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鼎、和氏璧、随侯珠、兰亭序，是中国历史上几件亡佚了的著名国宝，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孜孜以求地探寻着它们的下落。其中和氏璧、随侯珠、兰亭序的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人们所争论的，只是它们的归宿和结局。九鼎在这些国宝中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鼎是真正的国之重器。然而对于九鼎是否真的存在过，始终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大禹铸九鼎一事，史料记载丰富详实，而且传承有序，是确定无疑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夏初铸鼎一事完全超出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后世帝王出于维护其统治这一政治目的的凭空杜撰。
在古老的中华文明中，鼎是最重要的象征性器物，从中华文明启蒙开始就伴随着中国历史一路同行。《史记·孝武本纪》记载：“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当黄帝战胜炎帝后，《史记·五帝本纪》又这样记载，“获宝鼎，迎日推筴”，《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而升仙。”可见，在人文初祖时代，鼎已经是被赋予了超自然色彩的重要器物，并与部落首领有了神秘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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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西周以来，就进入了礼法社会，礼制是人们一切行为的规范，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都必须遵循这一规范。而青铜鼎，就是这个礼法体系中最重要的礼器，它被用来沟通人神，是一个王朝不可或缺的传国重器。
纹饰精美典雅，造型古朴端庄，气势雄伟沉稳的青铜大鼎，是国家统一、政权集中的象征，是抽象的王权威严物质化的具体形象。一个中国古代政权可以没有庙宇宫殿，却绝对不能没有镇国宝鼎。所以在中国古代，一个政权的建立称为“定鼎”，而政权的更替叫做“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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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在靖康之乱后，宗庙颠覆，逃到南方的残山剩水间苟延残喘。这个小朝廷为了偷生，一切都可以苟且，哪怕是忍辱含羞地对金人称臣称侄，可唯独对鼎这一礼器不敢苟且。由于宋朝原来的祭祀礼器被金人掳去，而国家残破，财力凋敝，刚刚安顿下来的赵宋朝廷无力重新熔铸青铜鼎簋等大型礼器。可是正如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朝廷也不可一日无鼎，金兵的铁蹄虽然可怕，但没了鼎，政权便失去了精神上的凭恃，这令他们更加惶恐。情急之下，他们想出了变通之法，用陶瓷模仿青铜质地，精心烧制了一套大鼎，聊以自慰。
鼎除了是一种礼器外，还是一件神器，在华夏礼乐文明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古人认为，鼎上附着了各种神怪，拥有超自然力量，上天以这种力量来护佑王权。
当年周王室衰微，诸侯对王权起了觊觎之心。楚庄王在伐绒班师途中经过洛阳时，有意打听九鼎的大小和重量，显露了其野心。于是，周的宗室王孙满出来犒军时，对楚王说了这样一番话：“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的归属取决于君主的德行而不在于鼎的本身。往昔夏朝开始实行德政的时候，远方的人们把各种事物都绘制成图像，九州的首领贡献了铜，铸成九鼎，把各种奇形异状的神怪图像都铸在鼎上，万物皆备，让人民能分辨神和妖。因此，人民进入山川泽林时，就不会遇上邪恶的鬼怪。从而能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和睦相处，以承受上天的保佑。夏桀德行败坏昏乱，结果九鼎被迁移到商朝，经历了六百年。商纣王暴虐无道，九鼎又被迁到周朝。德行如果美好光明，鼎虽小，分量却很重；如果奸邪昏乱，鼎虽大，分量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有美德的人，总有终止的日子。成王把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天命所决定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减了，天命并没有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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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王孙满认为，王如果失了德，就有违天命，鼎上的神怪就不会再为他效力，上天将收回政权、另授有德者，但在天命未变时，政权不能更替。
王孙满这段话虽然强调“在德不在鼎”，其实却把鼎与道德人心以及神怪护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王如果有德，则能得到被鼎所承载的民心和神力的支持，否则，王权将被颠覆，这种观念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宋太祖立国后，因开封无险可守，就想把国都迁往洛阳，赵光义不同意，就对他说：“在德不在险”，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王孙满对楚王义正辞严的说教，强调了君权神授思想和天命不可违的观念，向楚王宣示了周室政权的神圣与合法。以后人们就将那些谋夺政权的想法和行为称作“问鼎”。
