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命终结后会如何？是“死去元知万事空”，还是存在“毅魄归来日”？此乃千年不衰之话题。

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片尾曲那句“担当生前事，何惧身后评”甚为洒脱，但在古代中国的庙堂之上，真正能做到这句话的人寥寥可数。纵然是雄才大略的曹操，生前一再标榜“吾为周文王”，也想不到自己死后偏偏做了“武皇帝”。那些驰骋风云的名臣骁将，对于自己身后评价也会既担心又忧惧。给了不适当谥号，死也不能瞑目。远的不说，三国时代就有这么个人，他叫贾充。

《司马昭命贾充、成济杀魏主曹髦》，19世纪初，葛饰北斋，日本浮世绘

贾充的首个“高光时刻”发生在甘露五年（260），魏帝曹髦对于司马昭专权忍无可忍，集合宫中卫兵准备讨伐司马昭。冲突发生后，担任中护军但忠于司马家的贾充率兵拦截。曹髦亲自挥剑上阵，众人皆为其皇帝身份所威慑，眼看就要溃散。贾充见势不妙，连忙教唆跟随自己的太子舍人成济动手把魏天子曹髦捅了个透心凉。这样一来事情就闹大了，尽管司马昭势大，但毕竟弑君之事非同小可，陈泰建议诛杀主谋行刺的贾充，但司马昭力排众议，力保贾充，只诛杀了成济、成倅等人了事。后来，贾充一直为司马家忠心服务，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贾充仍是心腹宠臣。但弑君一事始终如阴影般伴随其一生。贾充年老后，心病越来越重，地位稳固的他倒不担心生前事，唯是忧虑死后人们对自己的评价，更确切地说是牵挂自己的谥号问题。

贾充这一生“为人巧谄，朝野恶之”，可以说坏事做绝，得罪的人多，还背着弑君骂名。贾充死后，太常议谥，果然开始历数其生前罪状。博士秦秀评判贾充“悖礼溺情，以乱大伦……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乱原”。按谥法论，“昏乱纪度日荒”，贾充应谥“荒”。这是对贾充一生的总结和评定，基本客观。

但没想到晋武帝司马炎和他父亲司马昭一样，力排众议，丢弃“原则”，将贾充的“荒”谥驳回，更谥为“武”，毕竟贾充是西晋灭吴的挂名统帅，也算“克定祸乱”，谁让他和司马炎是儿女亲家呢。

赐谥权争夺战

在几千年历史中，像贾充这样对身后谥号忧虑之人比比皆是。历代文臣武将对自己谥号为何如此看重？自西汉以来，谥号制度作为国家礼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家层面来讲，死者的谥号有对后世教化或警示之意义；对于个人而言，谥号也是对其一生作为的高度概括。

文臣武将之谥，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王室衰微，赐谥权下移到诸侯手中，故而列国也呈现不同情况。总体来说，国君获得谥者多，大夫获谥者少。齐、鲁、蔡、齐、卫等国给谥较多，其余诸侯国则较少，例如宋国，只有国君能有谥号，大夫则无一人获谥。

作《春秋》的孔子认为，天子赐谥权丧失是礼崩乐坏的表现。然而，建立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秦始皇根本不吃这套，索性废除谥法。秦朝连皇帝都没谥号，文臣武将就更别想了。不过，秦始皇的后继者刘邦却重用儒生，早在楚汉争霸时期，就下令叔孙通制定了包括谥法在内的礼仪制度，试图将先秦的一系列礼仪制度运用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来。建立西汉后，赐谥权又回到了皇帝手中，最初是出于笼络王侯将相之目的，对于一批相继过世的异姓王侯慷慨赐予谥号，如张耳谥“景”，史称赵景王；吴芮谥“文”，是为长沙文王；留肹谥“圉”等。

在西汉制定的谥法中，仪式相当庄严。在对给王侯将相、文武百官谥号的规定也比先秦时期更严格和具体，沿袭了周代“生无爵，死无谥”的标准，有爵为侯伯者则给谥，否则无谥，例如死于汉惠帝二年（前193）的相国萧何，因有侯爵，死后谥为文终侯。

另一个表现西汉赐谥更正规和严格的政策是，西汉政府设立了专司管理王公列侯谥法的职官——大行令（沿袭秦代典客，前144年汉景帝改名大行令），列九卿之一，掌王侯之事，但凡诸侯王薨逝，则由大行令遣使（行人）吊唁﹐并草制诔策和谥号。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大行令为大鸿胪，行人改名为大行令，其职责仍保留。

