹到岛边，被拘捕。这名室友让他坐牢后，头一回开怀大笑，因和监狱看守起了冲突，便发牢骚：国民党的干部作风真坏！

还有一次，室友读报上的繁体字不懂，又发牢骚：国民党的字也这么难认！他发现这名大陆同胞饭量大得惊人，渐渐地，胃口小了，脸色也见丰润。以此推测，大陆生活的清简，可是，这有什么呢？共产主义的社会不就应当是素朴的？他向室友学来一首大陆的歌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和我们会面，他事先做了郑重的准备，就是阅读我们的发言稿，那将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中国作家报告会上宣读。他对我的发言稿还是满意的，因为我在其中表达的观点，是希望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脱出，将命运和更广大的人民联系起来。他特别和聂华苓老师一同到机场接我们，在驱车往爱荷华城的途中，他表扬了我。

他告诉我，他父亲也看了我的发言稿，欣慰道：知道大陆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感到中国有希望。这真叫人受鼓舞啊！从这一刻起，我就期待着向他做更深刻的表达。可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我们彼此的期望都落空了。

在“五月花”公寓住下之后，有一日，母亲让我给陈映真先生送一听中华牌香烟。我走过长长的走廊，去敲他的门，我很高兴他留我坐下，要与我谈一会儿。对着这样一个迫切要了解我们生活的人，简直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提起。我难免慌不择言，为加强效果，夸大其词也是有的。

开始，我以为他所以对我的讲述表情淡然是因为我说得散漫无序，抓不住要领。为了说清楚，我就变得很饶舌，他的神情也逐渐转为宽容。显然，我说的不是他要听的，而他说的，我也不甚了解。因为那不是我预期的反应，还因为我被自己的诉说困住，没有耐心听他说了。

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表现真差劲。我运用的批判的武器，就是八十年代初期，从开放的缝隙中传进来的，西方先发展社会的一些思想理论的片断。比如“个人主义”“人性”“市场”“资本”。先不说别的，单是从这言辞的贫乏，陈映真大概就已经感到无味了。对这肤浅的认识，陈映真先生能说什么呢？当他可能是极度不耐烦了的时候，他便也忍不住怒言道：你们总是说你们这几十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穷，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什么，你们都会说，你们所受的苦和穷！

这种情绪化的说法极容易激起反感，以为他唱高调，其实我内心里一点不以为他是对世上的苦难漠然，只是因为，我们感受的历史没有得到重视而故意忽略他要说的“什么”，所以就要更加激烈地批评。就像他又一次尖锐指出的——不要为了反对妈妈，故意反对!事情就陷入了这样不冷静的情 绪之中，已经不能讨论问题了。

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

“分明在接近着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

一九八九年与一九九〇年相交的冬季，陈映真生平第一次来到大陆。回原籍，见旧友，结新交；记者访谈，政府接见，将他的行程挤得满满当当，我在他登机前几个小时的凌晨才见到他。第一句便是：说说看，七年来怎么过的？于是，我又蹈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境地。

这七年里面，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方才说的那些个西洋景，正飞快地进入我们这个离群索居的空间：超级市场，高速公路，可口可乐，汉堡包，圣诞节，日本电器的巨型广告牌在天空中发光，我们也成熟为世界性的知识分子，掌握了更先进的思想批判武器。我总是越想使他满意，越语焉不详，时间已不允许我啰嗦了，而我发现他走神了。那往往是没有听到他想要听的时候的表情。

他忽然提到“壁垒”两个字——Block，是不是应 该译成“壁垒”？他说。他提到欧洲共同体，那就是——个Block，“壁垒”，资本的“壁垒”，他从经济学的角度 解释这个名词。而后，他又提到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劳工在日本发生的花冈惨案，他正筹备进行民间索赔的诉讼请求。

还是同七年前一样，我的诉说在他那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他同我说的似乎是完全无关的另一件事。可我毕竟比七年前成熟，我耐心地等待他对我产生的影响起作用。我就是这样，几乎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掌握了某一条真理。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我怀疑自己，怀疑我说真是我想。事情变得比七年前更复杂，我们分明在接近着我们梦寐以求的时代，可是，越走近越觉着不像。不晓得是我们错了，还是，时代错了，也不晓得应当谁迁就谁。