据《尚书·禹贡》记载，禹完成治水后，“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受到天下万民的敬仰，凭着立下的万世之功，禹建立了夏朝。又征发大量人力进入山林开采金属，熔铸了象征华夏九洲的九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国宝。九鼎在历经夏商周三代，传承了两千年后，突然消失了。其后两千多年，人们一直在寻找九鼎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找到，成了历史上的一桩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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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的失踪，导致了后世对它的去向以及它们是否存在过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夏初铸九鼎肯定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九鼎后来在战乱中被毁或者散佚了；另一种观点则反对这种说法，认为九鼎根本不存在，纯属后人出于政治目的凭空编造。
持肯定观点的人认为，九鼎之事在《史记》《左传》以及其它典籍上都有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是无可置疑的史实。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说：“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虽然他承认夏铸九鼎是传说，但没有否定此事，而且同意中国青铜时代肇始于九鼎。
《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
《史记·秦本纪》记载：“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
《左传·桓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逸周书· 克殷解》记载：“武王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乃命闳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墨子·耕注》中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开”，就是大禹的儿子“启”。
上述史料都记载了夏铸九鼎之事，虽然《墨子》的记载中认为是夏启而不是大禹铸的九鼎，但同样也确认了九鼎是铸成于夏初的史实。
支持九鼎真实存在者认为，此事史料详实，言之凿凿，因此九鼎之事确定无疑。而且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中国最重要的史书，司马迁秉持的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实录精神，其记载的重大事件许多已经被现代考古所证实，因此其真实性权和威性不容置疑。
由于史料记载丰富，使后人眼里的九鼎，形象清晰、传承有序。据《墨子·耕注》记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代代相传，清楚明了，然而秦灭周后，九鼎被掠至咸阳，此后就再无踪影了。
对于九鼎的去向，支持九鼎存在者分析其有三种可能。
一种观点认为，正如兰亭序有可能被唐太宗带入坟墓一样，九鼎也被作为随葬品埋入秦始皇陵了，将来秦始皇陵发掘后，九鼎必将重回人间。
另一种看法是，到周赧王时，王室的食邑丧失殆尽，已经穷途末路，只能靠借债度日，以至于债台高筑，九鼎被融化后铸钱还债了。这是清代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提出的观点。
还有一种认为，由于周室衰微，无力保护九鼎，而各个诸侯又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生夺鼎之争，周王害怕招来祸患，就索性把九鼎沉入泗水中，对外谎称九鼎失踪了。秦始皇得知后曾派了上千人去打捞，却没捞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泗水捞鼎事件。《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这件事：“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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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九鼎真实存在过的人认为，史料记载虽多，却都不可信。《史记》中对九鼎的记载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它史料就更经不起推敲了。
《史记·秦本纪》记载：“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可是《史记·封禅书》又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既然九鼎已经入秦了，怎么又会在宋国失踪？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把他们搬到宋国去的?宋是商的后裔，殷商又是被周所灭，周宋是世仇，周王即使要转移藏匿九鼎，又怎么可能藏到宋国去?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汉书·郊祀志》记载：“或曰，周显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沦没于泗水彭城下。”
按《汉书》所载，九鼎也是在宋国，既然在宋国，那么宋亡了，九鼎应该在宋地被掠走或者被毁，又怎么会沉到泗水里去呢？何况从宋都城太丘到彭城附近的泗水距离将近两百公里，在古代，拖着这么沉重的九鼎，走这么远的路，肯定步履艰难，行动迟缓。而秦王对九鼎肯定是势在必得，必然全力追索，宋人又怎么能躲开追兵，到达泗水？
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里是这样说的：“器谓宝器。禹贡金九牧，铸鼎於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馀八入於秦中。”
这种说法更不可信了，秦昭王既然得鼎入秦，应该向西走，怎么可能向东跑到四五百公里外的泗水去呢，岂非南辕北辙？
现在已知的，最早记载九鼎的典籍是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逸周书》，《逸周书·克殷解》中有这样的记载：“……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
然而更早的文献，如《尚书》，《诗经》等都未提及九鼎，而《尚书》是记载夏商周三代事件的最重要典籍，其中却无一字言及九鼎，岂不奇怪?
