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非成业难，得贤难。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任之难。”得贤、用贤、任贤是成就帝业的主要条件。作为“千古一帝”，秦始皇雄才大略，“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扫六合而一匡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长达数百年诸候割据的局面，开创了国家统一的新纪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惊世创举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些彪炳史册功绩的取得，究其原因，除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之外，更关键的乃是秦始皇独特的用人之道。

公元前234年，秦王嬴政偶然看到韩非《五蠹》和《孤愤》，立刻被文章深刻的见识、雄辩的文辞所吸引。为了见到韩非，嬴政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因此遂派韩非出使秦国。嬴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但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便诋毁韩非，嬴政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送去毒药逼韩非自杀。嬴政后来感到懊悔，使人赦免他，但为时已晚。

因喜欢作者所写之文章而不惜大动干戈以获取其人，此事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充分说明秦王嬴政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虽然韩非子被谗害，没能直接为秦国出力，但从秦统一战争的战略部署和过程看，嬴政采纳了韩非的一些意见，并把韩非的法治思想奉为其统治思想。

嬴政对待人才不仅求贤若渴，而且能做到礼贤下士。他对顿弱的态度可以说是极其谦下的。顿弱富于谋略，长于辩论。嬴政亲政后想召见他，以寻求治国方略。顿弱提出了一个苛刻的先决条件:“臣之义不参拜，王能使臣无拜，即可矣。不，即不见也。”嬴政为了国家的利益，居然同意了。

当时秦王刚刚平定嫪毐的叛乱，顿弱进见后，便直言不讳地指责秦王不能威服六国，却滥施淫威于自己的母亲，实不足道。秦王听了十分不悦，但仍然向他耐心请教兼并六国的策略。顿弱见秦王居然忍住了恶骂，想必气度非凡，于是就提出了自己的方略:“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秦王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顿弱东游韩、魏，使他们的将相纷纷投秦;后来又北游燕、赵，使两国自相猜疑而杀了名将李牧，自毁长城;再后来就连齐王也来朝拜秦国，从而为秦灭六国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嬴政对尉缭的态度同样反映了他具有礼贤下士的品格。尉缭，魏国大梁人，其在吕不韦罢相后入秦，他向嬴政建议拿出巨资贿赂六国大臣，从内部瓦解敌人。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花费巨大，却能获得很大的实际利益。嬴政立即实施了这一建议。在接触一段时间后，尉缭以其敏锐的眼光给秦王相面，然后对同僚说:“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说完就逃走了。秦王得知后，立刻派人把他请回，并不因他谩骂自己而难为他，反而任命他为秦国的国尉。尉缭帮助秦军建立了一套新的军制，很见成效，增强了秦国消灭其他六国的军事实力。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能否正确对待有缺点错误的人才，是能否选准人才的一个大问题。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用人应当用其所长而不计其短，要善于容忍他人的短处和缺点，做到宽以待人，不能求全责备，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人才的作用。秦王政的用人之道就是如此。

公元前233年，燕、赵、吴、楚四国合纵组成一支强大盟军，计划进军秦国。此时，秦国因连年战争，国库空虚，民疲兵弱，盟军若入侵，对秦国而言无异是一场硬仗。于是嬴政紧急召集群臣及门客商讨对策。就在人人面面相觑提不出对策之际，一个叫姚贾的宾客从人群中走向秦王政，毛遂自荐表示，他愿意出使四国遏止他们攻打秦国的念头。秦王政对姚贾寄予厚望，给他车百乘，黄金千斤，并且赐予自已的衣服皇冠宝剑，壮其威仪，以示对他的器重。姚贾出使果然暂时遏止了四国联手攻秦的主张，不但如此，姚贾还与四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秦国争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嬴政此举，真可谓不计瑕疵，用人所长。

