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并不是错估了满清入关的决心，而是误判了满清入关的行军路线和速度，他以为清军会走老路线也就是喜峰口，也没料到行军这么快。所以看历史上大顺军去山海关的行军路线就会发现，一开始大顺军是向北走了一段，半路听到清军去了山海关，才临时改向东。不要说他，就连降清的吴三桂也料不到清军会走山海关，吴三桂一开始也是判断多尔衮会走喜峰口的，这样他就可以完美骑墙——看闯军与清军火拼，他从中取利。没想到多尔衮听了洪承畴的建议，急行军直扑山海关。这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的建议。顺军的战斗力和清军八旗差不多，吊打明军包括吴三桂。清军和顺军作战时候经常是反复对攻，明军压根做不到，何况除了山西河南的新降地区，顺军还是有陕西这个大后方的。大顺之所以失败，是本钱全丢在山海关，压根守不住北京了，只好一路撤退，然后各地反水，这没办法。别说李自成，袁绍在河北经营多年，深得人心，官渡主力大崩盘后河北都州郡多叛，无解。

深根固本的关键是难度很高，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比如石勒，他之所以很长时间不听张宾的意见流动作战是因为他流动作战可以有利则战，不利则走。而如果要深根固本就必须占地盘，占地盘则需要和敌人正面硬抗。他去河北后刚在襄国站住跟脚，就遭到了王弥全力进攻，而且有鲜卑段氏的大军为先导，一度打的石勒差点完蛋。非常侥幸的赢了。这还是当时刘琨因为有事而没有配合，如果刘琨无事和王弥联合起来进攻呢？只怕石勒第一回合就交了账本了。

李自成提出的政策是：各官罪甚者杀之，贪者刑之。据与大顺军接触的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记述：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办即夹。其输饷之标准：内阁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以下各以千计。勋戚之家没有固定数目，人财两尽而后已。追赃工作由李过与刘宗敏主持，具体执行追比的是各营中的佐官、军士。为了保障追赃工作的开展，大顺政府命人赶制夹棍刑具5000副，用之夹人，无不骨碎。凡是拒不缴纳或缴纳不及其数的，视为抗拒，立即施以夹刑，于是有夹于刘宗敏寓所者，有夹于各营兵官处者，有夹于监押健儿处者，有夹于勋戚各官之家者，有夹于路坎者。受刑的先后有800余人，约占在京官员的十分之三。在短短10天时间，共计得银7000万两。其中勋戚、内侍各占十分之三，百官、富商各占十分之二。

太平天国起义

李自成也是类似问题，他不是不知道深根固本的重要，但是刚攻克洛阳那会他兵力还不强，而明朝还有大军在积极筹划反攻，这会放弃流动作战就要和明军正面硬抗，一个不好就可能再次惨败。

等三围汴梁打垮左良玉为主力的明军后，已经具备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但是孙传庭的大军依然在关中虎视眈眈，而且汴梁被洪水毁灭，李自成立刻开始去襄阳经营根据地，但是还没等他搞出头绪，孙传庭大军出关中速败，李自成席卷关中，可以说转瞬之间就出现了经营西北的可能。

然后本来是为经营关中做屏蔽的进攻山西之战，没想到明朝完全瓦解，十几万明军投降，几乎是势如破竹的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时候你能说不打了我们回关中，大批明朝降军是因为你眼看要进北京才跟着你，一旦你露出颓势会怎样？而等拿下北京，满清马上要进关了。这中间经营关中的节点和时间在那里呢？李自成最大问题是，明朝从看起来还拥兵几十万的庞然大物到崩溃的过程实在是太快了……

我认为太平天国不差人才，但是因为宗教气氛浓厚，前期洪秀全被杨秀清打屁股却没办法，杨秀清又不能升级万岁，互相损耗，后来终于内部屠戮之后，洪秀全开始深宫作死，有能力的将领又不能取洪秀全而代之，整个系统不能升级，不能蜕变，自然就不能存活了。搞起义能成功的，中途都有差点覆灭的关键点，必须具备有执行力的组织结构、有集权才能挺过来，多头政治不亡才没有天理。刘邦于鸿门宴后依然威信不减；刘备惶惶如丧家之犬，人才依然不离不弃；朱元璋抓权力自然没的说；我党五次反围剿，因为权力始终徘徊变化，局面也时好时坏，最后几乎灭顶，不到遵义从此确立权威哪能从此化险为夷。

《史记》：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

《明末农民战争史》：杨士聪就说过，“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随意填注，半属未真。”后来清修的明史中也说，“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

洪秀全可不是傀儡，否则也不会一封诏书就能召回前线的韦昌辉秦日纲攻杀杨秀清了，又能杀掉韦昌辉，逼走石达开了，这些人始终受限于洪秀全的教主地位，难以取而代之。他的地位在太平天国绝不是杨秀清简单能取代的。但洪秀全是个奇怪的人，极度不愿意管理政务，而是更愿意沉迷虚幻的宗教世界，像教主更超过像一个皇帝，但他又极度不信任除了亲戚以外的任何人，这个人太难搞了。

