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在头上插羽毛？

羽毛，自古就是人类心目中一个美好、荣耀的物品。

相传远古时，人们在狩猎时，会将猎杀到的动物羽毛插在自己帽子上，以示成就和荣誉。

鹰羽冠头饰，是印第安人服饰的一大特色。不同的鸟羽颜色及佩戴方式，象征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情感状态。

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吕西亚人，将羽毛作为奖品插在帽子上，是荣誉的象征。

哈萨克民族的一种帽子上会插一撮猫头鹰的羽毛。这是出于对猫头鹰的古老崇拜观念。

印度尼西亚的巽他族，从医者以帽子上插着的羽毛数量，来代表医术的高低。

可见，在很多民族心目中，帽子上插上羽毛，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是一种荣誉，也象征一种地位和权力。

冠冕堂皇——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国之大事

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服饰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日益彰显。

人们逐渐将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宗教观念等文化心态，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的文化内涵。

随着尊卑贵贱的生产关系的分化，服饰成为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表现。

二千多年前的周朝时，制定了详尽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社会，安定天下，服饰形制被纳入“礼治”范围，出现了"望其章而知其势位"的政治文化。

从而，也成就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形成衣、裳、冠、履、帽、袜等服饰形制及等级制度，以“衣冠王国”著称于世。

传说黄帝“垂裳制天下”时就发明了冠。中国古代讲究衣冠不分家。首服，也称“头衣”，泛指裹首之物。

衣冠齐整才是完整的仪容，因而汉族有成人礼—男子冠礼、女子笄礼，也因而有了"冠冕堂皇"的形容词，也有了“顶天立地，从头开始。”的俗语。

“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历代王朝都把制定冠服制度作为安邦兴国的大事。

《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于是，冠象征着尊严，成为身份和官阶职别的标识。冠冕类适用于正式庄重的场合，配相应的礼服或公服。当冠而不冠即是“非礼”。

可见，在中国古代，戴帽子是一门学问，事关个人尊严荣辱，更与安邦兴国关联。

冠羽——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飘逸云彩

帽子上插上羽毛的服饰风俗文化，在古老的中国也概莫能外。

传说中炎帝神农氏的形象中，就是头戴鸟羽帽。

服饰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文化的表征之一，在其承载的文化符号中，可也映射了人与动物的亲密关系。

这些动物被图案化，用在穿用的服装上，并且成为国家服饰礼仪制度。

这和西方的服饰礼仪截然不同，是中国民族性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

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用鸟雀羽毛装饰衣冠。

实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就看中了产自赵国上党地区的鹖鸟。

鹖属鸷鸟，生性好勇斗狠，至死才罢休。

为了激励士气，赵武灵王下令将鹖鸟羽毛插在将士们头盔的两端。

《古禽经》记载：“鹖冠，武士服之，象其勇也。”秦王嬴政也认可这种方式，就将其定为制度。

汉承秦制，虎贲、羽林军等也都戴“鹖冠”。

《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

“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皆冠鹖冠，纱单衣。虎贲将虎文裤，白虎文剑佩刀。虎贲武骑鹖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云。

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

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当时剧组没能找到鹖鸟，于是用鸽子羽毛代替。

电视剧《军师联盟》里的服装颇接近史实。朝议时，文武分列，武官头戴鹖尾冠。

随着时代的发展，鹖尾帽逐渐被其它帽盔取代，但并未消失。

例如明武宗曾对将官赏赐天鹅翎，修饰冠服。

《明史·舆服志》记载：

“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

自唐至宋朝，做为头饰的巾角演变成帽翅，形成“乌纱帽”。

明朝官帽就是典型，顶上插有树枝状的翎子，称为“曵撒冠”。这种冠制也影响了古代朝鲜。

满清立国后，在满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充分吸取汉族政权的制度，确立了“顶戴花翎”的冠制。

