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次大战后的美国小说中，索尔·贝娄的小说最深刻地、最令人信服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寻求自我本质的问题。”

——《美国文学传统》

美国的文艺评论界把索尔·贝娄（1915—2005）誉为“当代所拥有的最优秀的作家”，这并非夸大其词。贝娄对反映社会生活所做的非凡贡献，在当代美国作家中，确实难以有人与他相提并论。

他凭借对社会的敏锐观察，用日记体、流浪汉叙事等手法，精心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群像，广阔地表现了当代社会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并且在人性深处揭示当代美国人寻找自我过程中的困惑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

索尔·贝娄

01

贝娄的作品总是通过一个期待着的，不断寻求着的主人公的眼光，去观察美国当代社会的荒唐、怪异的现象：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本性被剥夺了，一切过去的价值都崩溃了，道德、宗教等等全面堕落。世界成为危机四伏的、变化无常的一些混乱的偶然事件的总和，而人在其中是极为可怜的。

尽管主人公们为所谓“自由”、“道德”、“理性”等等而拼命挣扎，但是最终总是屈服于荒唐的现实，与它达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和解”。

在日记体小说《晃来晃去的人》中，贝娄通过主人公约瑟夫那记载着痛苦辛酸的日记，揭示出他参军前犹豫徘徊和六神无主的心情。他企图摆脱客观外界的制约，求得自由的环境，他在日记中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自由负责，这一自由是美好崇高的。”

但外界的客观却丑恶污秽并不如他所愿，他渴望超凡脱俗回避现实，却总是身陷窘境不能自拔。他最终为恢复生活的“秩序和平衡”，不得不通知兵役局同意参军。小说结尾，约瑟夫情不自禁地高呼：“为有规律的日子欢呼！为精神监督欢呼！兵团组织万岁！”

这一呼声表明逃避现实企图的失败和他不得不作出的妥协。

在《受害者》中，贝娄则提出了几个问题：到底谁是受害者？人和人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

小说中的阿尔比颠倒黑白，死皮赖脸地把自己的失业归咎于利文萨尔，使利文萨尔误以为阿尔比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作者通过这一事例，试图告诉人们，当代社会就是这样荒诞，“第22条军规”无所不在，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的理性统统丧失了，受害者与害人者身份随时都能被颠倒过来。

但数年之后，这两人在一个剧院里相遇。阿尔比说自己已经和一些事物和平相处了。利文萨尔也满足于他的改善了的社会地位。

小说用在剧院中找到一个座位，象征人在生活的剧场里找到一席座位。生活是一个舞台，而每个人只是一个观众。

可以说，利文萨尔的受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索尔·贝娄小说中所有主人公的自身处境。在贝娄的笔下，他们是当代精神文明的受害者和畸形儿，在他们身上，简直没有一处地方不受到整个世界重量的压力。贝娄对他们表示同情，但又对造成他们受害的社会制度又束手无策。

比如在《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马奇是知道如何利用约瑟夫所无法处理的“自由”的：他在芝加哥偷书，帮助哥哥开煤厂，他还企图从加拿大私运移民等等。他坚决拒绝按别人的意志行事。这个人物似乎已经掌握了自己命运，但由于他不能改变社会制度，最终他还不得不与之妥协。他如此痛苦地回忆自己的一生：“我永远不愿强迫命运之手创造一个更好的奥吉·马奇，也不愿把时代改变为一个黄金时代了”。

最后，他不得不迁居巴黎过着高级的生活，成为一个身居闹市而向往乡村生活的人。

《赫索格》中的主人公赫索格和作者一样，也是一位颇有文化教养的大学教授，他的生活的道路上障碍重重：家庭关系分崩离析，两个妻子相继出走，前途渺茫。

生活的不幸遭遇以及精神上的迷惘苦闷，使他无法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找到精神食粮，唯一可使他感到欣慰是，没完没了地给古人与今人写发不出去的信，以发泄自己内心的痛苦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恨。

这一封封未发出的信，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无休止的独白。这独白，不仅记录着赫索格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对人生道路的探索，同时也流露出贝娄本人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对美国当代社会所抱的自相矛盾的态度。

他一方面看出，当代社会危机四伏，人的价值正受到无端的侵害；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否定这一制度本身，他以一位调和折衷的人道主义者的姿态来看待当代社会，它既然不能马上崩溃，那就得维持一段时期，因此主人公最后的结局就自然免不了与之妥协。

在这些小说中，贝娄总是以一个不断探索主人公的言谈举止，向读者展示世界的无情。他则时而退居一旁，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向人们暗示：世界是赤裸裸的、无情的，人与世上一切均格格不入；时而他又站在人物的角度，直接进行说教。

在他看来，在同社会环境的抗衡中，人总是试图摆脱其桎梏，寻求自由和宁静的环境。但毕竟社会是强大的，人在其弱肉强食法则的制约下，最终仍不得不逆来顺受，以求得暂时的安宁。

他的这些小说通过主人公的不同遭遇、观察、寻求和妥协反映了当代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暴露出当代美国社会的种种疯狂状态。

