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齐邦媛,翻拍自《巨流河》
齐邦媛:2008年,80岁的她历时四年写成了回忆录《巨流河》,《收获》长篇专号也曾经刊载。一条巨流河流尽了岁月的沧桑,这是她对故土深沉的思念。她毕生从事教育事业。
故乡
齐邦媛
我终于回到了小西山,那个幼年离开的出生地,在由沈阳往铁岭的公路的岔路上。连路标都没有的小村子,虽然半世纪以上已没有家族任何联系,心中一直有个回去看看的愿望,自己这一身骨头里和血里总该有一些那块地的水和土吧,而父亲逝世前清醒的时候,不止一次地说:“像我这个生长在乡下的孩子,竟然见识了这么大的世界,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真不容易啊!”
当我那住在铁岭县城的堂弟寄信到台湾的时候,父亲已去世五年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便能实现这心愿了。在还乡之前,对那小村子有着模模糊糊的印象,家屋场院,还有门楼外大树上的雀鸟,祖坟上盛开的芍药花……哪些是自己的记忆,哪些是祖母和母亲讲述往事的背景已不可辨。潮汐般冲刷、湮没、挪移生命的记忆令我充满了期待,尤其想看到那一排中间嵌上玻璃的纸糊格子窗,在天寒地冻的东北冬天,那几扇玻璃就是全部的世界了。
我第一次看到留学归来的父亲时,他正从庄院的大门走进来,院子里下着大雪,他和提着马灯的长工走到廊沿,脱下外套拍打着积雪,隔着窗玻璃,刚满两岁的我竟然大喊:“爸爸!爸爸!”这认父的情景曾令一屋子的人愕然。是骨肉天性吗?是看过一些照片吧,或是由大人殷切的等待中预告?母亲常常说那就是我对半生飘忽来去的父亲“效忠”的开始。父亲逝世倏忽已是十年,我虽已达还乡心愿,却已无乡可回,祖屋、庄院、祖坟都已片瓦无存,寸痕难寻。秋收前的高粱地已改种稻米。站在被削成采石场的小西山荒原中,远望着疏疏落落的防风林,摧毁和遗忘,遗忘和割舍也可以如此彻底!故乡消失的事实,父亲一直是知道的吧,他在母亲死后三年他去世前,从未提过归葬的话,对于淡水这座背倚面天山,正对着大海的墓地似乎已满意,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冬季无雪,夏季湿热,太阳猛烈地照射在他藏骨石座,安葬母亲的时候,他说,这里挺好,右前方面对东北。他又说:“我从那么偏远的乡下出来,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这就够了。”面对着明知已不存在的故乡,那永恒凝望着的乡村只是少年时救国理想的象征而已。
他十五岁那年追随堂兄前往天津,考取英国教会办的著名的新学书院,得到父母同意离家,在天津读书三年,奠定了身心开阔的基础,尤其是英文、德文、世界地理、历史等科目所开拓的新知。而真正开启他一生思想路途的是每天早上一小时的圣经班。新学书院虽不勉强学生受洗信教,读经却似我国中学生每天的升旗典礼、读训一样认真。三年读经未使他皈依基督教,却引领他深一层思索心灵问题,十八岁东渡日本进入金泽中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哲学系,主要是想师事当时影响思想界很深的西田几多郎和河上肇。这两位大师的书他都曾读过,以后又涉猎有关经济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尤其读到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书时,愤慨社会种种不平,心中更时时浮现故乡生活的落后和乡民知识闭塞的景象,启发了一生奋斗的理想。到京都大学不久,已到德国修习法律的堂兄劝他前往德国。他先入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但仍觉得人生许多终极关怀的基础不能建立,转往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受教于历史学派大师李凯尔特(Rickert)和马克思·韦伯(MaxWeber)的弟弟艾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两年之间,欣幸进入宏壮深邃的学术殿堂,读书思考有了方向,历史哲学派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对政治经济现象的分析,尤其具有启发性,使他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明智的政策才能潜移默化救中国。