顶戴，是官员戴的礼帽，俗称“顶子”。它分为两种，一是凉帽，一是暖帽。

凉帽，一般是夏天所戴，斗笠状，无檐，以藤、篾席为材质。外裹绫罗，多为白色，也有湖色、黄色。

暖帽，一般是冬天戴，周檐卷起，以绒、呢、皮为材质。多为黑色。

凉帽和暖帽的帽顶，都缀以红缨（俗称“红顶子”），饰以顶珠。

顶珠按照“九品十八级”的官员等级，以不同颜色、质地的珍珠宝石及金属装饰区分。

顶珠下有翎管，质地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俗称“翎子”。

可见，与明朝官帽上竖立的翎子不同，清代是将其拖在脑后，与辫子的方向基本一致。

另外，清代的戎装中有盔帽，盔顶正中竖有一根铁质或铜管，用于插缨枪、雕翎或獭尾。

清朝的顶戴花翎——冠羽文化的巅峰之作

与前朝冠服制度内涵一脉相承，清代冠服既是实用的衣物，又是区分封建等级、尊卑贵贱、官阶地位的重要标志。

《清史稿·卷一百三·志七十八舆服二》记载：

“凡孔雀翎，翎端三眼者，贝子戴之。二眼者，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之。一眼者，内大臣，一、二、三、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前锋侍卫，诸王府长史，散骑郎，二等护卫，均得戴之。翎根并缀蓝翎。贝勒府司仪长，亲王以下二、三等护卫及前锋、亲军、护军校，均戴染蓝翎。”

贝子，在清代早期泛指皇族的诸王、诸大臣，后来将第四等的皇族爵位称作固山贝子，简称贝子，爵位在亲王、郡王、贝勒之下。

额附是清宗室、贵族女婿的封号，嫔妃所生皇女封为和硕公主，品级同郡王，和硕公主的丈夫则为“和硕额驸”。

清朝的“翎子”分两种：蓝翎和花翎。蓝翎为鹖羽所做，花翎为孔雀羽所做。

鹖羽象征武士的英勇精神，自古有之。

孔雀象征美德、高尚，羽毛光彩照人颇具美感；而且明、清的官服“补子”上都有孔雀图案。

蓝翎，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羽毛所制，低级武官享戴。

花翎，有一眼、二眼、三眼之分，也即三个档次，三眼最尊贵。

"眼"即“目晕”，指孔雀翎上的眼状花纹，一个圆花纹算做一眼。

这个例制，如同汉代文官所戴的“梁冠”，“梁”的数量对应品级，数量越多则表明官阶越高。

花翎是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且原则上至少是满洲旗人。

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要在十岁时经过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享戴。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

翎子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

清代历代皇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簪越本分妄戴，也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

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但被罚拔去花翎则是严重处罚。

于是，常用于形容罢免官职的“丢了乌纱帽”，演变成了“摘去顶戴花翎”。

清朝的翎子最初为例戴，对身份地位有严格要求，也即工作服的佩饰。

花翎如此尊贵，因而一般官员可望不可及，充满了尊崇、向往。

因为功劳而获得花翎的第一人，则是有名的“海霹雳”施琅。

施琅本是汉人将领，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

他在福建水师提督任上攻讨台湾，立下奇勋，被康熙皇帝慷慨地授为靖海将军，封为靖海侯，世袭罔替。

然而，施琅“乞得如内大臣得赐花翎”。这个请求，招致了满清王公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但最终，康熙帝还是破例特旨赏赐施琅单眼花翎，“以开疆海外，削平僭伪之元勋，赏翎弗及、以泽延后世。”

从而，开了 “赐戴”花翎的先例。

于是，除了例戴花翎，皇帝可以开恩赐戴，这是至高的荣誉。

到雍正帝时，下令地方在各乡中选出资历深厚的老农，设为农官，授予八品顶戴花翎，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

然而，一些乡绅无赖，靠贿赂得到这个顶戴花翎，横行乡里。有的借此称自己为县“左堂”（因为县太爷为右堂），私设公堂牢狱。

于是雍正帝就下令将那些冒滥的农官革职查办，另选合适人选替补。

到乾隆帝时，对享戴花翎的对象稍加扩大，满人亲贵兼任内大臣或者具有显赫军功者也有资格。

于是，在乾隆一朝，有三个官员破例赐戴三眼花翎：富察·傅恒、富察·福康安，钮祜禄·和琳；

赐戴二眼花翎者，阁臣有尹继善、兆惠、舒赫德、于敏中、阿桂、和珅、孙士毅，勋臣有富德、伊勒图、海兰察、永保、觉罗吉庆。其中于敏中、孙士毅是汉人。

傅恒、福康安父子和和琳都是满洲旗人，出身世家名门，文武双全，立下了赫赫战功，成为重臣。因而被赐戴三眼花翎。

和珅，是和琳的哥哥，虽然很受乾隆宠信，却只获戴双眼花翎。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爵位不够高，尤其是没有重大军功。