不过到了东汉殇帝之后，皇帝多为幼主，实权被宦官和外戚轮番控制，庙堂腥风血雨，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这种混乱的政治也影响了皇帝赐谥的公正性，在这一时期不仅外戚开始获得谥号（如汉顺帝时期的梁商死后谥号为“忠”），宦官也有谥号（如汉顺帝时期诛杀外戚阎显的宦官孙程谥号为“刚”），反倒是文武大臣得谥的人数远远低于西汉，春秋战国时期的私谥又在东汉重新盛行。

恶谥与美谥齐飞

黄巾之乱拉开汉末三国军阀大混战的序幕，这一动荡时期，东汉皇帝的赐谥权再度彻底丧失，下移到崛起的各路诸侯手中。

就以作为时代主角的蜀汉、曹魏和东吴为例，给文臣武将谥号的标准和情况也不相同。蜀汉看中开国功臣，所谓“谥所以叙元勋也”，如关羽谥曰“壮缪侯”，张飞谥曰“桓侯”。曹魏则是根据官员的俸禄、等级等来作为给谥的标准（得谥者秩品之限），并废除两汉时期列侯无功而获谥的陋习，这一开创性的制度也直接影响后世历代赐谥标准。东吴政权则自成一体，给谥问题上尤为吝啬，有记载的东吴臣子，得到追谥仅有张昭父子、陆逊父子和顾雍五人，这五个人中，张承、陆抗都是因为父亲而得谥号，剩下的只有张昭、陆逊、顾雍三人，即使是在江东霸业上有汗马之劳的周瑜、鲁肃、吕蒙等名臣也没有得到追谥。

司马氏以晋代魏后，谥法方面在曹魏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打破先秦两汉的爵谥传统，无爵者亦能依功德给谥，同时确立了官员之谥不必回避君主之谥的原则。对于官员品级，则明确将给谥资格限于三品及以上，这一标准被唐代之后的宋、元、明所沿用。到南北朝时期，南北谥法差异较大，南朝基本沿袭了魏晋之标准，较为严格。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周等政权一方面借鉴了汉族的谥法，但在具体实施中又较为宽松。根据学者王圻所著《谥法通考》统计，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历时224年，得谥诸臣约249人；北朝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五朝、北周，历时160年，得谥诸臣约319人。

《晋武帝羊车游宴》，清，《帝鉴图说》彩绘插画，清廷内府画师绘

自先秦以来，谥号就分美谥和恶谥，但北魏给文臣武将们的谥号中，恶谥极少，基本都是美谥，即使是像穆崇、李宪这样的乱臣贼子，死后也得到了“丁公”和“文静”这样的美谥。掌握在北朝皇帝手中的赐谥权与其说是礼法，倒不如说是拉拢臣僚的工具。

直到唐代谥法才再次被规范。自唐代开始，魏晋以来按官员品级给谥的标准发展成熟，并且制定了严格的程序，即“诸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同时规定官员亡故后，品级在赐谥范围内的，由佐史录其行状，申报吏部考功司，考功官员根据之前的考课记录，勘察核实其功过，最后转送太常寺议谥。而最终太常寺会根据“大行则大名，小行则小名”的原则来为该官员议定褒贬之谥。

唐代的谥号亦有美谥和恶谥之分，但前者远多于后者，一般来说被削官、查抄或处死的官员也不给恶谥，而是直接没有谥号。倒是有一特例，那就是唐肃宗时期的权宦李辅林，此人本是宦官，却因安史之乱期间劝说太子李亨称帝，其后一路飞黄腾达，官拜为元帅府行军司马，手握兵权，又赐名辅国，加开府仪同三司、知内侍省事，封郕国公，权倾朝野。后扶持代宗上位，宝应元年，又被尊为尚父，拜司空兼中书令，封博陆郡王，乃唐代首个封王拜相之宦官。不过代宗此时已对其起了杀心，表面任其嚣张跋扈，不久后忽然派人将其诛杀，首级也被扔到厕所中。接着代宗还给了这位唐代第一权宦一个特别的谥号——丑（怙威肆行曰丑）。

终唐一朝，或谥诸臣420人，其中被定为“丑”“纵”“厉”“灵”“剌”“谬”等恶谥的仅有12人，但已经是历代王朝中比例较高的了。

“文正是谥之极美”