在这方面，《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展现的画面更为广阔，暴露和探讨的问题也更为集中。

小说主人公赛姆勒是一位出生于波兰的知识分子，早年对人道主义的理性崇尚至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使他头脑清醒了，纳粹法西斯杀戮的旋风差点把他卷进屠宰场的坟墓。

这一严酷的事实把他的“理性”之梦击得粉碎。他险些被人置于死地，自己也杀过纳粹士兵，这一切均使得他对那种不切合实际的理性观念发生了怀疑。

战后的美国，这种不合理性的情形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肉体和心灵都受过严重创伤的老人自己投亲靠友来到这里后，便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旁观者。

他在战争中瞎了一只眼，这对他个人来说，确实是一种不幸；但在贝娄的笔下，这种不幸倒反有了某种讥讽的意味：用一只眼观察，目光比较集中，对各种怪诞现象观察得也就比较仔细清楚，分析得也就透彻。

这只独眼首先观察到的是人性的沦丧和道德的腐败。他每天傍晚从图书馆回家，总看见一个扒手在公共汽车上偷窃作案，他亲眼目睹扒手作案的全部过程，天真地以为，他那严厉的目光似乎足以起到一种警告作用。但那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并向他亮出生殖器，以原始动物般的兽性加以威胁。

他曾试图向警察报告，但得到的回答是，警察腾不出人到公共汽车上去，有很多的会议、宴会等等要去做保卫工作。扒手的作案反映了人性的沦丧和道德伦理观念的崩溃，而警察的无可奈何则揭示了社会的混乱以及法律的无能。

既然在当今美国社会，诸如此类的现象并不足为怪，连警察都不愿引火烧身，一个年迈的旁观者又奈之若何？

岂止是扒钱包而已，那冠冕堂皇的扒手就生活在赛姆勒的身边。他的女儿苏拉为了帮助他写一本《威尔斯回忆录》，竟从印度学者拉尔博士那里偷来一份题为《月球的未来》的论文，而赛姆勒对此却全然不知，却用它作为自己著书立说的参考资料。

这对赛姆勒那崇仰理性的纯洁心灵，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赛姆勒一向善于冷眼观察和严肃思考，但他终于预感到，不仅是美国，而且整个西方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不可避免的精神危机。他哀叹道：“美国……你在世界各处大肆宣扬，你是一切国家中最值得向往、最值得仿效的一个国家。然而，你却是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畸形世界。”

02

贝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可称作“摇摆者”，一如他的小说名字“晃来晃去的人”。

他们都是一个个摇摆不定的人，要么自我屈尊，要么就受环境所迫而从外部世界的激流中退回来，在地狱的边缘踟蹰，同时又试图理解这些东西，以得到恢复生活秩序和平衡的某种因素。

从约瑟夫苦心记载日记到赛姆勒一只眼观察社会，贝娄小说的一个突出主题是：人怎样在动荡的世界找到生存的立足点。

在贝娄看来，社会的现实是可怕的，人适应不了恶劣的环境，受到了痛苦的折磨。然而，人既不能逃避现实，又不能附和时代的疯狂；他既要生活于现实之中，又要独立于时弊之外；既要接受现实的制约，又要追求高于现实的某种希望。

他只能既放弃徒劳无益的反抗，又避免无条件的投降，在左右为难的困境中找到一条与现实和解，但是又保持着个人尊严的道路。

因此，贝娄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受不了社会对人的压力和制约，他们或是像马奇一样在外部世界走南闯北，躲闪逃避，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或者像赫索格和赛姆勒一样躲到内心的世界，在沉思中抚摸自己心上的伤口。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能找到真正的价值。

随着生活的发展，这些主人公都认识到现实总是充满了复杂的多样性，而超出了自己的生活哲学范畴，他们只能像一个饱尝辛酸的受难者一样，接受了多元化的世界，找到了在无可奈何的和解中保持着尊严的立足点。

对于这一切，贝娄又是怎样看待的呢？他的态度是极其悲观的，愤世嫉俗的，同时也是玩世不恭的。

他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态度是：苦闷——观察——探讨，进而向人们提出这些问题。但对于如何解决问题则显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他唯一可采取的态度就是：调侃、讽刺地批判。

1976年，在诺贝尔文学奖奖授奖仪式上，贝娄说过：“让我花点时间比较仔细地看一下这种痛苦:这在个人生活中是不安或近乎恐慌;在家庭中——对丈夫、妻子、父母、孩子来说——则是混乱，在公民品行、个人忠诚方面……是更加混乱。而且，随着个人不安而来的是全社会的困惑”。

确实，他已对这种种社会问题作了仔细的观察和分析，而且在揭示家庭关系方面，或者是在那丰富变幻的社会发展下对人的生存位置的探索，在当代的美国文坛是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但作家毕竟不是社会历史学家，他不可能仅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充其量只能通过一系列小说人物的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来反映这些问题。

就这点来看，贝娄这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洞察是十分深邃的，对各种矛盾弊端的概括也相当全面。这也是索尔·贝娄的思想明显高于他的同时代作家之处。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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