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来说，出世还是入世似乎一直是其一生中在政治上必须要做出的一个选择，是入仕还是隐居，似乎是每一个士大夫内心纠结到最后总会作出的一个选择。

名利、心态、政治环境甚至存在的每一个微小的因素都会对士大夫作出的选择产生影响，无论是醉心于隐居的田园风光，还是致力于实现自己为国为家的伟大抱负，这都是士大夫们面临的人生的分叉点。

而到了明朝时期，社会的激烈动荡也使得明代士大夫们的仕隐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而延伸出了大隐、小隐、身隐和心隐的概念，士大夫的隐居观念也正在从“身隐”向“心隐”转变的势头，其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为什么呢？

一、儒家思想对士大夫的影响根深蒂固

儒家思想对于士大夫们纠结的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但实际上还是一个看似完美却模棱两可的答案，在《论语》中，孔子在说到君子蓬伯玉的时候，就曾提到他认为的最为君子的选择，“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段话的关键就在于道，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这就是他们尊崇的道德观，意思是说人尚未建立起自己的德行时，其选择出仕还是隐居或者是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就会变得模棱两可，很难适当。这是孔子认为的选择，也是儒家士大夫们尊崇的指导思想。

就像被奉为君子的蓬伯玉做的那样，他在有道的时候选择了入仕，将其所见所学尽数运用到国家政治中去，而在邦家无道的时候，他从容地选择了隐居。

所以说，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所说，君子或者是士大夫选择抑或隐，本质上根据政治时事来选择自己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是对国家政治的风险，而不是自己内心的选择。

明朝时期的士大夫们依旧如此，他们的最高追求本质上还是为了出仕行道，否则他们从小开始苦读诗书、史书、策论，考试这些最后没有用武之地，从小怀有的高远的志向就永远得不到实现。

因此一开始儒家士大夫们遵循的思想是，要么入仕，要么选择隐居，而现实明确的告诉他们也许选择入仕最终也难以实现自己的志向，所以不仅是明朝时期，各个朝代都有因为社会的不公平对待，最后被迫选择隐居，而不愿意出仕的。

而明朝时期则明确分化出了两种特殊的士大夫群体，“处士”，即有德行有知识且有机会还是愿意出仕的，或者说他们选择的暂时的隐居就是为了有待一天的朝廷的征召。

而另一种“徽士”虽然和处士同样都是隐居的士大夫状态，但是其根本上并没有出仕的意愿，他们追求的是品性的高洁，是真正的文人雅致，追求与自然并行，隐居山林间，真正的逍遥自在。

而也有在这之间的还在纠结的士大夫们，而且以这种群体居多，因此这一时期士大夫稳定仕隐观念在遵循儒家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由“身隐”转向“心隐”的势头，他们既需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遵循儒家传统观念的教导，同时也担心自己会怀才不遇，给自己准备好隐居的“后路”。

二、明代激烈动荡的社会经济政治给了士大夫思想上的冲击

1.士大夫作为文人的性格和兴趣与残酷的官场格格不入

在我们的理解中，文官和武官之所以能够区分的如此明确，绝对不止是因为他们所学习和考校的内容不同，更是在他们从小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迥异的性格和兴趣。

毕竟说实话，无论是从明朝开始，还是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选择隐居的大都是文官，武官根本没有隐居一说，甚至都没有这样的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而儒家士大夫们尤其在选择仕还是隐上十分矛盾，他们一方面内心需要不断鞭策自己，努力学习就是为了有一天入仕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报效国家，这才是真正的君子行为。

而另一方面，社会、朝廷、君王、官场、政治都不是易事，尤其是文人生来自有的高洁和傲气，在是非名利浑浊的官场中几乎是无所适从的。所以明朝时期的士大夫们内心几乎总在名利和自由、官场与山林，爱闲与爱官中纠结和矛盾着。

或者以他们的性格，即使是放弃隐居，选择了在官场中奋斗、拼搏，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会使他们满意，而长期得不到提升，会使文人产生更多对于自我和政治的怀疑，他们的兴趣会渐渐从政治上转移，这对谁来说都不是好事。

而同时，他们在没有经受这些打击之前，总是不甘心就此放弃自己的志向和如今做官得到的一切优待，这种不甘心使得他们仍旧给自己准备了一条隐居的道路。

只是隐居的同时，他们仍旧可以享受官场的名利和努力实现自己的志向带来的内心的满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隐”，看起来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2.明朝发达的经济使得士大夫们深受“名利之苦”

此外，明朝时期的经济同我国历史上的盛唐时期相比也不在话下，明朝时期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在思想文化和对外政策上，应该可以说是古代中国最为先进的一段时间，这时期社会中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而发达的经济给士大夫仕隐的选择带来的影响，也是发达的经济所说的物质基础，明朝以前，就拿唐朝来说，唐朝不算不发达，但是隐居的文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归隐的山林并不是什么生活优越的地点，杜甫的草堂，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普通人的生活。

而明朝时期，许多文人在做官的时候享受到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在隐居的时候并不能依旧如此，他们已经享受到名利带给他们的“快乐”，深受名利之苦的文人们能不能过得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还要另说。

因此，真正能过跳脱出官场的限制的文人还是在少数，大多数士大夫们自始至终都逃不出名利的束缚，又因为文人的天性放弃不了对于高洁的品性和文人的傲气的追求，所以衍生和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心隐身不隐”的仕隐观念，算是一种折中的处置。

三、明朝士大夫“息隐之风”在社会中成为一种潮流

明朝社会中出现并成为一种风气的“息隐”意识，是士大夫群体中的一种归隐田园的心态，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至少在明朝时期，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归隐是一种“至好”的选择，甚至“蔚然成风”。

也许是对于日复一日的官场生活的烦躁，也许是因为对于杀人的官场的不适应，在士大夫们心中，他们自学习儒家思想以来，就将做官居为自己最高的人生追求。

而从历史中，有文采的人无不以居官为苦，明朝士大夫们也是如此，他们对于官场生活已经没有期待，甚至最后懒于政事，所以说隐居与其说是文人的一种备用选择，不如说是他们逃离枯燥的官场生活，重获自由和人生乐趣的一种方式，

此外，对于文人来说，虽然他们也是人，对于钱的需求自然不会少，即便是归隐之后也需要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物质基础，但他们从根本上对于商人或者是钱财是鄙视的，他们不希望自己沾染上铜臭味，更不希望自己在“万贯腰缠”的官场生活中就此沉溺下去。

这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是一种清醒的选择，反之就是不被社会士大夫阶层所认同。而本质上来说，社会中息隐之风的盛行还是因为士大夫们做出了选择，他们一方面选择了归隐山林带来的自由，同时生活的事实将他们局限在官场中，才有了由“身隐”向“心隐”的转变。

四、结论

首先，文人隐居原本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随着社会发展，他们的心态将其变成了一种备用的选择，一旦在社会中受到挫折，或者是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之后，他们灰心失望之余就会想到隐居出世，似乎这样一来他们的高洁的品性还可以保留下来。

明朝时期也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仕隐观念，可见文人士大夫在这一时期的矛盾心态最为明显，最后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追求，社会中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仕隐观念，无疑，“心隐居山林而身在官场”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是一种最好的选择，既能满足物质上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作为文人的品性和兴趣的追求。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施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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