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以包衣身份侍候爱新觉罗皇族总共长达约一个世纪，他们在后金的辽东时期先担任家奴，接着成功转型成在江南专门承办御用事物的织造，最终则以革职抄没之结局归于卑寒。

长期以来，关于《红楼梦》创作的史事背景与历史时代，学界有“索隐说”和“家事说”两大流派。但前者失之于“宽”，后者失之于“窄”。所谓“宽”，是指索隐派将此书作为有目的或有意识地影射某一事件、人物或“本事”的“比附”或“猜度”，其弊端是过于宽泛，各说各话，渺不相涉，有悖学术研究最基本的科学性和真实性；所谓“窄”是指考据派将小说作为作者曹雪芹个人或家事的“自传”来研究，将其限制在曹家一姓之内，将文学创作视为史事叙述，这无疑是对作者创作才能的贬低和广泛采撷小说创作素材能力的无视，大大降低了此书的“文学”或“小说”色彩。自从胡适开创《红楼梦》研究的“家事说”以来，为能更好地了解《红楼梦》的主题和情节，近百年间关于曹雪芹及其家族和祖先的史事，被铺天盖地地搜罗，几乎达到巨细靡遗的境地。令人诟病的是，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看来虽非低微至名不见经传，实际上却也非常普通的家族，值得我们投入如此多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研究吗？这个家族或这一类型的家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展？它对历史本体产生过多大的影响？难道这近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为了有助于了解《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情节、主体和创作素材？但是，如果从大历史的视角去看待曹雪芹们的家族，就是另一番天地。

立下大功的家族集团

曹雪芹这样的家族对明清鼎革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这场重大的历史转折具有重要意义。明朝末年，曹雪芹的先祖因明军战败，沦为满人的汉姓包衣奴隶，随后他们在满洲政权中积极发展，与居住在（或被掳掠，或自我投奔）辽东地区的汉人，共同构筑了满洲政权的强大基层统治力量——也就是史籍上经常出现的所谓“辽人”。由于他们自身是汉人又长期生活在满人统治下，故熟悉满汉两种语言、习俗和文化，且深获满人的信任。清朝在入关之初，由于亟须大量熟悉满汉双语且信得过的人士担任地方官，辽人应此时运在明清鼎革的大变局中，大量出任州县以至督抚封疆等各级地方官员，帮助满人站稳统治脚跟，在清初政权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如顺治一朝，辽人出任大清帝国总督和巡抚职缺约77%，布政使与按察使48%，道员34%，知府39%，州县正官21%。曹家就是当时随满人入关的800多个汉姓包衣家族中的一个，学界关于曹家的研究，不仅将加深我们对《红楼梦》承载和融汇的满汉等多元文化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化我们对明清鼎革这一重大历史变局的认识。

1644年，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奉年幼的顺治帝入主中原，并与他的另两位同母兄弟，开始了为大清朝底定天下的努力。多尔衮本人坐镇京师，命长兄英亲王阿济格和幼弟豫亲王多铎分别为大将军，挥师追剿明末起义军残部和明朝余部，平定中原和江南。其后，顺治六年多铎因出天花暴卒，次年多尔衮在出猎时猝逝，这时曾与多尔衮在多次斗争中失利的阿济格，意欲取代多尔衮的权势，却在最后的斗争中失利。阿济格遭削爵、幽禁、抄家，诸子皆废为庶人；八年，被赐死。九年，已故的多尔衮也遭清算，亦被削爵、抄家；先前过世的多铎亦遭牵连。从六年到九年，短短四年间，多尔衮三兄弟迅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真有点儿像《红楼梦》第一回所说的，“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在这期间，在地方任官的曹家也因政争其所属旗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曹家的家主正是被赐死的英亲王阿济格，旗主则是遭清算的多尔衮，曹家于是由原来的镶白旗改隶直属皇帝的正白旗，成为内务府三旗下的皇属包衣，意外地有了接近新权力核心的机会。其后，曹雪芹的高祖曹玺之妻孙氏被选为玄烨的保姆，曹玺本人则奉旨出任江宁织造，曹家自此成为康熙皇帝的亲信。曹家子弟或充当皇帝侍从或担任宫中侍卫，获授内务府的各种文武官职，创造了由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三代四人袭替江宁织造超过半世纪的罕见之例。

康熙皇帝的白手套

江南三织造在清代是内务府官职，且属肥缺，负责为宫廷办理各类御用和官用的纺织品。因其掌握江南的经济特权，故多由皇帝的亲信担任，实际上他们也是皇帝的耳目和密探，秘密侦查、探听和汇报有关官员和官场的各类消息，并为皇帝本人或皇家干许多见不得光的勾当，如购买童男童女或美女美男等。曹家虽自曹玺起于康熙二年至二十三年（1663年-1684年）担任江宁织造，但要到深受康熙帝器重的曹寅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奉旨继任父职之后，其家的声势才真正崛起。曹寅曾担任康熙皇帝的侍卫，并在皇帝身边侍候笔墨。正是这种与皇帝的特殊关系，曹寅不仅曾任督理盐课、铜觔和织造等重责，还多方交结并笼络江南的汉人士大夫，利用其融通满汉两种文化精髓的辽人优势，透过诗赋书画等艺文互动来缓解外来政权与江南士人的紧张与对立。

