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帝国的奴隶们

和加纳帝国一样，马里帝国也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马里帝国社会制度具有奴隶制的性质。它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奴隶劳动的。而且长途贸易的发展又巩固和促进了奴隶制。因为贸易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解决这种需求的最迅速有效的办法是实行奴隶制、特别是在有看丰富奴隶来源的社会里。加上南方地区密林广布且有萃萃蝇，畜力难以使用，对人力及奴隶的需求就更旺盛了。

马里的奴隶来源主要靠军事掠夺，掠夺的对象是南方古尔语族的部落，这些部落的以原始的小氏族公社形式分散在尼日尔河上游和塞内加尔河上游地区，相互间很不团结，只要自己氏族不被掠奴军队光顾，他们就看着邻居被劫走而无动于衷。多少世纪来,他们一直是北曼丁戈人掠获奴隶的来源地。北曼丁戈人的军队经常把整个村寨的古尔人掠为奴隶，而后将他们迁到遥远的地方,组成奴隶村落。奴隶的另一个来源是卖身为奴，马里人由于犯罪、欠债或穷困而被卖身为奴。十四世纪伟大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游记中提到,马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奴隶,也能买到女奴。

事实上欧洲人从西非各个酋邦和王国购买来的奴隶也是用这样的手段掳掠来的

当时奴隶劳动广泛使用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方面经济组织中,主要使用在农业上。农业奴隶被编入奴隶部落，安置在“新村”，有监工管理,每户奴隶每年须缴纳四十肘(土地面积，肘约半米)地的收成为贡赋。奴隶村落一般穿插分布在自由民村落之间,实行内婚制，法律禁止“奴隶部落”的男奴娶部落外自由民女人，以防奴隶通过婚姻关系为后代取得自由民身份。

使用在手工业的奴隶部落，有的专门从事铁匠，这些奴隶每年每户必须向奴隶主供应若干支梭标和箭。

奴隶在商业上主要用作搬运工，除背负（或头顶)货物(如食盐、铜、铁等），还须背负主人和商队卫士的口粮。在交通极其不便，驮商因萃萃蝇流行而无法饲养的热带地区，奴隶的数目直接决定商帮的规模。在矿业上使用奴隶的规模可能是最大的，伊本·白图泰说，在铜城塔开达，从采矿、运输矿石、冶炼到加工成铜锭，这些工序全是由男女奴隶干的。从马里帝国铜价十分低廉可以推测当时使用奴隶开采、治炼铜矿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至于金矿开采是否使用奴隶，至少在南方的布雷金矿区不是使用奴隶生产的。史料表明，每当曼萨穆萨企图征服和直接统治南方的布雷产金区，黄金产量就大幅度下降。国王只好满足于在该地区征收以黄金交纳的贡赋，以控制商路的方式来控制黄金的销售。阿拉伯史学家奥马里在1340年曾指出,马里曼萨不愿采取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手段来促进国家的团结，担心由此会失去农民和金矿工人的传统忠诚。国家也要依靠他们取得黄金财富。此外，马里地区金矿矿脉分散，单位储量小，品位低，采矿采取淘洗含金的冲积层的方法。因此，最有利的生产方式是利用闲时期的闲散的农民劳动力来淘洗金沙，如果使用大批奴隶集中生产反倒无利可图，因此马里国王只好用北方奴隶生产的铜来换南方自由民采集的金沙。

时至今日，西非的很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开采金砂

除了用于农工商业，马里社会有着颇多的家庭奴隶，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马里时期，整个曼丁戈语族在很长时期中都普遍存在豢养家庭奴隶的习惯，而且还让奴隶渗透到氏族和家族组织的结构中去。马林凯人家庭奴隶不仅用于家内服务性劳动，也用于田园耕作、手工业生产和经商活动。

马里帝国的奴隶“结合”到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父权制家庭公社中有几种形式：一是奴隶成为“养子”、“养女”；二是女奴隶成为一夫多妻制中的配偶来源（上层的妻室多至数十上百)；三是多数成为一般的家庭公社成员。后者受到氏族纽带关系的影响，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身份，第一代奴隶通常是掠获来的(或向掠夺奴隶的部队购买)，可以随意买卖，真正属于“有体动产”(chattel),而这些奴隶的子女不再是完全奴隶(第一代称“家生子”)，不可买卖；第二代称“不完全平等者”；第三代称“灶下仆人”，进入内室完全从事家内劳动；第四代成为“自由人”，但仍与原来主人保持依附关系，并固定在土地上,继续向主人缴纳一部分收成，作为“贡献”，实际上已成为农奴。看来，在马里帝国末期已开始了逐渐形成农奴阶层的漫长过程。

