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极具雄才大略的帝王，有着超越秦皇汉武的梦想，他重视边功，喜欢开疆拓土；大兴水利，重视农业生产；封禅泰山，热衷歌功颂德。而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大量的银钱。所以，使库府充盈起来，是唐玄宗最重视的一件事。

开元之初，唐玄宗抑制奢靡，崇尚节俭，千方百计省银子。但想要库府充盈仅靠节流不行，关键还在于开源，也就是增加赋税。

古代是农业社会，人口的多寡直接决定着政府赋税的多少。隋炀帝为何能开创那么大的雄图伟业呢？因为大业五年，隋朝的人口多达890万户，约5000万；而贞观时期，唐朝只有不满300万户，让李世民整日怅然若失；到睿宗时期，人口达到600万户，80多年增加了300万户；而到了开元末年，不到30年，唐朝人口就增加了240万户，达到了840万户，约4800万。

排除基数增长外，人口增长的幅度也远超以前，难道玄宗朝的妇女们都加班加点生孩子？

宇文融

其实是因为玄宗将民间隐匿的逃户大都检括了出来，仅此一项就多达80万户，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开元盛世真正的能臣：宇文融。

大唐盛世，为何出现逃户问题呢？这还要从均田制说起，均田制发端于北魏，是一种按照人口授予土地的制度。当时长期战乱，门阀大族把握着大量的土地与佃农，形成地多人少的局面，均田制的施行，使无田的流民与依附于门阀的佃农可以获得土地，成为直接受控于朝廷的自耕农。

这样一来，国家赋税大增，隋朝之所以富庶，就是受控于朝廷的自耕农数量达到了历史顶峰。隋末唐初，又进行了大规模战争，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使得这一措施在唐初也能推行着，但随着社会的安定，人口的增加，官吏的腐败，土地兼并日趋严重，自耕农普遍得不到应得的土地，但还得交纳相应的赋税，人民不堪重负，所以纷纷隐匿到偏僻之地开荒，成为所谓的逃户。这样一来，朝廷赋税缩水，兼并了土地的地主得到了好处。

开元之初，只是个八品县主薄的宇文融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及时上表玄宗，得到了玄宗的重视，很快提拔他为御史中丞，负责检括逃户。

面对逃跑的黎民百姓，宇文融并未一味采取强制措施，而是使用了较为缓和的手段，只要在规定期限内自首，农民就可重新成为编户齐民，回不回家乡都可以。而且，由逃户成为编户的前六年，只需每年缴纳1500钱，其余赋税统统免除。

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认可，不再过偷偷摸摸的日子，还有如此优惠的条件，逃户们大都满心欢喜的自首。于是，大唐赋税大增，库府充盈，宇文融也成为玄宗身边的第一红人，并两度拜相。

然而，这样一个为朝廷做出巨大贡献的能臣，历朝历代的评价却很差劲。《旧唐书》说他是“奸佞之辈，惟事悦人；聚敛之臣，无非害物”。也就是祸害百姓、聚敛财物，以取悦于皇帝的奸佞之辈。《新唐书》更甚，将他与奸相杨国忠归为一类，说他们盘剥百姓，取悦皇帝。

那么，为何这样一个既充实了库府，又给百姓实惠的能臣，会被历史抹黑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不符合儒家思想

封建时代，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士大夫们的崇高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财政、商贾，这些与银钱打交道的行当，历来为他们所不齿。所以，宇文融的行为被士大夫们所轻视。

其二，利益冲突

宇文融与当时的首相，也是文坛领袖的张说起了冲突。冲突的核心便是括户问题，张说认为括户严重干扰了黎民百姓的正常生活，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宇文融的括户政策，严重影响了张说等人的利益。

以张说为首的一派，并非传统门阀大族，而是武则天时期通过科举等方式进入统治集团的庶族地主，说白了，他们是最大的土地兼并者。武则天时期，为了稳固统治，对这一派人百般拉拢，对他们兼并土地放任不管，对逃户听之任之，促使了他们做大。

而宇文融的括户行为，维护了自耕农的利益，增加了国家赋税，就必然会打击这些庶族地主的利益。所以才引来张说等人的一致抵制。

不但朝堂上针锋相对，封建士大夫们还掌握着历史话语权，历朝历代，史书都由他们编纂，所以宇文融被黑的很惨。

所以，宇文融这样一个为国为民的能臣，变成了史学家笔下的奸佞之辈，聚敛之臣。

文：熊鱼自笑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