曹寅任江宁织造的二十余年间（康熙三十一年至五十二年，1692年-1713年），不仅是曹家最鼎盛的岁月，也是清朝消除入关以来的内忧外患，稳固统治根基，进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御驾亲征，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此役的决定性胜利，意味着清廷消除了帝国周边最后一支构成威胁的军事力量，内地各省封疆大吏和方面大员皆上表庆贺康熙成此千秋帝业。在此之前，清廷已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绵延八年的三藩之乱；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彻底结束明清鼎革以来南方数省和东南海疆的战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685年-1687年），经两番苦战收复雅克萨，并于二十八年（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清俄东段边界，使东北边疆再无战事。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

盛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成就千秋帝业的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曹寅不仅奉命在途中接驾，皇帝还驻跸其江宁织造府，曹寅的嫡母、当年康熙帝的保姆孙氏且获皇帝特赐御笔亲书“萱瑞堂”三大字。在康熙帝的六次南巡中，有四次由曹寅在江宁接驾。康熙四十五年，曹寅长女曹佳氏更被康熙皇帝指婚给平郡王纳尔苏并完婚，这很可能是第一位出身汉姓包衣之嫡福晋。这一婚事对扩展和提升曹家的亲谊网络产生了重大影响，因纳尔苏嫡子福秀娶永寿（明珠孙）长女，福秀妻的五位妹妹又分嫁傅恒、希布禅、弘庆、弘历、永；此前曹寅之妹嫁给讷音富察氏之傅鼐（官至刑部尚书兼理兵部），曹家于是与叶赫纳兰氏、辉发纳喇氏、沙济富察氏等八旗势族甚至乾隆皇帝等宗室成为远亲。四十八年，曹寅次女嫁给某侍卫（后封王）。这些姻娅关系让曹家因此攀鳞附翼，从所谓的“包衣下贱”跻身八旗上层社会。此外，随着在江南势力的根深蒂固，曹家还积极与苏州织造李家和马家、杭州织造金家等织造家族联姻，创造出类似《红楼梦》中“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家庭背景。康熙四十五年，皇帝命人传谕曹寅说：“三处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会参他。”而这恰与《红楼梦》中的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相呼应，正所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曹家的声势到曹寅时达至巅峰，其盛况正似《红楼梦》中所说的“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寅死后，曹颙、曹頫虽又相继接任江宁织造至近15年（康熙五十二年至雍正五年，1713年-1727年），但曹家已开始走向败落。康熙末年的诸王夺嫡之争，与雍正登基后的清算，无疑也是曹家走向败落的重要外部因素。由于江南三织造对皇室宫廷和皇帝个人的特殊作用，雍正即位后随即对先帝江南织造的旧班底进行清理，并代之以自己的亲信。雍正元年正月，任苏州织造长达30年（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的李煦，成为三织造中首位被整肃者，被革职，抄家，后被控党附八王爷胤禩，遭流放至死。雍正五年，任杭州织造二十余年的孙文成因年迈被解职，江宁织造曹頫亦因遭弹劾去职。被康熙皇帝“视同一体”的江南三织造至此全部换届。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当年曹寅用心经营的与八旗势族姻娅之亲，也多因雍正与允禵的斗争而遭清算。雍正四年，曹寅长女婿纳尔苏被以“在西宁军前贪婪受贿”的罪名，遭革爵、圈禁，实际上则因与允禵夺嫡密切相关。也是在这一年，作为“雍邸旧人”且当年与雍亲王“骖乘持盖，不顷刻离”的曹寅妹夫、曹頫姑丈傅鼐也因不愿对允禵落井下石，亦遭革爵、圈禁。此外，与曹家关系匪浅的叶赫纳兰氏（明珠娶阿济格第五女，其次子揆叙之孙女嫁曹雪芹的二表哥福秀）揆叙当年挟巨赀大力支持胤禩（明珠侄女惠妃之养子）、胤禟与胤祯党，揆叙次子永福还娶胤禟之女，长子永寿之妻更拜胤禟为干爹。雍正即位时，揆叙虽已先卒，但仍被清算，雍正帝自言与揆叙有“不共戴天之恨”，并在揆叙的墓碑分刻上“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等字，以昭永久。雍正六年，曹頫以骚扰驿站、转移家产、亏空帑项等罪名被抄家，并因未能如数赔偿四百四十三两二钱银子，被枷号催追。直到十三年十月因乾隆帝即位恩诏获宽免时，仍欠三百零二两二钱。曹家子弟如雪芹、棠村等且流散四方，正如《红楼梦》第五回所说：“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看尽人世沧桑且潦倒至死的曹雪芹及其亲长，或许就在此一背景下，起意从自己家族或亲友走过的这段波澜壮阔之历史当中，把较精彩的故事与人物铺陈为小说，其目的既非为名，亦非为利，只是希望能承载那些刻骨铭心的悲欢苦乐。曹家以包衣身份侍候爱新觉罗皇族总共长达约一个世纪，他们在后金的辽东时期先担任家奴，接着成功转型成在江南专门承办御用事物的织造，最终则以革职抄没之结局归于卑寒。曹家这百年的家族史，因受大环境的影响一直摆荡在满化与汉化之间，因而积淀出跨越满汉两大族群的特殊多元文化底蕴，更透过各种主属及姻娅关系，亲闻或亲历了清代初期几乎所有最重要之政争——顺治帝即位、阿济格与多尔衮兄弟失势、康熙末诸王夺嫡。这些在清初政争中真实出现过的悲剧身影，应对我们深入理解曹雪芹的创作理念以及早期读者们的阅读心态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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