马里帝国的不断向外扩张，可能是马里社会自由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自我调节行动。马里帝国受当时生产力不够发达的限制，在一定国土面积内只能有一定数量的自由民，当自由民超过一定数量的比例(第四代奴隶的后代不断加入这个队伍），为了不使本氏族一些自由民变成奴隶,便进行扩张性的移民。到了新区(马里帝国的首都随之而几度迁移)，把周边地区处于原始公社阶段的落后居民掠为奴隶，形成新的“奴隶部落”。于是,帝国又重新获得了一股新增加的力量。当帝国和它的属国不愿或不能彼此削减生产所必需的地盘,而帝国的军事力量又不能胜任开疆拓土的任务时,帝国的衰落时期就到来了。所以，马里帝国奴隶制社会矛盾的特点，不是表现为自由民内部分化而形成的尖锐对立，而是表现为它同周边民族(一般是落后民族)的掠奴和反掠奴的斗争。充斥于帝国史内容的南征北讨便是这些社会矛盾的反映。

在桑海帝国取代马里帝国的西非霸主地位后，偏安南疆的马里王国活动范围主要是马林凯人生息之地，它失去对撒哈拉长途贸易商道的控制，也失去源源不绝的奴隶来源地。这既使马里奴隶制丧失活力，也使它不可能向南方商人提供采金奴隶和搬运夫。其结果使阿肯等矿区的黄金贸易由北部转向南方沿海：每年供应葡萄牙价值10万英磅的黄金。葡萄牙人从贝宁和尼日尔河三角洲贩来奴隶供应内陆商人，取代了马里的特殊经济地位。失去奴隶丰富来源的马里社会，进一步加速了奴隶的农奴化过程，封建剥削形式益趋发达。

马里的各项制度

马里帝国对自己统治的核心领土实行中央集权制。全国的政权和兵权都在曼萨个人名义下由中央节制。国王拥有行政和司法的最后否决权。中央和地方官员都由国王任命，全国由一个中心区——曼丁戈行政区和三个外围行省组成。各省之下又分十二个行政管理区。在征服地区各臣服王国中,设置监国使臣“斐尔巴”；城市则派市长，称“莫赫里夫”，农村地区由称为“柯伊”的部落首长负行政责任。国王在宫廷和行政机构中,多使用绝对忠于自己的奴隶或释放的奴隶，任命他们为要地(如瓦拉塔)的督抚，以加强国王对抗那些觊觎王位的世袭贵胄的力量,使上层行政系统完全听命于国王，不受王族宗派集团的控制。但倘若弱王在位,大权便旁落于奴隶总管手中。这些措施虽未能解决封建夺权之争，但终马里之世，王权大部分时间都在凯塔家族手中。

马里帝国对其属国采用的是一种奴隶制经济基础上的军事封建国家体制。曼萨严格控制属国和归顺民族的统治者,或将其首领留职朝廷，例如将桑海王族羁留朝中任职；或将属国君主的世子留居京内充当人质。此外,还派遣直接代表国王的驻扎官驻各地，监督地方势力。马里中央政府把战败的部落和王国分区羁縻,或派王族去充当统治者，或从战败者中擢升效忠者为统治者，形成封国和藩邦林立,中央和属国的从属等级关系十分严密的网络。这些封国和藩邦在马里帝国中央统治力量强大时,按规定纳贡(黄金、奴隶或其他特产)、朝觐，起了拱卫主室的作用；当中央力量因内证而遭削弱时，它们便率先叛离，或拥兵自重，成了分裂、瓦解帝国的力量。

为了保证商路的安全以及维持地区霸权

马里国王竭尽财力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全国有9万步兵分驻要地，控制全境商路。骑兵历来是西苏丹军队的主要打击力量，国王不惜巨资购买北非阿拉伯良种马，建立一支精悍的万人骑兵队。马价昂贵限制了私人骑兵队的发展，有助于国王维持骑兵队的绝对优势。