而和珅的同僚、重臣刘墉则连戴花翎的资格也没有。而且刘墉的父亲刘统勋，贵为乾隆的左膀右臂，曾获赐孔雀花翎，但不久因罪革职，失去顶戴。

当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是汉人，而且没有重大军功。

到嘉庆帝时期，赐戴二眼花翎者，阁臣有保宁、庆桂、勒保，勋臣有明亮、额尔登保、德楞泰、那彦成。

从乾隆至清末的二百多年里，赐戴三眼花翎者共计七人，除了乾隆时的三人，还有萨尔图克·长龄、爱新觉罗·禧恩、徐桐和李鸿章。

可见，皇帝赐戴花翎尤其是三眼花翎还是挺审慎的。

萨尔图克·长龄是蒙古正白旗人，爱新觉罗·禧恩隶正蓝旗、睿亲王淳颖之子，两人都是道光年间重臣，并且立有重大军功。

徐桐是汉军正蓝旗人，同治帝师傅，用为重臣，后来也得慈禧重用。

李鸿章，众所周知，晚清名臣，受同治、光绪及慈禧太后重用。

徐桐和李鸿章做为汉人，能受赐三眼花翎，确属奇葩。与他俩同时期的 “中兴四大名臣”的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却无此殊荣。

从乾隆至清末的二百多年里，赐戴二眼花翎者稍多一点，有二十余人。

其中，彭承尧、王得禄是官阶最低的，以绿营将佐得双眼花翎之赐，宠遇优隆，一时间传为佳话。

花翎是尊贵地位的象征，尤其是三眼花翎，比黄马褂还高贵，更具含金量。

得之者，诚惶诚恐，倍感皇恩浩荡，感激涕零。

捐翎——冠羽崇拜走下神坛

赐戴花翎，在清朝官员的心目中是无上荣耀。

但它毕竟属于“臣僚之冠”，皇帝以及亲王、郡王和贝勒等宗室贵亲是不用佩戴的。

乾隆时，第六代顺承郡王（铁帽子王之一）泰斐英阿担任前锋统领时，请求赐戴花翎。

但乾隆帝认为“翎乃贝子品制，诸王戴之，反觉失制”，说郡王佩戴花翎有损体面！

宠臣傅恒则为其说情，说泰斐英阿年纪小，“欲戴之以为美观”。

乾隆帝才特批应允，并赐皇次孙今封定王者三眼翎，曰：“皆朕之孙辈，以为美观可也。”

于是，亲王、郡王屡有蒙恩赐者。

到道光时期，恩赏花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造玉牒、监修皇陵者，均因功被赏赐花翎。萨尔图克·长龄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受赐三眼花翎，连报功的使者也被赏赐花翎。

于是，花翎走下了神坛，逐渐消退了国之重器的尊贵色彩。

道光后期，国势衰弱，由于鸦片战争巨额赔款，国库空虚。

于是清廷四方敛财，大开捐官之门。广东富商伍荣耀、潘仕成捐数十万金，被赏赐单眼花翎，风光一时。

这是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所没有的殊荣。

于是，“捐翎”应运而生，捐银五千两可获得蓝翎，捐银一万两则能获得花翎。

不过清廷对双眼花翎、三眼花翎的管控还很严格。

到咸丰年间，内忧外患加剧，帝国大厦风雨飘摇，花翎的价位也顺势走跌，蓝翎为四千两，花翎为七千两。

之后，行情一路下跌。到清末，朝廷上出现了花翎普及的景象。

作家老舍的 《神拳》中则对此讽刺道：“我，头品顶戴，三眼花翎，给你请安啦！”

中国古代封建文化深厚，到了大清王朝则集其大成，登峰造极，“顶戴花翎”就是个缩影。

随着清王朝的衰亡，“顶戴花翎”也被新时代革了命，消失在历史烟尘中。

冠羽文化的延续

冠羽文化自古就有，是人与自然、人类与动物的亲密关系的映射，因而不可能消亡。

例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前几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的冠服，依然含有冠羽文化。

而且，冠羽文化在人类世界的许多领域留有影子及多种演绎：

在西方，至今保留有“feather in one’s cap”的短语，意即“帽子上的羽毛”，一语双关，指荣誉、成就、令人骄傲的事；

一些民族服饰至今保留有羽毛帽饰；

一些国家的军队、警察服装保留有羽毛帽饰；

厨师所戴的工作帽，以帽子高度表示技术级别的高低；

服装设计师也由冠羽产生灵感，很多时装周上也常有其身影，成为一种时尚元素。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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