距离夏铸九鼎事件最早的年代是商代，而商已经有了成熟的甲骨文，但如今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中，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九鼎的记述。按后世文献记载，商灭了夏，从夏那里得到了九鼎。攻灭了敌国，摧毁其宗庙，并得到了他们的礼器，这是商人最值得炫耀的功绩，他们的史官本应该对此事大书特书，传诸后世，以光耀子孙，怎么可能不着一字？这足以说明九鼎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反对者还认为，现代考古成果也证明夏代不可能有铸九鼎之事。
大禹建立夏朝在公元前21世纪，如今发现的夏都二里头遗址比这个年代晚了三四百年。但从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非常少，而且工艺极其粗陋，比二里头更早的大禹时代又怎么可能铸造出纹饰精美、体型庞大的九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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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现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夏初尚没有文字，又怎么可能在九鼎上铭文呢？这些考古发现都无法支持大禹铸九鼎的真实性。
综合正反两种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禹时代不可能铸造九鼎，因为当时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无法完成这样的工程。
商代拥有发达的青铜铸造工艺，也有了文字，可以铸造形体宏伟、纹饰复杂的大鼎，也可以在鼎上铸铭文。但考古发现的商代贵族墓中只有单鼎，而没有成套的列鼎，妇好墓中的后母戊大鼎就是一座单鼎。
所以周灭商后，周武王不可能从商那里得到九鼎。因为直到周成王时，由周公制定了周礼，才规定九鼎八簋是用于天子祭祀的最高礼器配置规格，商代时周礼还没有出现，又怎么可能按周礼的规格来铸鼎呢？更遑论夏代。周代的文献之所以记载夏初铸九鼎并划分天下为九洲，那是因为周是夏的后裔，而中国人的祖先崇拜由来已久，周人当然要大肆称颂祖先的伟大，所以才比照周人拥有的青铜器铸造能力，以及周所推行的礼制，编排了大禹一统天下九洲，并铸造九鼎祭祀的宏伟壮举。
周礼能制定九鼎这样的祭祀礼器配置规格，是基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因为周代的采矿能力和青铜铸造工艺已经可以支持这样规模的工程了。其实在周礼制定完成以前，周武王应该已经拥有许多鼎了，这从当时的祭祀规模中就可见一斑。
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孝子鼎大师。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帅、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县首白畤，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
这段文字显示武王克商后，用商纣王首级来祭祀，同时又斩杀了商的大臣百余人、商的附属国国君四十人，还有他们的家臣等人一起用于祭祀。如果武王只有一个用来祭祀的大鼎，哪怕这个鼎比后母戊方鼎还要大，也盛放不了那么多人的头颅，因此武王那时已经拥有了一整套列鼎，而在大禹时代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这种能力的。
所以，后世文献中记载的九鼎，其实是周代铸造的，而非大禹所铸。支持夏初铸鼎真实性的人，分析了大禹九鼎下落的三种可能，大禹九鼎虽属虚妄，可是这种分析倒与周代所铸九鼎的可能去向有几分相符。
以秦始皇的贪婪，九鼎被他带进坟墓，遭到了与《兰亭集序》一样的命运，是完全可能的。虽然秦“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但九鼎是可以证明其统治拥有受命于天的合法性的重要器物，与传国玉玺一样，他为什么要销毁?但要证实这个推测，只有等待将来的考古发掘的结果了。
被融化铸钱还债的可能性也很大。当时周王已经被债主逼得躲到债台上去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债台高筑”一词还在世间流传，可见当年周王室已是走投无路，还有什么是不能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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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九鼎自己飞入入泗水，沉进河底一事最匪夷所思，因为这完全不合逻辑，只能说是一个神话，但史书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神话呢？其实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可以解释了。
刘邦起于泗水亭长，那里是他的龙兴之地，九鼎沉入泗水，说明他是天命所归，而秦始皇兴师动众地捞鼎却一无所获，说明秦朝已失天命。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汉朝史官，在他们所著的《史记》和《汉书》中出现“泗水捞鼎”这样的记载再正常不过了。所以，从政治角度看，“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乔治·奥威尔在他著名的《1984》中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然而历史事实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它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空没有痕迹，鸟儿已经飞过”，无论是“大禹铸九鼎”还是“泗水捞鼎”，是否真实，却都反映了历史上夏初从野蛮走向文明以及汉初结束战乱重新走向大一统的历史事实。
康德把形而上学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自然和知识的世界，一个是行动、道德和信念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和理性的。”九鼎的历史以及对九鼎去向的不同叙述，不正是如此吗？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幻象的，只有意志是真实的；认为真实的东西，是那些内在于我们的让我们拥有欲望和激情，并驱使我们去行动的东西。”任何对历史的人为叙述和解读，都是意识对客观历史的反映，所以从哲学意义上说，历史从来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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