马里帝国的具装骑兵

马里帝国一贯重视发展长途商业贸易。它的国土紧靠尼日尔河使它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主要城市兴建在两岸谷地。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的商队和船队都以尼日尔河沿岸城市为集散地。从突尼斯、埃及南下的阿拉伯商人云集于加奥市场。每年跋涉在中央驼运商道上的骆驼不下1.2万头。国王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进口货如马匹、金属等拥有控制权。商业贸易的兴盛首先给国王和贵族带来巨大收益。国王对进出口各项贸易开征税捐,名目繁多，规定产金区以金沙交税，罕见的天然金块一律按例上交国王。黄金源源流入国库，再经阿拉伯商人之手运到北非和欧洲出售，支付宫廷的庞大开支。由于十四世纪马里黄金的开采和大量输入欧洲，欧洲多数国家一度以黄金为主币和本位货币。

跨越撒哈拉沙漠的商路

马里帝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获得显著发展。从事农业的农民和“奴隶村落”种植蜀黍、高粱和稻谷，也饲养牲畜。农业技术来取粗耕轮作，基本生产工具是锄(达巴)。他们生产的剩余产品供应正在发展中的城市，由奴隶运往市场。有些农产品也长途贩运，如南方柯拉果运往普遍嗜好此种果品的北方地区；蜀黍和高粱从尼日尔运往内陆三角洲，大米从冈比亚运往廷巴克图、瓦拉塔和塔加扎盐区。

柯拉果，具有提神功效

手工业分工较细，锻铁、木工、皮革、纺织等都形成专门行业。随着伊斯兰教传播到西苏丹各地。延巴克图和杰内拥有众多织工和裁缝作坊,成为纺织手工业中心。马里纺织品以其特有的热带风格图案风靡阿拉伯国家。

西非的古法炼铁

马里基本产品的多样化活跃了地方贸易。在发达地区，商品经济初步形成。北方（萨赫勒地区）牧民从撒哈拉运来食盐、皮革和牲畜，到农业区换取谷物、纺织品和其他农产品。以食盐为中心的贸易把撒哈拉、萨赫勒（干草原）和萨瓦纳（稀树干草原）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域联系起来，使农民和牧民建立了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这对马里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南方居民普遍从事农业，除个别地区生产黄金和柯拉果外,地理条件相似，产品大致相同，缺乏促成大规模经济交流的因素。北方牧民商队害怕萃萃蝇危害驮畜，一般不到南方萨瓦纳地区的内地。在无处不去的迪奥拉商人活跃起来以前，南方各地区之间没有频繁的商品交换，尚未形成地方贸易网，自然经济仍占优势。

陶代尼产盐区出产的盐板，这个地方今天仍然出产着大量的盐

马里帝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虽然长途贸易有着重大意义，但它主要具有对外贸易的性质。阿拉伯商队从马里往北运的主要是黄金,商队用来交换黄金的各种商品才与广大居民发生经济联系。所以长途贸易路线都是南北向，很少东西向。与此相应，马里大商业城市也多半在北方，同国外的贸易联系多于同国内的联系。有些远离商路的地区，商品流通有限，不但与国外贸易无缘，就是同国内其他地区也少有商业往来，继续处在自然经济支配之下。因此，尽管马里帝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国内经济也有所加强，但从帝国整个辽阔幅员来看，统一的全国市场却未形成。马里帝国经济的另一特点是，贸易虽然相当发达，却没有统一使用的货币。马里盛产黄金，并未自铸金币,在个别市场上使用的却是阿拉伯的金第纳尔，这说明有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只处于萌发阶段，也反映马里国王对黄金销售的绝对控制。伊本·白图泰曾提到十四世纪中叶马里使用玛瑙贝作为等价物，有的地方1150个玛瑙贝可换1个金第纳尔。但玛瑙贝也没有成为马里帝国的单一等价物，而是同其他一般等价物,如铜环、盐棒、布帛同时使用。

玛瑙贝

玛瑙贝当时流行范围还很狭窄，只流行于加奥等地，甚至廷巴克图、杰内等商业发达城市，直到十六世纪初才使用，而在塞内加尔、冈比亚等西部地区一直未曾流行,许多地方仍是以物易物，或是以自然物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为主。这反映真正的完全的商品生产尚未出现。

马里帝国在西非历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使西非中心地区的经济和政治获得显著发展,超过加纳王国时期的水平,而且创造了灿烂的西非中古文化,表现出非洲人民的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正如研究西苏丹史的英国史学家博维尔所说的：马里“帝国无论从幅员或者财富来说,在纯粹非洲式国家历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这个帝国是黑人的政治组织才能的突出的范例”。这个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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