唐朝官员的谥法被宋代所沿用，官员得谥资格、定谥程序都十分明确，规定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逝者方有资格议定谥号。具体程序是由本家录其生平行迹到尚书省，然后移交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录，经过考察核实后再集合省官参议，过了这层层审核才能上表请谥。同样，宋代延续了唐朝的驳谥之风，宋仁宗时期夏竦谥号之争就是较为典型的一例。

夏竦是真宗朝到仁宗朝的文臣，皇祐元年（1049），进封郑国公，皇祐三年（1051）病逝，获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夏竦去世后，宋仁宗直接下诏赐了个高规格的谥号——文正。前文说过，唐宋官员谥号有美谥与恶谥之分，而在美谥之中，又以“文”字为美。正如唐人李栖筠所言：“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文兴则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实际上是唐代以来，整个社会尚“文”之风的诠释。此外，先秦时期的名臣季孙行父、公叔发等，西汉名臣萧何、张良等都谥“文”，这也影响了后世谥号中“文”字地位的提升。隋唐科举制创立，文治达到鼎盛，官员更是希望死后能谥以“文”字，引以为荣。到了宋代，整个国策重文轻武，“文”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实际上谥号中带“文”字的官员不计其数，尤其明清时期已成惯例，但“文正”这个谥号仍是凤毛麟角。可以这么说，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文正”原本为“文贞”，“文”的含义包含经纬天地、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愍民惠礼等等；“贞”也有清白守节、大虑克就、大宪克就、不隐无屈等含义，全为褒义。文贞二字可谓文臣谥号之最。在唐代，魏征有幸成为第一个拿到“文贞”谥号的大臣，其后陆象先、宋璟、张说等人也先后得到文贞谥号。到了北宋初年，李昉、王旦两位名臣也享受了文贞殊荣。至宋仁宗时，为避皇帝赵祯名讳，“文贞”改为“文正”。

《改容听讲》，清，《帝鉴图说》彩绘插画，清廷内府画师绘。讲述宋仁宗赵祯即位之初，宰相王曾以帝新即位，当亲近师儒之官，读书勤学，以涵养圣德，于是请皇帝到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夷、直学士冯元进讲《论语》

回到驳谥的话题，夏竦去世后，仁宗亲自下诏赐谥“文正”，夏竦差一点就成为夏文正公。但为什么说差一点呢，因为有人跳起来反对了，这个人很有名，就是同知太常礼院司马光，与他一起跟皇帝唱反调的还有判尚书考功刘敞。他们认为夏竦生前劣迹斑斑，不配享有“文正”之谥号，当时司马光十天内两次递上论状，刘敞也三次上书，在他们的轮番攻势下，仁宗终于妥协，下诏给夏竦改谥“文献”。本以为争议可以结束，没想到知制诰王洙又提出异议，说“文献”是宋太祖赵匡胤高祖父赵朓的谥号，认为“臣不当与僖祖同谥”。仁宗无可奈何，只好又将夏竦改谥“文庄”，这场谥号之争才算尘埃落定。

司马光像，明人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也是在这次驳谥中，司马光首次提出：“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为后世“文正”这一谥号的地位一锤定音。其实就在这次谥号之争的一年后，名臣范仲淹在扶疾上任的途中逝世，仁宗赐谥“文正”，这次不再有争议，因而后世也称范仲淹为范文正公。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68岁的司马光病逝，这位对“文正”极为推崇的北宋名臣在身后也同样得到了“文正”的美谥，其若泉下有知，也必然备感欣慰了。除了范仲淹与司马光，在宋代获得“文正”谥号的还有王曾、蔡卞、黄中庸、郑居中、蔡沈五人，加上之前谥“文贞”的李昉和王旦，整个宋代一共有九位文正公。

范仲淹像，明人绘，江苏南京博物院藏

这个数字已是最高值，宋代之后，“文正”之谥一直被历代帝王视若珍宝，非常难以获得。相对来说，元代算是比较慷慨的，不到百年的国祚，先后赐谥“文正”6人（吴澄、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廉希宪、贾居贞）。明代就相当严了，只有方孝孺、李东阳、谢迁、倪元璐、刘理顺5人，其中方孝孺、倪元璐、刘理顺三人还是南明弘光朝廷为当时政治需要而追谥的，方孝孺乃是为建文帝殉难忠臣的代表，而倪、刘二人则是1644年甲申之变时的殉难忠臣。清代的标准比明代放宽不少，共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8人获得“文正”谥号，其中以曾文正公最著名。