每日课后,过了桥,在尼卡河畔思考徘徊,是忧患的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春日河水激流常令他想到辽河解冰时的浊流,青年壮志也常汹涌难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普遍艰困,但是处处流露文化的自尊和改善困境的信心。德国虽然战败,石头建筑的老旧楼厦,廊柱仍然修整,门前路树,石砌街道,散发一种根基深厚的稳定感。想起中国的百姓,何日才能普遍受到足够的教育,走出浑浑噩噩受人摆布的境界?在此他一生报国志业已定。
这样充实思考的日子因堂兄死于肺炎而猝然中断,带着一直引领他而充满理想的二十六岁堂兄的骨灰,回到故乡。两个人出去,一个人回来,父母亲无论如何不允许他再去德国。一九二五年因缘际会参加了反对奉军张作霖的郭松龄阵营,认为东北资源富甲全国,铁路又多,应休养生息,全力建设家乡,储备实力以御苏俄、日本的侵略,不应再进山海关内去做军阀的征战。郭松龄兵谏失败被杀后,他千辛万苦逃脱追踪。在逃亡期间,曾冒死回到老家探视生病的祖母,就是在那个大雪天的夜晚,我首次看到父亲,再相见我已六岁。抗战期间,全国盛行演话剧,中学时学校演《风雪夜归人》让我扮演那认父的儿子,我流的是真正的眼泪,认父时喊着:“爸爸,爸爸!”大家说我演得真情流露,事实上那是我童年呼唤的延长,直到今日。父亲五十岁来到台湾之前,在我记忆中一直是个飘忽的身影。
童年时他正奔走革命,“九一八”东北失陷后,曾随他由南京到天津、北平,接近敌后战地工作。为了安全随他改姓,有时姓王,有时姓徐,小学读过七所。飘忽地由一城迁往另一城,因为那是家庭可以团聚的唯一方式。父亲一生历经大格局与大挫败,从未在人前人后怨叹个人得失,唯有对报国志业的幻灭耿耿于怀,晚年每次谈到东北在二次大战后,由于中枢政策失误而再次沦陷时悲痛不已,愧对当年敌后工作殉职的朋友和百姓。可以自慰的是自德国回沈阳时协助创办同泽中学,得以新教育方式培育了不少人才;抗战初起时,创办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收容“九一八”沦陷后流亡关内青年,免得他们流离失所,聘请流亡的最好师资,十余年间造就无数有志青年,许多人成为大陆和台湾的杰出人物,继他之志,报效国家。而在重庆抗战初期创办的《时与潮》周刊,派员由印度驼峰空运最新世界政论,由翻译好手中译,使后方得以读到国际现状及思潮,使人心不致闭塞,达到了书生报国的初衷。
记得那些年,周末由南开中学回家的路上,经过《时与潮》社编辑部的小平房,远远就看到灯火通明,有时会跑进去看看爸爸——他那时才四十岁吧。半世纪后,我终于回到了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回到片瓦无存的祖居,连忆念的立足点都没有了。幸好那座小西山还在,我童年曾爱去拔棒槌草。这座小山因为石质好,近年被开采石矿者切成触目惊心的残缺峭壁。在村口遇到全村剩下唯一姓齐的族兄,福庆二哥,他佝偻苍老的容貌象征着祖居的衰落吧!感谢他陪我找到山,爬到丘顶,更感谢他静默地坐着,让我平伏内心的思潮澎湃,这时我没有悲情,反似冷眼看着惊心动魄的土地大挪移。沧海、桑田就在我眼前接壤。这残缺的小石山,散落的童年记忆,顺着远方一排排的防风林向穹苍伸展。没有风,也没有一片云,天地默默。温伯大梦(Rip Van Winkle)在山里一睡二十年,回到村庄,鬓发皆白,发现故乡已经不是他的世界了。
齐邦媛的全家福,翻拍自《巨流河》爸爸
我这样回到了你曾魂牵梦萦而终老不能回归的故乡,也走了这么遥远的路。在台湾淡水的山坡上,你已经知道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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