关宁兵本质上就是正规军成了军阀，这是明朝中后期财政失败与军事失败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辽东李成梁，吴三桂代表的关宁兵只是辽东势力的延续和强化，即便是所谓的关宁铁骑，也依然是各种地方势力的集合，保留了明朝军制的各种弊端。吴三桂本人作为集团代表，早就脱离了个人情仇，一切都是利益，他要是违反集团利益，早就被手下做掉了。也正因为朝廷和关宁兵彼此依赖，一个要钱，一个要防线，导致朝廷消耗了巨量军费，关宁兵也越发强化了自己墙头草的地位。自古来来，做大事者毫不在意抛家弃子，有机会做大事者也只能把自己和手下的利益绑在一起才能共存共赢。

李自成的某些行为是明末社会各阶层对李自成的期望，李本人也确实偶尔会表现出顺应国家社会希望的态度。但其本人和核心集团的思维水平导致其根本无法承担甚至认知不到社会秩序的重建任务。这个集团称他们为政治势力我一直觉得有点勉强。他们更像一群跟着感觉走的流浪暴力团。李的集团中除了李岩找不到有过长期行为的人，就这个人在李集团中是不能被其他领导层接受的人，死在自己人手里。

李自成败就败在吴三桂身上，按照当时战争信息，女真族掌握燕长安大西情报根本很少，李自成的抽风操作，导致吴三桂反水，带去一大堆情报。试推导如果李自成在燕不抽风操作，稳住吴三桂。他就机会建立赋税体制，整顿兵马，先吃掉张献忠5年后再北伐堵住满达子，南下取南明。10年后稳稳大顺朝建立。

1看待问题不能忽视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在封建社会的生产水平条件限制下，先进的生产方式在时机充足的条件下必然取代落后的阶级。但没有充分的条件，即使有先进的思想也注定会被扼杀。

2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清朝与秦朝同是封建社会，其社会结构，集权程度也不能同等看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 个人不能代表阶级。属于哪个阶级得看其带领的队伍主要来源于哪个阶级，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朱元璋如果是和尚阶级（暂且有这个阶级），除非他所带领的队伍都是和尚。

4农民阶级的客观局限性注定只能破坏，不会建设，并可能迅速腐化，脱离其最初所属的阶级。为了建设政权在封建社会下仍要选择与拥有更强势力的地主阶级合作才能稳固政权。

农民阶层局限性仅适用于在近代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内，是和民族资产阶层、无产阶层共同来对比的。这局限性不是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的，古代只有地主和农民两个阶层，循环往复，除了农民就是地主，要说农民局限性就好像说地主起义就能成功。确实历史上除了刘邦和朱元璋外都是地主起义的，但是近代学说上农民局限性也包含了所有的地主和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北伐

国家成立后保证成功运转的制度需要设立啊，从军队上说义军入京后的所作所为，可是符合军队的性质保护了百姓？归根结底是军无军规，上级管理无方（当年曹操军队还会规避踩踏百姓的庄稼呢）这样的军队怎会有战斗力，你将领没本事，下面就是一堆流氓！，不就失了民心？。你要改变乱世统一天下，最起码要一支正规的军队吧，可你看你的军队如此，有才能的人怎么可能愿意跟随归与麾下，毕竟自身都难保呢，能不能有一番作为，起码小命要保住吧。就算你这样勉强建立了一个国家，你能指望一群大老粗去建立政治制度？什么都没有这个国家怎么可能长存。

是的，军事的胜利可以把政治上的不利转化为有利。清军一进北京城就把汉民全部赶到南边，同时颁布剃发令，总不会比李自成更得人心。而且清军也同样被迫用了姜镶、李成栋、金声桓这些降将，最后这些降将也背叛了清朝。奈何清比李自成和南明更能打仗啊。3大战役，萨尔浒一战基业开，松锦一战明已成必亡之势，一片石一战则天下定。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当陶吕夹逼之危，荀彧劝曹操舍徐守兖以固根本，魏武深然之

“长驱四野，飘荡掳掠，此盗寇之术，非帝王之略也。今降霖雨，乃天意示将军不宜留也。邺有三台之要，西接平关，四塞山险，因喉趁势，宜北徙而据之。伐叛怀德，河北既定，则基业不坠，天下莫敌矣。”——张宾劝石勒舍寿春取河北，稳固根基

李自成战败后本来是准备南下攻打南京的，可惜在九江被清兵拦截击败，被迫往西转移，在九宫山竟然遭遇伏击而死。这样一来东路大顺军失去统帅，只能被迫联合明军。但是却降于何腾蛟之流，以至于受制于人，连根据地都没有，形势急转直下。