乾隆的“神”操作

翰林出身官员死后谥“文”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形成惯例，并固定下来。清代不仅继承了这一规矩，而且还将翰林出身的官员谥号带“文”变成了一项明确规定的制度。清代文臣武将的谥号与明代一样，定为二字，且有严格规范，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中，等级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贞”，再次为“文成”，然后是“文忠”。这四个是清代文武百官最高等级的谥号。以晚清中兴四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例，他们身后分别被赐谥“文正”“文忠”和“文襄”。曾国藩的“文正”和李鸿章的“文忠”都是第一等的谥号。

左宗棠与张之洞所获的“文襄”含金量也很高，在清代多是授予学士背景的同时又有军功的大臣。关于“襄”字的释义有“辟地有德”“甲胄有劳”“因事有功”。在明代，官员谥号中带“襄”者采取“甲胄有劳”和“因事有功”两种释义，前者用于武官多，文官少，后者用于文官多，武官少。清代基本沿革了明代这一标准，首个获得“文襄”谥号的人便是从明朝叛逃到后金，在清初定鼎大业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洪承畴。此外，乾隆朝平定甘肃田五之乱的福康安，嘉庆朝平定白莲教之乱的富察·明亮，身后都赐谥“文襄”。左宗棠有平定陕甘同治回乱，收复新疆、推动新疆置省等武功，符合“甲胄有劳”。张之洞的战功虽不及左宗棠，但其在教育、政治及工业上的贡献，也担得起于“因事有功”。

张之洞朝服照

清代谥法还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对前代人物进行追谥，这个习惯也是沿革明朝而来。前文讲“文正”时提过，明末清初，南明朝廷为了现实抗清的政治需要，追谥了一大批忠臣良将，包括被谥为“文正”的方孝孺、倪元璐、刘理顺。有意思的是，清朝入关后，为了拉拢汉人，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也对甲申殉难的诸臣进行追谥，这就导致这一时期的许多文臣武将拥有两个谥号，一个是南明朝廷给的，另一个是清廷给的。倪元璐被南明追谥“文正”，清廷追谥“文贞”；刘理顺被南明追谥“文正”，清廷则追谥“文烈”。

曾国藩像，晚清中兴四臣谥号唯一获得“文正”者

清朝皇帝还喜欢对古圣先贤进行追谥，例如孔子，自宋以来历代都有追谥，现今最为人们熟知的“至圣先师”就是清代定下的。清顺治二年（1645），顺治帝福临下旨，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又更谥为“至圣先师”，此后再未更改。

追谥孔子尚属常规操作，但乾隆对关羽的追谥就非常出格了。关羽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兵败身死后，蜀汉后主刘禅给其谥号为“壮缪侯”，武而不遂曰壮，名与实爽曰缪，前一个字肯定了关羽在领军方面的能力，但没有发挥出来,后一个字则是说他名不符实，大有批评关羽负有丢失荆州之责，总体来说不是什么好谥号，甚至是恶谥。后世千年来，关羽经历了长期的神化过程，从宋代起，开始给关羽追谥，如“义勇武安王”“壮缪义勇武安王”等。明清时期，关公崇拜达到极致，万历皇帝给他追谥“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封神封帝。到清代，乾隆皇帝读史书时，对蜀汉给关羽的谥号十分不满，他认为“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

皇帝表达一下学术观点倒也无可厚非，可要命的是乾隆一口咬定是陈寿与蜀汉有嫌，所以《三国志》中偏存私见，故意给关羽加恶谥抹黑。于是他下令“当今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沿陋习，有所志内关帝之谥，应改为忠义”。也就是说，乾隆皇帝为了符合自己想象中的关羽，不惜下令篡改史书，将关羽谥号改为“忠义侯”，这种“神”操作就与追谥有本质区别了。

《关羽擒将图》，明，商喜，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自宋代起，历代帝王就开始为关羽追谥，明清时期，关公崇拜达到鼎盛，谥号也越来越尊。清代乾隆皇帝因不满《三国志》中记载的蜀汉给关羽“壮缪侯”之谥号，不惜下令篡改史书，改为“忠义侯”

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并没有明令禁止谥号。实际上，谥号制度依旧存在，大多是由清废帝溥仪为前清遗老赐谥。如一心复辟清室的宗社党首领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他于1922年病死，溥仪按照亲王一字的标准赐谥“忠”。1923年，曾将溥仪扶上皇位12天的遗老张勋病故，溥仪赐谥“忠武”。此后数十年，溥仪一直以“皇帝”这个身份给忠于他的文臣武将赐谥，直到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帝制虽灭，但谥号制度却始终没有明确的终结时间。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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