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奇特的演变过程。那就好像一个人踩在脚底下的土壤，正不断被冲刷流失。”

纳粹在欧洲文明心脏地带的崛起，是20世纪具有重要警示意义的事件。借助于众多的作品，今天我们对这一进程的相关事实已有充分的了解，也知晓了这一潮流得以兴起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根源。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普通德国人是以什么心态与纳粹体制共处的？面对纳粹政权日益伸长的触角，他们如何顺从地接受了这一切？为什么在纳粹掌权前曾有那么多的反对者，后来他们却听任纳粹肆虐，见不到任何反抗？

这样一些涉及时代氛围的问题，唯有那些亲历者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当然，这还需要这些亲历者足够敏感，最好他对纳粹的事业始终保持着距离，却又不得不与之周旋，甚至在开始阶段还保留着一些自己可以不受打扰的幻想。这样的亲历者对有毒的异味在空气中的弥散过程会有最深的体会。

赛巴斯蒂安·哈夫纳（1907-1999）是德国人，为了逃避纳粹统治，与身为犹太人的未婚妻一起移民英国，成为一名报纸记者，著有多种关于近代德国史的著作。1954年返回德国

赛巴斯蒂安·哈夫纳恰好是这样一位有“发达嗅觉”的作家。他是20世纪德国最负盛誉的政论家，在纳粹兴起时处在从少年走向社会的最初阶段。他是纯种雅利安人，如果他的野心和虚荣再稍稍放大一些，压倒他对另一些价值（比如人道、个性、尊严等等）的信念，那么纳粹的上台对他是个良机，事实上他的许多同龄人已经跃跃欲试地加入了新体制，期待一显身手。但他却选择了流亡，先是在国内，在精神上与时代洪流拉开了距离，然后是肉身的流亡，1938年他到了英国，从此离开祖国。

这本回忆录正是作者在流亡途中写就的，看得出来，德国所陷入的状况让他极度震惊。更糟糕的是，他感到这一切并不能从现有的观念世界得到解释，如他所说，人们的空泛讨论反而像帷幔一般只起到阻挡视线的作用——感谢这一点，他才没有过多依赖概念理论，而是切近观察他的同胞，同时也返回到自己的内心，剖析自己的心路历程，从而为我们揭示了一种顺从的心理学：在突如其来的强权之下，顺从是如何实现的。

从纳粹的源头说起，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纳粹运动的主体并非经历一战的老兵，而是在一战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少年。当日的军国主义氛围塑造了他们在人生最初阶段的梦想和憧憬，而在他们成年后，纳粹学说的吸引力、简单性，以及对狂热行动的渴求正好与他们的幼时愿望合拍；相比来说，亲历过战争的老兵则往往爱发牢骚、更多挑剔，虽然其间也有希特勒、戈林这样的例外。此外，在和平的1920年代，民众在体育竞赛的热潮里找到了战争的替代品，继续培育着自己的民族主义热情，作者从中看到了它与纳粹激起的情感的连贯性。

哈夫纳认为魏玛共和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是纳粹扩张的一道屏障

但德国并非从开始就从属于纳粹。作者讲到在1920年代后期，在最优秀的德国年轻人中出现过新的理想主义，社会变得包容、开放、自由，阶级的差别、两性的隔阂都逐渐被人们置于脑后。只可惜，这一切旋即被后来的乌云吞没。在政治人物中，也有具有领袖魅力的、正派的拉特瑙，作者相信他是纳粹扩张的一道屏障。也正是因此，他的被刺杀让作者深感震惊，他意识到某种鄙俗、残酷的力量在这一刻成为了历史的创造者：“真正恐怖的事情就是，用这种简单得可怕的方式即可创造历史。显然，未来并不属于像拉特瑙那样的人物——必须努力充实自我，使自己具备非凡特质；反而属于像张三、李四那样的货色，只需要学会开车和放枪就够了。”

那么，当纳粹兴起之后，那些反对纳粹，或者至少起初不支持纳粹的人，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他们为什么对权力的不断侵入，表现出那样的顺从？

作者自己就是一个实例。他不讳言自己一开始就拒斥纳粹运动，他把这归功于自己拥有的一种良好的精神上的嗅觉，“我的鼻子对纳粹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判断，使我根本就懒得表示，在它伪称的目标和意图背后，到底还有多少东西是值得讨论的，或至少是‘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因为那整个东西再怎么闻就是不对劲，我马上可以确定纳粹是敌人——不仅是我个人的敌人，也是我所珍惜的一切事物之敌人。”

1933年，希特勒被宣布担任总理。站在他右面的巴本，左面是戈培尔

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被宣布担任总理，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这种时候他所做的，却是努力说服自己事情不至于发展得那么糟糕：你看这个政权不会得到人民支持，因而它无法长久；你看它只能在政治表层搅起波澜，而无法延伸到日常生活，所以虽然公共生活不如意，但我个人还可以维持一种不受触动的生活……然而，这里的两个愿望都落了空。

不管最初支持者有没有占到多数，随着纳粹掌握权力，他们开始用大规模动员的方式胁迫民众接受了自己。一次又一次的群众游行、起立、欢呼……，那些不情愿者和反对者只能混迹其中，与群众一起做同样的动作和呼喊，才能保证安全。久而久之，人们的心理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这起初还出于畏惧，可是一旦同流合污以后，就不再有人愿意回想起‘畏惧’这档子事——到底那不是很光彩，而且会让人看不起。结果，人们连心中的观点也随之而改变了。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获胜的最基本心理因素 。”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其他派别政治精英的怯懦、涣散和背叛，使追随他们的群众大失所望。纳粹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当纳粹把万字符号压印到德国群众当中的时候，并没有遭遇阻力，也就是说它压印的对象并非有形状的固体，而是缺乏固定形状的软面团。”既然不存在有组织的反抗，事情变得清楚了，只有施害者和受害者两种角色可以挑选，前者无疑更稳妥：“于是出现了一种没头没脑的飘飘然感觉，接着是万众一心所形成的如醉如痴感觉，有如磁铁一般进一步对群众产生了吸引力。”

