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是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逝世50周年，按照法规，今年他的作品迎来公版。从年初起，其代表作《在路上》的多种版本井喷一般问世，设计上各有千秋，备受争议的凯鲁亚克与“垮掉的一代”再次吸引读书圈内外的目光，也证明其经典性长存。这部出版于1957年的小说自问世起就受到了文学界内外的高度关注，认同其精神者将其视为“圣经式”的著作，几十年来经过资本包装与市场催化，它几乎成了当代文艺青年实现自己“诗与远方”梦想的精神宝典。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年来批评《在路上》的言论也始终存在，甚至有人欲将其从文学史上除名。

上图左为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在路上》封面，右为今年开始新出版的部分《在路上》封面

备受争议的《在路上》

《在路上》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还要从其内容与文风说起。这部小说的叙事一反常态，将迪安与萨尔开车横穿美国大陆的见闻用十分碎片化的方式来呈现，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叙述，只是在谈天说地、纵酒狂欢与性滥交中不断享受着青春叛逆的快感，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个浓郁的反主流风格。小说的叙述语言支离破碎，大量梦呓般的意识流句式对读者有狂轰滥炸式的刺激感，令人目不暇接，却又沉浸其中，难以自拔。凯鲁亚克这样的写法，并非只是猎奇，而是自身情怀的直接抒发。

虽然凯鲁亚克出身于美国一个中产家庭，也有就读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一流教育背景，但他从骨子里就是个不愿意服从主流、向往内心自由的人。这种追求精神独立与自由的特质是成为诗人必备的素质，但凯鲁亚克的文学野心并非只成为一个普通的诗人，他要向主流文坛及其价值体系发起进攻，在他来看，这正是“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旨趣，应当被文字记录下来。

凯鲁亚克大二时从哥伦比亚大学退学，随后辗转多地，增加见闻，丰富阅历，这也给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素材。1951年4月，凯鲁亚克终于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光时刻，他只用20天就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在路上》的创作，而且与很多老派作家不同，他是直接在打字机上敲出了整部作品，成为电子写作最早的探索者。不过，这部作品被雪藏几年后才在1957年公开出版。此后，《在路上》多次再版，“在路上”也成为那一代叛逆青年的标签。虽然《在路上》中过于颓废主义的内容被不少人指责为“堕落”，但沉浸在激烈情绪中的反叛青年们并不以为然，他们依然自顾自地按照最原始与纯粹的状态活着，在凯鲁亚克的带动下，很多作家与艺术家也加入了“垮掉的一代”的圈子。

杰克·凯鲁亚克在用打字机写作

如今看来，“垮掉的一代”这个说法更像是圈中人的自嘲，是对以海明威为代表的一战落幕后产生的“迷惘的一代”的文化圈子的致敬与反拨。凯鲁亚克在其剧本《垮掉的一代》中，用大量含糊其辞的语句来点燃全书的奇诡气氛。一方面，他看到了叛逆者在传统与惯性思维面前的尴尬身份，另一方面，他毫不在意外界的眼光，他认为这些年轻人在极度癫狂中追求着感官刺激，看起来像是不承担任何责任，其实并非真的“垮掉”，而是不愿意再服从那个被战争与权术编织的虚妄世界的逻辑规则，他们要发泄着体内的荷尔蒙，要实现彻彻底底的反叛与独立。

相比文本本身，《垮掉的一代》这部作品的名字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也得到文坛的关注。这种定义时代核心特征的勇气与热情，往往出现在激情丰沛的作家身上，比如马克·吐温笔下的“镀金时代”、维·佩列文笔下的“百事一代”。但凯鲁亚克的激情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掀起的澎湃汹涌的热浪几乎要吞噬一切被神圣化与经典化的事物。

凯鲁亚克点中了二战后欧美文化的命门。面对战后满目疮痍的现实，以及正在加速形成的美苏冷战格局，那一代年轻人对既有的文化逻辑与社会规则非常反感，他们厌恶一切假大空的说教。相比那些虚伪的高头讲章，他们更愿意一边纵酒狂欢，一边畅谈古今，不论是东方禅宗文化还是西方流行的性开放观念，都能成为“垮掉的一代”热衷的话题，他们几乎不再有任何忌讳，最大的忌讳就是对自己的压抑。个人主义与个性文化的思潮，在此刻发展到了巅峰阶段，它们不仅成为凯鲁亚克扛起的文化旗帜，也成为文化圈内外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垮掉的一代”属于未来的文化思潮。

现代性催生的“垮掉的一代”