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领导者能否胸襟宽广，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有极大的勇气听取反对意见，是衡量领导者政治素质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决定领导者是否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嬴政不仅爱惜人才、尊重人才，而且善于纳谏，这也是他的人才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战国后期，六国对秦国的攻势已渐渐挡不住了，韩国为了消耗秦国力量，推迟秦对韩的进攻，把水利专家郑国作为间谍派遣入秦，以实施“疲秦”之计。郑国通过游说秦王，在关中兴建了浩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当工程尚在进行中，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由此嬴政对外来人产生了很大的疑心，怀疑其中间谍大有人在，便在宗室大臣的煽动下签发了“逐客令”，驱逐国中一切客籍人。李斯行至途中，给秦王上了一封措辞慷慨激昂的谏书，列举了客卿对秦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指出了客卿对秦国统一事业的重要作用。这封上书言辞恳切，精辟入理，深深打动了嬴政，乃收回成命，重新确立了秦国人才开放的政策。

伐楚时，嬴政问李信需用多少兵，李信说:不过二十万人。问王翦，王翦却说: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认为王翦老了，胆怯;李信年青，壮勇。便命李信、蒙恬将二十万众伐楚。开始时，李信、蒙恬两路并进，节节胜利。但不久便被楚军打败，秦军伤亡惨重。嬴政后悔轻信李信的话，亲自到频阳向王翦谢罪，说:“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嬴政一再谢罪，请王翦出来。王翦提出，若一定要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嬴政不仅答应了王翦的要求，出发时还亲自到灞上为王翦送行。从对王翦在灭楚问题上前后态度的变比，显示了嬴政所具备的知错就改的品性，这使他再次赢得部下的信任，肯为之卖命。王翦不负重托，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灭了楚国。

古语说得好:知错必改，善莫大焉。正是由于秦王嬴政能以一个政治家的广阔胸怀广纳善言，及时纠正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行，从而使统一大业得以顺利完成。刘向在《战国策》中指出:“始皇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把能“听众人之策”作为秦得以兼并诸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有道理的。

用人之道，不仅在于知人善任，而且贵在用人不疑。秦王嬴政对于已选定的人才，总能以宽容的态度重用不疑。这从他对李斯、尉缭、姚贾等人的安排上以及对他们行动的大力支持上可看得非常清楚——嬴政对每个大将也都非常放心，对战争随便指手画脚的情况是很少出现的。

正是秦始皇在用人方面有出色表现，使得一大批杰出人才聚集在他的身边，尽心竭力地为其服务。嬴政知道要实现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目标，从而达到权力的顶峰，就必须借助人才的力量。所以他特别注意广揽人才，唯才是用，用人不疑，吸引各国的有识之士，终于在人才引进上成功地抢在了其他六国的前面，从而为建立一统王朝奠定了人才基础。

战国后期秦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秦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实现了“灭诸侯、并六国”的目标，这与秦王嬴政实行重视人才、任人惟贤、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的人才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在统一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公元前221年秦军攻下齐国，至此，历时10年的统一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长达450年之久的诸侯割据混战的分裂时代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了。

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李斯、王绾、冯劫、蒙恬等人为这些措施的制定和贯彻落实，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如李斯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嬴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李斯还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整理部首，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作为标准文字。

总之，秦始皇从亲政起，到统一初期的20多年间，在用人问题上，他做到了任人惟贤，不拘一格，纳言不记其辞，从而使秦王朝呈现出了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繁盛局面。正是得力于众多贤才的佐助，秦始皇才得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一统王朝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不过，秦始皇在其统治后期，骄奢之心日盛，“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博士形同虚设，众大臣只能“受成事，倚办于上”。群臣为了保官，不敢说真话，“谩欺以取容”。他喜欢听颂歌，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日渐走上了“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的歧途。

从秦始皇用人政策的前后变化，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因此，在当今社会，国与国间，地区与地区间，其竞争最终将表现在人才的较量上。如何用事业凝聚人才，用机制培养人才，用制度激励人才，用真情感动人才，用环境留住人才，这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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