说到底跟支持的力量有关。李自成起家的力量来自陕西底层，打到北京后，却并没有获得北京底层民众的支持，原因就在于李自成过于偏重他发家的陕西支持，所以他在北京搜刮的巨大财富实际上主要分给了陕西人，北京人看了能作何想？也难怪吴三桂带着清兵来的时候，李自成守不住北京跑回支持自己的陕西老窝，可陕西那点人够他干什么？

《爝火录》记载李自成所说的一段话：“陕，吾父母国，形胜之地。朕将建都焉，富贵归故乡，虽十燕京，岂易一西安哉？”

首要的问题是，他们给不了社会精英们政治道路，也拿不出维护经济利益的办法，又不能建立和巩固自己的资源组合框架，陷入无理想无秩序无方法的恶性循环。传统读书人代表的士绅们只看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阻止不了，也无法去融入，那就只好对着干。这是一种本能。

第一太平天国压制地主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的过度剥削，田亩制度没实施，但减租减息是确实推行的，这才有所到之地百姓从者如云的效果。第二太平军在天京事变前做到了禁绝鸦片和保持清教徒一般的军纪。第三太平军对新事物远比满清更为开明，从军事技术的引入到西方事物，洋枪化，蒸汽轮，外国雇佣军，包括资政新篇。因为本身就没有历史包袱。第四太平军比较重视生产，李秀成在江浙，石达开在江西，都很注重经营地方，江浙的丝业出口还来了个小爆发，比曾剃头一路屠杀总好些。第五太平军推行乡官制度，对比满清皇权不下乡，控制力更强，也算是为后世开了个好头。实际上太平天国虽然有畸形的政治体制和洪秀全这个大烂人，但确实算是改变中国的一次勇敢尝试。

太平军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的四路清军都不敢动，因为清军不知道河南的太平军往那个方向窜，现在你定都南京了，清军都能动了，反正你在南京有个靶子，只管往南京跑就对了。我个人觉得，原来旧秩序没有完全崩溃时，就该用流寇战术，四处开花；反倒是群雄逐鹿时，建立根据地才吃香。清军可以剿灭闯献，那是因为他是第三伙流贼，可以随便破坏旧秩序，反正砸的是老朱家的，自己坐了江山就不能这么干了。围绕在李自成周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集团都面临格局局限问题。这也可以说是当时整个时代、绝大多数大地主阶级代言人的格局。南明前期的连清灭闯，同样没拿清军当回事。现代人又何尝没有格局局限呢，现在不是还有很多人认为兵临北京城下的李自成仅仅是来裂土封王的么。凭心而论，李自成的胜利也并不容易，那是跟洪承畴、孙传庭、曹文诏、曹变蛟、左光先、左良玉、贺人龙等明末良将们当沙包挨打练起来的。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资治通鉴汉纪汉纪五十三》荀彧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三国志 武帝纪》

太平天国西征

工农兵是最广泛的群体，所谓精英阶层也是出自这个群体。任何一个不考虑最广泛群体利益的阶层只能自取灭亡。你口中的士大夫阶层，也是在垄断了乡间知识舆论对农民影响力的情况下才获得政治地位。更不用说，你口中的精英阶层在1840年之后丧权辱国屡战屡败一无是处，我不知道一个稍微有历史常识的人是怎么幻想需要尊重这么一批彻头彻尾的垃圾的。海外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所谓精英阶层早就失望透顶，西方政府更是对所谓精英阶层不屑一顾。而闹革命建国的那一批人，绝大部分也是出自所谓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只是因为领导团结工农兵，就成为你口中的流寇。可见，如果你在一百年前，在那个95%以上都是文盲，99%都是工农兵的年代里，如果还能成为所谓知识分子，也只能是被革命的对象了。

另外，知识水平的普遍提升不代表阶级上的普遍平等。以前95%以上是文盲，现在可能95%以上是小学以上，然而差异永远存在，只不过从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变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更不用谈以前的进士会理所当然的成为精英阶层，而现在的本科硕士博士几乎不值一提。无论社会平均水平怎么发展，永远有一小批人有别于他人成为精英，绝大部分人永远普通，阶级在可预见的将来里持续存在。所以，你看不起当年的工农兵，殊不知他们在阶级上是当年的99%，和现在的普罗大众依然是一致的。

所以，无论社会怎么发展，精英阶层想要维持统治，必须考虑最大群体的利益。当年是工农兵，现在是普通劳动群体，只要你不是现在的1%，你就是普罗大众，在相对阶级上和当年工农兵并无不同的人嘲笑当年的工农兵，殊为可笑。要想起事成功，他必须得有知识分子地主老财的支持！要维护它们的利益，最终所得的都是压榨小地主阶级普通老百姓。自成集团恰恰以维护无产阶级为重，焉能不败。这些平头老百姓懂什么东西？他们有什么人脉，自成连个娼妓陈圆圆都不舍得送吴三桂，哪是成大事的料。但话再说回来啊，这一切的一切，不管谁上台，老百姓就是一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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