“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

陈映真在一九八三年对我说的那些，当时为我拒斥不听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一点呈现出来，那是同在发展中地域，先我们亲历经济起飞的人的肺腑之言。他对着一个懵懂又偏执的后来者说这些，是期待于什么呢？事情沿着不可阻挡的轨迹一径突飞猛进，都说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终极。

有一个例子可说明这事实，就发生在陈映真的身上。说的是有一日他发起一场抗议美国某项举措的游行示威，扛旗走在台北街道上，中午时，就在麦当劳门前歇晌，有朋友经过，喊他：陈映真，你在做什么？他便宣讲了一通反霸权的道理，那朋友却指着他手中的汉堡包说：你在吃什么？于是，他一怔。这颇像一则民间传说，有着机智俏皮的风格，不知虚实如何，却生动体现了陈映真的处境。

一九九五年春天，陈映真又来到上海。此时，我们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都轮廓大概，渐和世界接轨，海峡两岸的往来也变为平常。陈映真不再像一九九〇年那一次受簇拥，也没有带领什么名义的代表团，而是独自一个人，寻访着一些被社会淡忘的老人和弱者。有一日晚上，我邀了两个批评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住的酒店看他，希望他们与他聊得起来。对自己，我已经没了信心。这天晚上，果然聊得比较热闹，我光顾着留意他对这两位朋友的兴趣，具体谈话内容反而印象淡薄。我总是怕他对我，对我们失望，他就像我的偶像，为什么？

很多年后我逐渐明白，那是因为我需要前辈和传承，而我必须有一个。但是，这天晚上，他的一句话却让我突然窥见了他的孱弱。我问他，现实循着自己的逻辑发展，他何以非要坚执对峙的立场。他回答说：我从来都不喜欢附和大多数人！这话听起来很像是任性，又像是行为艺术，也像是对我们这样老是听不懂他的话的负气回答，当然事实上不会那么简单。由他一瞬间透露出的孱弱，却使我意识到自己的成长。

无论年龄上还是思想上和写作上，我都不再是十二年前的情形，而是多少的，有一点“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意思。虽然，我从某些途径得知，他对我小说不甚满意，具体内容不知道，我猜测，他一定是觉得我没有更博大和更重要的关怀！而他大约是对小说这样东西的现实承载力有所怀疑，他竟都不太写小说了。可我越是成长，就越需要前辈。看起来，我就像赖上了他，其实是他的期望所迫使的。

我总是从他的希望旁边滑过去，这真叫人不甘心！

“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

这些年里，他常来常往，已将门户走熟，可我们却几乎没有见面和交谈。人是不能与自己的偶像太过接近的，于两边都是负担。有时候，通过一些意外的转折的途径，传来他的消息。

一九九八年，母亲离世，接到陈映真先生从台北打来的吊唁电话。那阵子，我的人像木了，前来安慰的人，一腔宽解的话都被我格外的“冷静”堵了回去，悲哀将我与一切人隔开了。他在电话那端，显然也对我的漠然感到意外，怔了怔，然后他说了一句：我父亲也去世了。就在这一刻，我感受到一种深刻的同情。说起来很无理，可就是这种至深的同情，才能将不可分担的分担。好比毛泽东写给李淑一的那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

他的父亲，就是那个看了我的发言稿，很欣慰，觉着中国有希望的老人；一位牧师，终身传布福音；当他判刑入狱，一些海外的好心人试图策动外交力量，营救他出狱，老人婉拒了，说：中国人的事情，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承担吧！他的父亲也已经离世，撇下他的儿女，茕茕孑立于世。于是，他的行程便更是孤旅了。

二〇〇一年末的全国作家代表大会，陈映真先生作为台湾代表赴会，我与他的座位仅相隔两个人，在熙攘的人丛里，他却显得寂寞。我觉得他不仅是对我，还是对更多的人和事失望，虽然世界已经变得这样，这样的融为一体，切·格瓦拉的行头都进了时尚潮流，风行全球。

二十年来，我一直追索着他，结果只染上了他的失望。我们要的东西似乎有了，却不是原先以为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要什么了，只知道不要什么；我们越知道不要什么，就越不知道要什么。我总是，一直，希望能在他那里得到回应，可他总是不给我。或是说他给了我，而我听不见，等到听见，就又成了下一个问题。

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而他已经被时代抛在身后，成了落伍者，就好像理想国乌托邦，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却已经熟极而腻。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