赛巴斯蒂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1914-1933回忆录》，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7；右图为德文版

知识分子的表现也没有好多少。在这种威势之下，他们也找到了接受纳粹、让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他们想象自己可以通过加入纳粹来引导它、改变它，使之走向自己希望的方向。不过如果加以仔细的审视，我们会发现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背后，仍然是趋炎附势和见风使舵的心理在里头产生了相当的作用。

对于那些不喜欢纳粹的德国人，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他到处看到的，是生活在表面上仍维持着原样：“至少在纳粹执政的最初几年有一个独特现象，那就是表面上一般人的生活几乎都没有出现变化：电影院、剧场和咖啡屋人满为患，一对对爱侣在花园或舞池翩翩起舞，漫步者神情自若踯躅于街头，年轻人欢天喜地伸长了身子躺在沙滩上……”因此人们就不需要去关注那些悄悄发生的变化（比如某个人士的失踪），不需要让自己的意识苏醒，让良心受到煎熬。他所见到的表象妨碍着他对形势做出正确的估计，也预防了他采取任何行动。这一点很可以解释，在纳粹盛行时为什么几乎看不到任何团体或个人的反抗。

但这一切终究是自欺，政治越来越侵入个人生活，要把它的意志加诸其上。这里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作者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父亲，一位已经退休的公务员，原以为纳粹统治与他不会有什么关系，现在却不得不填写政府寄来的表格，按照它的意愿来表达对政权的效忠，以此换取养老金的继续发放。

而作者自己也同样不能躲开这种困境，只要他还在原来的国家生活。1933年，作者按照原先的人生规划，报名参加了国家中级文官考试，然而这一年的考试突然多出了一项内容，所有候补文官都必须参加官方统一安排的团体生活营，接受军事训练和世界观教育。虽然可以预料到那些教育是什么内容，可是人们会在事前就放弃考试、改变自己人生规划吗？这似乎难以做到。那么，到达营地后，当他们把纳粹的万字臂章发给我，我应该马上公开表态拒绝，然后把它踩在脚下？可是，这只会显得既疯狂又可笑。作者非常明白，“纵使许多受训者私底下的想法与我完全相同，可是假如我做出那个戏剧化的动作，他们只会耸耸肩膀而已”，而同时这意味着我会被送入集中营。所以我的现实选择其实只有一种，戴上臂章，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之身。

对这一时期的这种状态，作者有特别准确、生动的描述：“人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确定，那个世界又多消失了一块、又向下沉沦了一些。大家四下寻觅复寻觅，最后却只能确定那个世界已经踪迹全无。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奇特的演变过程。那就好像一个人踩在脚底下的土壤，正不断被冲刷流失。但更佳的比喻或许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正很有规律地不断被抽走。

1934年1月，柏林，学生向老师行纳粹礼

作者最终离开了德国。那么，他对德国是什么态度呢？作者的自白也非常给人启发。他承认，在情感上他并不“爱”德国，正如他并不怎么“爱”他自己。他说，如果非要说爱某个国家，那也会是法国，即使没有纳粹存在，也是如此。

如果这样，出生的这个国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作者继续说，虽然如此，祖国对自己而言仍然具有独特的地位，并非任何外国能够取代的，因为事实上它已经与我们自身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它，就等于失去了喜爱其他国家的资格，就会失去一切攸关国与国友好互动的先决条件——民族交流、异国间的情谊、彼此了解与学习、相互向对方展现自己的国度。”

就德国来说，它的人道主义和热爱真理，还有它的包容、开放和多元，都是作者喜爱的。然而这个国家又极易染上另一种病症：民族主义狂热，一旦患了这种病，它的前述的好处也都被破坏殆尽。正因为此，作者才沉痛地指出，首先被纳粹占领的国家是德国，而非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纳粹打出‘德国’的名号，借此来占领和践踏德国，这是其终于逐渐被看穿的种种伎俩之一，但这也是其毁灭性工作当中的一环。”

茨威格（1881-1942）目睹他的“精神故乡欧洲”的沉沦而感到绝望，在完成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

读过茨威格《昨日的世界》的读者，大概会忍不住将两本书对比，它们都描述、分析了纳粹初起时的情形，都充满了深刻的洞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在我看来，茨威格的作品固然出色，但它还只是一个与纳粹没有关联的、外部人的观察，而哈夫纳却体现了一种内部的视角，很多变化就在作者自己身上发生。这样的内部视角因为透析了人心而更有一种力量，一如某些醒悟的左派对另类极权主义的反思可能更痛切更有力量一样。

纳粹极权主义在当时还是一件新事物，过去的历史尚不能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帮助我们认识它，作者通过切近的观察和自省而做了堪称典范的分析。作者当时虽是无名之辈，这些个人故事也显得琐碎，但他相信这却触及到权力体制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投影，触及到普通人的内心历程，这对后世而言，可能远比讲述是谁在国会大厦纵火，要来得重要和有意义。作者特别推崇小人物的回忆录，认为它所记录的一切构成了真正的历史，原因正在于此。这部精彩的回忆录可以说恰好为此提供了注脚。

与此同时，这种普通人视角也揭示出某种普遍的人类境遇，即使与读者在时空上相隔如此遥远，也依然可以激发强烈共鸣和复杂情感，在潜移默化之中增进着人们的“嗅觉”。这可以说也是历史写作的一种重要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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