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登上美国文坛，并迅速占据一定的话语权。

“垮掉的一代”既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反现代性意味。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这种始于工业革命与资本全球化的现代性进程，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让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与分裂，而且这个现代性的过程始终是“未完成式”的。但是，“垮掉的一代”不满足于现代性的现实结果，那些享受着发达资本主义生活的美国年轻人，却追求着精神状态与物质生活的割裂，不希望自己成为物质的俘虏，而是要追求更内在与更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对现实的强烈拒斥感，几乎贯穿了“垮掉的一代”创作与生活的全过程，也因此，即便其中有些人一度在现实中实现了“逆袭”，也终其一生穷困潦倒，这也是其精神状态催生的结果。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格雷戈里·柯尔索。他在进入文坛之前，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青年”。他没有受到过任何良好的教育，在多年的底层生活中，酗酒斗殴算是家常便饭，入狱坐牢的事也经历过多次。这样一个几乎被社会抛弃的年轻人，看到凯鲁亚克打出“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旗帜后，竟然激发出高超的诗歌天赋，迅速创作多篇震惊文坛的诗歌，并成为圈子里反抗学院派最激烈的写作者。

可以想象柯尔索看到“垮掉的一代”同仁时欣喜若狂的心情，这其中既有觅得知音的惺惺相惜之感，也有棋逢对手的畅意快感。此后，他创作了不少反抗情绪激烈的诗歌，也一度在大学任教，但最终还是陷入困顿，以至于成为最受争议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在其创作的诗歌中，有一首《死神的快乐生日》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因此备受争议：“生命，正是生命把匙子插到他们嘴里，乌鸦豺狼鬣狗鹫鹰蛆虫醒来就得吃——往死亡里舀，就像喝汤。”这样爆炸式的重叠印象与末世般的情境，扩展了文学表现内容的范畴，令人不禁惊呼，诗歌创作的边界竟然远远超出此前世人的想象。此诗中文译者赵毅衡先生精通西方文学理论，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征候也有直观的感受，他将柯尔索的诗作译成中文后，也一度引起诗坛的注意。

另一位“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是金斯伯格（又译金斯堡）。国人熟知这个名字，一方面是因为他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成为风起云涌的青年反战运动中的弄潮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影响力极大的《嚎叫》一诗。如果给这篇诗歌选一个配图，蒙克的《呐喊》可能是最合适的，在夸张变形的血色天空下，被扭曲的人体与灵魂发出了惊骇的呼喊，这是冷战期间欧美文化中常见的文化元素。面对世界核大战的阴云，以及纸醉金迷的物欲社会，年轻一代无力改变现实，转而撕扯自己的身体与灵魂，在反抗的声浪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嚎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诞生的惊世之作，并与《在路上》《垮掉的一代》等作品相似，一经发表就引起外界强烈关注。

艾伦·金斯伯格

金斯伯格的代表作《嚎叫》是罕见的由超长句子组成的诗歌，这既是繁复叠加的意象的组合，也是意识流在诗歌结构中的体现。批评者认为这破坏了文学的基本元素，甚至连基本的标点都没有，但“垮掉的一代”同道中人阅读《嚎叫》，获得的身心快感无法用语言形容。当然，作为后世的观察者，当这种激烈狂热的情绪冷却下来后，我们不能只看到诗作对荷尔蒙的强烈刺激，还要看到它对传统诗歌方式的反叛与创新，这也是其文学的价值所在。

鲍勃·迪伦（左）和艾伦·金斯伯格在凯鲁亚克墓前

告别癫狂后的回声

对“垮掉的一代”而言，生命的能量一方面体现在大量荷尔蒙的释放，另一方面也是不拘于传统的始终“在路上”的精神状态。但是，青春终有落幕时，很少有人能保持终生的反叛者的姿态，即便自己的精神上还保持着高昂与激情状态，但步入中老年后，也难免感到力不从心，这是生理特质决定的必然趋势。当“垮掉的一代”逐渐老去后，那些不羁的心灵之火也相继熄灭，只有个别人还在挥洒着为数不多的激情。对多数已经告别反抗与癫狂状态的人而言，曾经的青春激流与狂飙突进的岁月，如同照应现实的一面明镜，让思考更加审慎的人们深感冷寂，这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永恒的寂寞。

杰克·凯鲁亚克

从代际上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垮掉的一代”逐渐被更具现实感的年轻一代取代，但他们反叛传统与崇尚自由的精神状态，却被历代青年所追捧。“在路上”的精神状态，不仅影响着文坛的创作，也让大量文艺青年沉浸其中，尤其是反传统的姿态，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中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

“垮掉的一代”真正再次公开登上国内的文学研究刊物，则与八九十年代赵一凡、赵毅衡等学者的译介与推广有关。从文学创作领域来看，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现代派文学”也受到“垮掉的一代”的影响，徐星《无主题变奏》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等小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于今来看，当今美国文坛早就告别了“垮掉的一代”的癫狂状态，冷静反观现实的风气愈发浓烈。但这些作品及其思想旨趣的影响力，早就超越了国界的限制。它们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文坛内外，凯鲁亚克、柯尔索、金斯伯格等人留下的作品，成为一代代热血青年“在路上”的精神风向标。

来源：北京晚报 黄西蒙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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