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按：

在中国城市史上，武汉可以说是比较特别的存在，它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发展而来。在成为省会之前，汉口连县城都不是。汉口能够从市镇跃升为省会城市、九省通衢，靠的不是行政的地位，而是商业与市政建设的力量。

近代汉口不但商业十分发达，人口达到100万，且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罗威廉甚至以清代汉口为例，反驳了西方中心论的近代化模型。罗威廉评价说：“汉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封建社会晚期势不可挡的商业力量相结合，形成并维持着一个卓越的商业都会，一个代表着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而今天，瘟疫下的武汉的城市治理水平如何呢？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数。

下面摘录一节罗威廉的文章，与诸位分享——

在官方眼里，武汉三镇中最重要的，是武昌这座在清政府之下充作湖北巡抚和湖广总督驻地的古城。早期西方人对这座城市的认识，正如杜霍尔德（Du Halde）所概括的那样，断定它是“整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和与其他各省交往最便利的地方”。西方第一批来访者一致把这个筑有城墙的城市当做中国最壮丽的城市之一来称赞。但直到19世纪末，这个城市仍然被看做“围住的空地比居住面还要多”。这代表着中国城市用地的一般模式，也反映了武昌所肩负的典型的城市功能：特别重视对地盘的控制。

1883年，一个权威的西方作者把武昌描写成首先是“省里的官员、清军和有影响的文人们的居住地”。确实，它是一个完全由官场支配的城市。根据一个“老武昌”的报告，有48个政府衙门设在武昌，其中最大的是湖广总督府，据说它统治着大约5500万黎民百姓，它的几个机关雇用的职员远超过100人。作为行政中心，武昌也是三年一次省试的地点。每逢这样的考试，武昌城里就挤满了人，上万的士子们为了取得政府官员的品级都集中到武昌的大考场里来了。

汉口兴起之前的很多个世纪，武昌已经是华中主要的商业城市和行政首府，后来仍长期维持其重要贸易中心的地位。例如：1835年，天主教遣使会的M·鲍达斯（M Baldus，中文名安若望）神父在描写他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时说：“这个城市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它以商业和众多的船只而著称，这些船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除了商船无数、帆樯如林外，在这里，我们经常看到有1500至2000艘整齐排列的快船在专运食盐……武昌呈现出的面貌是相当令人难忘的。”安若望关于武昌港的描写，使人联想到即使在晚一些时期这个城市也继续发挥着长江右岸地区主要商业中心的作用。

然而，过了不到三十年，一个随同开埠代表团而来的英国人记载说：“武昌府……是一个大省城……但它同商业没有特别的联系。”在19世纪，武昌主要的商业地区是在城南被称为“金沙洲”的江心小岛上。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它曾经是盐船主要的停泊地，但动乱发生后，这一功能消失了。金沙洲曾长期充当省际谷物贸易的集散地，但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商税的日益增加，它也逐渐丧失了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把太平军起义后的武昌看成一个行政中心，它在本地区和全国的商业活动中仅仅保有一种次要的地位。

汉阳，这个在行政序列中居于三镇第二位的城市，是一个较小的府、县治所的所在地，四周围绕着厚实的城墙。它的行政职能在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里虽然仍旧完好地保留着，但已处于衰落中。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或许还要往前），汉阳在江汉汇合处的贸易中承担着主要的角色，可是它这种甚至超过武昌的商业功能，被后来居上的汉口取代了。

早在清初就已传到欧洲的报告指出：汉阳“不在法国拥有最多人口的城市之下”。但最先在19世纪中叶来到这里的欧洲访问者发觉它太令人失望了。当然，那时汉阳已遭受数年的反叛者与清官军之间战事的摧残。然而即使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这个县城也不过是“一个富于贵族气息的、清静的地方，住在那里的主要是官员及其随从们”。1861年，一位刻薄的采访者则直率地把它描写成“无足轻重之地”。实际上，由于汉阳的行政与商业作用都很平凡，它在太平天国战后的衰落历程比它相邻的两个地区都更长一些。直到19世纪90年代张之洞把它选作钢铁厂和兵工厂的地址时，它才重新展示出真正的城市活力。

这就是与汉口一起共同组成华中的那个内地大都会的两个城市的情况。在整个清代，这三个城市通常被合称为“武汉”，这个名称后来就成了今天三镇组合的武汉市。在地方行政系统上，武昌是特殊的（它与汉阳、汉口分属不同的府和县），长江天堑把它与另两个城市分隔开来，滔滔洪流，江面约1100码。摆渡联系着长江两岸，但并未带来人才、劳动力或城市文化的有意义的相互交流与渗透。

直到1914年，一份地方史料仍然记载说，汉口和武昌二镇“往来至为不便”。汉口与汉阳之间的关系要密切一些，可是，也许由于汉阳的无足轻重，或者是由于汉阳的地方主义与汉口的世界主义之间的鲜明对比，两者还是表现出显著的区别。汉水虽然不宽，但过河极不方便是人所共知的。甚至到20世纪初期，当地官员还抱怨说从这个县治送一封信到汉口，通常一天之内还不能往返。显然，1890年后的工业化为这三个城市的社会意义上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19世纪的汉口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与它相邻的两个城市更好地联为一体的话，那么，在它没有环城城墙的岁月里（很长时间如此），它也很少与周围农村维持应有的联系。不管有无城墙，这个城市的面积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两边临江（长江与汉水——译者），另一边是筑有堤防的玉带河。尽管沿江、汉地带的人口比朝向陆地的那边稠密，但人口密度并不是自江边向陆地逐渐减少，而是引人注目地陡然下降。玉带河外面是一些主要由勤快的城里人培种的菜园子；再过去则围绕着一大片少人居住的沼泽地，叫做“堤外”，这里与鳞次栉比的码头区相比，显得非常冷落。通过唯一的一条路越过这块沼泽地，就到达较为繁庶的叫做“黄花地”的地方，人们开始遇到农民的村庄。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汉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隔离于其紧挨着的内地，其布局受到其市镇功能和复杂的人口来源的制约。

汉口存在的理由是贸易，一种特殊类型的贸易：它是货物转运中心，并通过市场机制对国内物资的流通进行宏观上的调控与管理。一部清初的中国商业指南把汉口说成是“整个清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美国观察家们则逼真地把汉口在中国商品市场上的地位（以及在大陆上的位置）同芝加哥对应起来。1861年被派来开辟这个商埠的英国使团报告说：“这个城市不仅在外表上看来是个适宜居住的地方，而且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正像一般人所猜测的那样，是中华帝国的大商业中心……来自中国各地的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里大都可以看到。”在其后的岁月里留住于此的传教士也说：汉口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

还有人用这样的话来概括它的作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汉口是东方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里的国内商人，不仅来自湖北省各地，也来自数百英里远的所有相邻各省，而且后者在不断增加。它是外国商人和国内商人在华中的会合处，是一个极好的交易中心，是中国的国际化都市。”

（摘自罗威廉（William T·Rowe）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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